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8/15
作者/来源：刘晓鹏 苹果日报 http://www.appledaily.com.tw 新加坡文献馆
最近因课纲事件，日本是否残暴成为话题。残暴是道德判断，其价值很容易随政治环境改变，因此很难要求现代学生如何回顾历史。台湾有许多政学界人士都习于参考新加坡经验，故以新加坡的日治时期比较之。
新加坡今年8月9日大规模庆祝50周年国庆，但该国在1984年已庆祝过建国（nation-building）25周年。这里出现两个建国年代，前者是1965年，后者是1959年。今年与1984年都是大选年，星政府政治目的毋须多言，只是一个国家有两个生日可以拿来营造民族气氛，就有必要解释其意义。
1965年的建国，是依李光耀操作与马来西亚分离，意义远不如1959年深重。二战后东南亚民族主义风潮盛，使殖民政权逐步妥协。1955年新加坡先取得自治，赢得议会选举的「劳工阵线」迫使英国进一步退让，同意于1959年成立自治邦。这个自治邦除了国防与外交仍留给英国，不但有完全普选产生的议会，有总理与内阁当行政机关，也有自己的元首。
1959年的自治邦是反殖潮的结果，而这股潮流的最关键的力量就来自日本。二战时日本在东南亚摧枯拉朽之势，非仅依残暴手段。日人以反殖意识形态催动东南亚的民族主义，几乎各地都有支持者。以新加坡而言，虽然到处都是杀戮与慰安妇，但这无法阻挡建国元勳如吴庆瑞服务于日本的战争税务部门、李光耀服务于日军报道部，而前总统纳丹不但在日军警察部门工作，不久前出版的回忆录中仍十分回味当年与日本军官的交情，并称在其中逐渐滋生民族主义。
道德语言无说服力
和东南亚许多地方一般，部分亲日力量在战后变为反殖反帝的民族主义。为日军服务的李光耀也和抗日的马来亚共产党结合，汇为反殖的左派力量，在1959年把为独立努力不懈的「劳工阵线」斗成右派，进而取得新加坡自治邦政权。至于李光耀后来如何背叛左派回归右派，让新加坡在1965年再建国一次，不在本文讨论范围，谨引其名言：「三年零六个月的日治时期让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大学所教的来得多……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有机会把人的行为、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动机和冲动看得一清二楚。没有这段经历，我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作用。」
日本败战七十周年，在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一点声音也没有，可见对日本是否残暴的记忆，并非各地都相同。此外，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两岸携手合作的第一件事就是郝柏村、马英九、习近平同声悼念替日军服务的李光耀，更可以看出随政治利益改变，日本会展现不同的形象，即使对那些最反日的人也是一样。
日本军国主义对新加坡的影响，比较多是对其从殖民地到治国建国上的指引，缺乏主权或民族受辱的感觉。而两岸一些政治人物对新加坡的吹捧，除了肯定日本的深远影响，也让自己的反日行为变得讽刺。因此，新加坡经验显示，要在课纲上说服学生，应先考量台湾从殖民地到主权国家的思想变迁。主事者尽量少用道德语言，才会更有说服力。
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