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力 · 2015-07-28 · 来源：宣讲家
毛泽东决策的抗美援朝，不仅援助了朝鲜人民，而且遏制住了美国在远东侵略扩张的势头，打出了国威、军威，捍卫了自己国家的独立、主权与尊严，同时也维护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11月25日，志愿军第40军主力向价川新兴洞、苏民洞地区之美军第2师发起进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中国人民把注意力转向恢复国民经济方面。毛泽东在1950年6月6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任务。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内战，美国乘机出兵进行武装干涉，并把战火一直烧到鸭绿江边，同时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直接侵犯中国主权，对中国构成了现实的巨大威胁。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决策层反复讨论，作出了派遣志愿军赴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与美军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这一壮举不仅反映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敌的气概，而且也是中国领导人统揽全局后作出的正确抉择。
一、美军摆在鸭绿江边和台湾海峡后患无穷，抗美援朝势在必行
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没有做出“接受国际义务”的诺言为借口，拒不承认新中国，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限制对中国的战略物资出口。这些敌对行为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极大愤怒。中国的政策是针锋相对：“只要一天他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1]这样，中美关系无可挽回地恶化了。
1950年在东北亚爆发的朝鲜战争对于已陷入僵局的中美关系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它所产生的影响既深且巨。朝鲜战争不仅造成了中美两国的巨大伤亡，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台湾问题复杂化，由此发展成中美关系中的巨大障碍。这就引发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问，冷战后苏联解密档案资料显示，朝鲜战争是金日成开的第一枪，美国干预，中国应不应当抗美援朝?还有人质疑，中国抗美援朝不仅造成巨大伤亡，而且影响了台湾问题解决，形成中美关系中的巨大障碍，是否得不偿失?
历史的事实是，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时，美苏两国商定在朝鲜国土上以北纬38度线为临时分界线，分别接受日军的投降。美军和苏军分别进驻南、北半部。这本应是暂时的现象，因为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有关规定，朝鲜在战后应获得“自由独立”。可是，不幸的是，美国在南半部实行军事统治期间，于1948年5月进行所谓“在联合国监督下的选举”，组成“国民议会”，通过“宪法”，并于8月15日，成立了“大韩民国”。美军于1949年6月撤出。朝鲜半岛北半部于1946年2月成立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1948年9月召开第一届最高人民会议，通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9月9日，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年12月，苏军撤出朝鲜。这时，朝鲜已被人为地分成两部分，出现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形成了相互对峙的局面。当时朝鲜南北双方都在磨刀霍霍，试图武力统一。由此，军事磨擦不断，冲突愈演愈烈，终于在1950年6月25日酝成一场全面内战，这是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朝鲜战争爆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论是南北双方谁先动手，都纯粹是朝鲜人如何实现民族统一的内部争端，不应由别国插手。美国却认为，这是由苏联人策划的共产党人在全世界进攻的信号，“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如果南朝鲜政权被推翻，苏联“将把亚洲一块块地吃掉”，并继续吃掉中东和欧洲，从而可能引发世界大战;如果南朝鲜军队顶不住，美国就必须进行干预。美国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2]
在这种思维作用下，美国借题发挥，杜鲁门总统于1950年6月25日当晚即在内部下达命令，27日又发表声明，命令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出动海军、空军对朝鲜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而且命令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同日，美国还趁苏联代表缺席、中国席位仍被蒋介石集团占据之机，操纵联合国通过武装干涉朝鲜内政的决议，要求联合国各成员国“向大韩民国供应为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该地区国际和平安全所必须的援助”。[3]
随后，杜鲁门下令美军地面部队进入朝鲜。7月1日，美军先头部队进入朝鲜作战。7月7日，美国继续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由美国指挥的“统一司令部”，使用联合国旗号，组织“联合国军”进入朝鲜半岛作战。美国还宣布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恢复殖民统治的战争和增加驻菲律宾的美军。
这美国就从朝鲜、台湾海峡、印度支那三个战略方向，形成对中国的向心迂回进逼之势，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
美国出兵干涉朝鲜内战本来已是输理，又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同时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更是欺人太甚。如果当时中国服软，让美军驻在鸭绿江边，让第七舰队摆在台湾海峡，后患无穷。这才是中共中央下决心出兵抗美援朝的真正原因。
1950年10月1日，朝鲜特使朴宪永携金日成的求援信到了北京，斯大林请中国出兵的电报也经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交毛泽东。毛泽东对朝鲜的局势十分担忧，经过整夜的思考，他下决心出兵援救朝鲜。10月2日，毛泽东拟就了致斯大林的长电报，以通报中国决定出兵入朝鲜作战的情况，并详尽分析了中国出兵后可能出现的局势，以及敌我双方的装备情况和中国志愿军将采取的作战方针。
