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民主时

原题：当我们谈论民主时

在内外困境下，每位公民、每个人都应该思考：“人民如何能掌控并施行公共权力，以避免民主制度变成为反民主正名的假面具。”

“当 我们谈论民主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阿甘本在其文章中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所主导的大众话语中，民主被认为是政府的最佳组织形 式，民主就意味着全民选举、代议制、协商、自由、市场，民主几乎就等于“良善”。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有关民主终将胜利的观点，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 学术体现。这类观点在中国也是大行其道，人们不假思索地将民主视为是“好东西”，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是一种普世价值而予以接受。对于批判理论家来说，这些 民主话语或民主意识形态无疑是流于表面而缺乏反思的。《好民主 坏民主》这本书中的诸位思想家，正是要对这些常识性假定提出挑战。正如齐泽克所言，我们需要潜入到民主意识形态的深渊中去探寻其真正的能指（实际上它最终 不过是空洞的能指）。

民主的无根基性与悖论性

如 果说民主概念有任何本质性含义的话，那么只能是“人民主权”。它是神权和君权在近代社会中相继坍塌之后，被重新确立起来的政治正当性基础。但作为缺乏神灵 启示、君权神授、最终真理等至高根基的人民主权，天生就具有无根基性。柏拉图很早就认为，民主的无根基性或未扎根于真理，说明其一开始就是不正当的。由此 而使民主政治要么是甘当无根基的存在，从而仅限于安全、共同利益及保护人民免受伤害等有限事务；要么，为自己寻找或确立某种根基，也即“充足理由”，从而 使理性或大写的理性（Raison）（神权、国家理性、民族神话等）实施其统治，而这很可能使民主远离其“人民主权”的本质。因此，民主的无根基性使其最 终结果不是陷入无政府状态，就是走向大他者的统治。

《好民主  坏民主》，阿甘本等著，王文菲、沈健文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由 民主本身的无根基性而导致的民主悖论，同样也体现在现代民主制度之中。阿甘本通过追溯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区分了民主的两种 形式或两大层面：公共权利与统治技术，政制与政府，立法权与行政权，或立法—政治合理性与经济—行政合理性，这两方面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或者，更简单 地说，实际上是权利与权力、正当性（legitimacy）与合法性（legality）之间的张力。正是二者的相互交织和相互抵触导致了彼此的边界模糊 性，任何没有注意到此种模糊性的民主讨论都是空谈。在这种模糊性中，后者经常会超越或侵入前者，即经济—行政力量对于人权主权这一公共权利往往具有压倒性 优势，阿甘本认为这是西方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错误。

同样面对民主的无根基性，朗西埃则比阿甘本更为激进。他不但认为民主是无根基 的，也认为政治本身也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不确定性境况下的赌注。“民主并非是政体，而是政治的特定构成成分”，是政治主体得以形成的主体化方式。 最终正当性（ultimate legitimacy）或至高性（superiority）的缺席，使民主注定是一场丑闻（scandal），也即缺乏真理标准下的各说各话和流言蜚语， 是对等级制分配及排斥的不断挑战。

民主狂热与民主幻觉

由于现代社会中的权力与知识关系紧密，民主制的专制本质往往被深深地掩盖了起来。无 论是福柯所坚持的知识即权力，还是拉康所指出的因知识相对于权力的几何级数增长而导致的能指的空洞深渊，都旨在揭示现代民主话语的虚假性。在齐泽克所谓的 后意识形态时代或意识形态斗争时代，“民主狂热”、话语膨胀、符号内爆，也许是对当代民主意识形态的形象概括。民主话语已经脱离了它的实质，而仅仅沦为一 个空洞的徽章或符号，以至于“如今每个人都是民主主义者”。布朗遵从拉康、齐泽克认为，民主作为“空洞的能指”，已经失去了其能指力量（the power of signify），最多不过对于特定的少数人才具有其实质的指涉。

在对民主的批判中，柏拉图和巴迪欧都认为民主及其相应的代议制终将暴露出其专制本质，“一种自诩为‘美好和青春’的统治，实质却是某种具有死亡冲动的专制统治”。民主政治不仅终将走向僭主政治，而且民主世界意味着虚无主义、当下主义、享乐主义、平庸主义。

当 然，人民主权尽管并未得以真正运作，但也并未从此彻底消失。在“民主幻觉”中，始终有一个幽灵在飘荡，那就是“人民主权的幽灵”。托克维尔为了切断民主与 革命的联系而将民主与国家结合在一起（“民主国家”），但是马克思却坚持认为，“在真正的民主中，政治国家会走向消亡。”于是，在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之 下普遍存在着某种“民主之恨”，也即对大众的恐惧，对集体激情宣泄的担忧，对真正民主所可能导致的国家消亡的焦虑。

民主徽章的空洞性或无意 义（democratic nonsignificance）并不意味着它是无用的，它反而具有赋予任何事情以正当性的巨大力量。所有人都打着民主的旗号，所有人都是民主主义者。 “只要冠以‘民主’之名，那么您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被原谅。”于是，很多丑陋和邪恶之事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实施，比如民主作为新兴的世界性宗教，成为西方帝国 发动圣战的神圣基础。

民主的全球化与殖民化

民主作为徽章，是西方人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徽 章，“民主主义者只专情于他们的同类”。该书中提及的爱尔兰公投、捷克公投、海地事件、全球阶层的流动等等事例，无不说明了民主最多仅限于某国范围（尽管 每个民主政体内的实质并非是民主）。“民主主义者的‘世界’根本不是‘所有人’的世界。作为徽章和‘壁垒守卫者’的民主，自以为是地在其微不足道的世界里 运行着，集结在保守的寡头政治的旗帜之下；其全部职责——通常是好战的——仅是在所谓‘世界’的名义之下，受动物性的本能驱使去维护它的领地。”于是，民 主制不仅存在着托克维尔所谓的“多数的暴政”的危险，并被许多批判理论家直接指认其实质就是寡头制；而且它还以民主之神的名义不断出售自由或干脆发动圣 战，这实际上是“来源于人民自身的法西斯主义”，是民主人对非民主人的法西斯主义。作为非民主人或非民主政体中的人，最后只能诉诸于齐泽克所谓的“神圣暴 力”来予以反击。

民 主成为民主国家的殖民策略，是历史性地形成的。布朗如此总结了民主制的内外交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一方面在于并不渴求自由主义民主的人民，另一方面是 我们所不愿见的‘自由’的人民，他们把民主导向神权统治、帝国主义统治、充满恐惧或仇恨的种族制度、封闭的共同体、依据族裔或移民身份划分的社会阶层、极 具挑衅意味的新自由主义后殖民政治格局，或者声称绕开民主进程与民主体制即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专家政治……于是，上述两种可能性各自都有自己的形式—— 人们专注于眼前的利益而罔顾地球的可持续发展，人们专注于所谓的安全却无意追求和平；他们不愿为集体牺牲自己的快乐，也不愿放弃自己对集体繁荣的憎恨。” 在这种内外困境下，每位公民、每个人都应该思考：“人民如何能掌控并施行公共权力，以避免民主制度变成为反民主正名的假面具。”这也是所有民主人和非民主 人、民主政权与非民主政权需要面对和应对的紧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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