“M型社會”雖仍困擾不少國家，但中產階級崛起，卻無疑是近十年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的重大現象。中產階級不僅推動經濟成長和轉型，更重要的是型塑消費思維，主導輿論取向和議題設定，推動政治和社會權力格局的變革，中產價值遂成為社會主流價值。
如果說在過去，戰爭一代和戰後一代的消費思維，可簡化為“寧願接受差劣一點的素質，也要多省一分錢”，那麼今日中產階級價值當中的消費思維，已經轉變為“寧願多花一分錢，也要享受更為優質的商品或服務”。
消費思維的轉變，只不過是整套價值體系轉變的一部份，在公共領域，則體現為人們對權力機構，包括政府、政黨和政治人物更高標、更嚴格的要求。如果過去的要求，同樣簡化為“政治人物為私利而貪腐是沒辦法的事，最重要的是貪腐之餘能為人民做事”，已經變為“政治人物清廉正直和施政能力都是基本要求，品德和能力皆不能妥協”。
不論是商家或從政者，若沒有看到這種中產價值的轉變，或無法自我調整以適應價值轉變後的新趨勢，那麼他們只好重蹈諾基亞手機的覆轍，沒有做錯甚麼，不知道為甚麼就輸了。
瑞士信貸在大約一週前發佈《2015年全球財富報告》，2015年全球一共有6億6千400萬或14%的成年人口屬於中產階級，而人數增長最多的地方是亞洲。新興國家近年的經濟增長顯著減緩，給全球經濟狀況帶來重擊，但與此同時，亞洲也是全球中產階級擴張最快的地方。
不過，報告也指出，自2008年起，發展中國家中產階級人數的增長和人口數已經無法同步，財產的分配也朝向較富裕的人口階層流動，這兩個的因素的結合，可能會造成中產階級的財富無法累積。也就是說，財富分佈不均的問題自2008年以來實際上是日益惡化，中產階級財富的增長速度明顯不及金字塔頂端富裕階層的增長速度，M型社會問題依舊，而且愈來愈嚴重。
經濟上的困局，以及由此而來的無力感，乃是在政治上尋求改變和突破的強大動機。世界銀行曾在去年發佈《馬來西亞經濟監測：邁向中產階級社會》報告，根據報告的定義，中產階級收入介於2千120令吉至5千900令吉。但是，何謂“中產”，其定義卻不一而足。例如，第11大馬計劃（2016-2020）按收入將人民大體分為上中下3層，其中中層人口佔40%，其家庭月均收入介於3千855到8千135令吉。而根據聯合國的《2013大馬人類發展指數報告》（HDI Report），我國的中產卻僅有約20%。
無論哪一組數據最接近現實情況，中產階級崛起力量所帶來的影響，總是超越任何文件所顯示的純數據資料，他們所驅動的價值轉向更是不可忽視。
近日默迪卡中心發表的民調顯示，人民對以納吉政府的滿意度已跌至23%的新低點，其中馬來人的支持率更僅剩31%。“7億美元匯入私人戶口”和1MDB財務的課題持續纏繞納吉，較後因淨選盟集會、916集會、傳召中國大使風波等課題使國內族群關係一度出現緊繃狀態，但種族主義旗號之所以沒能把大部份馬來人的注意力從1MDB課題轉移至族群課題，中產價值的轉變，就是一個重要因素。
（星洲日報／聊聊無幾‧作者：張以勒‧政治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