电文指出：“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但是，毛泽东拟就的这份重要的电报并没有发出去。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共高层对出兵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只好把这份电报搁置下来。
10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出兵援助朝鲜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高岗、聂荣臻等。毛泽东向与会者说明了朝鲜形势的严重情况，提出出兵的意见。由于出兵的风险很大，会上出现多数同志不同意出兵的意见。会议决定4日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一问题。会后，毛泽东让周恩来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开会。
由于书记处扩大会议对出兵尚有相当顾虑，为了答复斯大林，毛泽东会见苏联大使罗申，并由罗申转述了中方的初步意见：“我们原计划当敌人前进到三八线的时候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为朝鲜同志提供帮助。然而，经过全面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可能会承担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一，派几个师的兵力解决朝鲜问题非常困难(我们的部队装备很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取得军事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后退。第二，这样做很可能会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其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了。”因此，“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当然，不派车队援助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之中的朝鲜同志也是很不利的，我们自己也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派去几个师，敌人又迫使后退，同时还导致美国与中国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和平恢复计划就会遭到彻底毁灭，这会引起国内很多人的不满(人民受到的战争创伤还没有恢复，我们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耐心一些，不派出军队，同时积极准备我们的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毛泽东特别表示：“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要出席。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4]
这时，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出兵的打算，他需要时间，进一步征求各方意见，并争取党内在这一批关全局的问题上达到共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方面为援救朝鲜进行紧急磋商，另一方面仍在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作最后的努力，以尽量避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参战。为了能够在最后关头向美国发出明确无误的信息，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出面从外交途径向美国再次提出警告。
1950年10月3日凌晨一时，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印度通过英国转告美国：“第一，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以扩大战争，我们要管，这是美国政府造成的严重情况。第二，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和平解决，不但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而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办法。”[5]
当天下午，印度外长巴杰帕伊就将周恩来的谈话转达英国方面，并强调说他相信这是中国的“最后决定”，美军过三八线，就意味着朝鲜冲突的扩大。[6]
当天晚上，美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从英国方面收到了潘尼迦传递的信息，但对此并未引起真正的重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这仅仅是个“警告”而已，并非表示“国家政策的官方声明”。[7]美国总统杜鲁门也认为中国出兵入朝的这种“可能性很小”，“不足为患”，这场战争已经“赢定了”。
10月4日，美国通过驻印度大使转达美国政府的回应，一方面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冲突，不会危及中国的安全，另一方面又露出杀机，要中国不要低估美国全力支持太平洋地区国际和平的决心。美国人以为，有了上述表示，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向三八线以北挺进了。但是他们显然低估了中国方面的决心和力量，打错了算盘，由此导致中美两军在鸭绿江迎头相撞，使美国遭遇到 “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
1950年10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出兵朝鲜问题。与会同志的态度十分慎重，反复斟酌，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充分发表各种意见，其中包括相当一些同志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的意见。
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长期战争造成的创伤远未恢复，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没有解决。财政经济状况十分困难。而且国内尚有一些边远地区和沿海岛屿未获解放。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还未肃清;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尚未完成，新建政权还不巩固;另外在军事方面，中国军队装备相当落后，训练也不充分，而面对的对手却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武器最精良的美国。因此，平心而论，出兵援助朝鲜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列举了国内的种种困难状况，认为出兵之事还是应谨慎考虑。
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军方重要人物彭德怀应召，从西安赶来参加会议，但由于他没有思想准备，未在当天的会上发表意见。与会多数同志谈了出兵的困难。毛泽东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沉重地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的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8]这番话对彭德怀震动很大，会后，当毛泽东第一次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承认：“苏联完全洗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的。”[9]当天夜里.他几乎彻夜未眠，把毛泽东讲的话，反复思考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处于危急时刻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彭德怀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决策.而且是迫不急待的。彭德怀想通了，决定拥护毛泽东出兵的决策。[10]
10月5日上午，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将彭德怀接到中南海自己的办公室，与彭进行了一次深谈。彭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决策。关于由谁挂帅的问题，原来毛泽东曾考虑派粟裕同志，但粟裕确实有病在青岛休养。后来朝鲜战局日趋严重，已不是派几个军就能奏效的问题，这样中央常委又考虑派林彪挂帅，但林彪表示，他身体虚弱多病不能去。鉴于这种情况，经过反复思考，毛泽东提出由彭德怀挂帅出征。当毛泽东把出兵挂帅重任交给彭时。彭德怀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11]
同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继续讨论是否出兵的问题，仍然有意见分歧。这时，彭德怀发言，讲出了几句很有份量的话，大意是：“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12]彭德怀在会上的坚定态度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东接着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指出：我们国内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今天老彭的发言是一针见血，很有说服力。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犹豫退缩、担心害怕都没有用，这些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刻出兵朝鲜。关于由谁挂帅的问题，既然林彪说他有病要前往苏联养病。我提议彭德怀同志率志愿军入朝，协助朝鲜人民军抗击敌人。至于志愿军入朝具体部署和细节，会后我们再和彭德怀同志研究。[13]
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会后，毛泽东留下彭德怀、高岗和周恩来一起研究入朝作战方案。出兵朝鲜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正如聂荣臻所说，毛泽东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不是毛泽东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14]
由于朝鲜的形势已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10月8日，中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以特急电报的形式发布如下六项命令：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15]
为了向社会各界说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必要性，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十八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强调指出：面对美国的军事进逼，我们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是不行的，因为“消极防御也要花许多钱，例如改装一个飞机场就要1亿斤小米，东北修8个、关内修3个，就要10亿多斤小米，飞机场外还有许多设施，所费甚大。再有工厂搬家，许多工业无法按计划生产下去。军事上，除装备之外，还有兵力问题，鸭绿江1000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去怎么能安心生产建设?”[16]可以说，在当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唯一正确的抉择。
对于毛泽东出兵援朝的战略决策，彭德怀曾作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17]
二、跨过鸭绿江，把美军赶过“三八线”，这是中国的底线
这时，朝鲜战局继续恶化。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于1950年10月初越过三八线后，继续北犯。10月12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情报说：“没有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中共确有意图寻求在朝鲜的全面干涉。”[18]在这种情况下，13日，美英军队占领金川，18日美军占领平壤。
美国因此误判形势，认为大局已定，这场战争已近尾声。10月1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同美军统帅麦克阿瑟会谈后，充满自信地发表广播讲话称：朝鲜共产党进行有效抵抗的力量不久就要结束了。这时美国方面显然没有料到中国会出兵朝鲜，他们错误地认为，新中国刚刚建立，自顾不暇，而且国力、军力很弱，根本不能与实力强大的美国相匹敌，所以不敢出兵应战。因此，麦克阿瑟很有把握地声称，要在“感恩节”(即11月23日)前结束战争。
不过，美国人高兴得太早了一点，他们作梦也没想到，正当美国和李承晚的军队越过平壤、元山一线，自以为已进入军事上的空白地，而肆无忌惮地分兵冒进之际，在安东随时准备出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已收到了毛泽东关于入朝作战的正式命令。
为达到出敌不意的目的，毛泽东在10月18日致邓华等人的电报中特意强调：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日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俭查。[19]10月19日，毛泽东又致电各中央局负责人，指示志愿军出动“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仅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此事，以便在工作布置上有所准备，此点请各中央局加以注意。”[20]
这样，中国人民志愿军4个军和3个炮兵师1个高射炮乓团，约25万人，采取夜行昼伏，严密伪装，封锁消息，控制电报通讯等一系列保密措施，从10月19日晚开始，身着没有帽徽、胸章和任何中文标志的军装，分东、中、西三路从辑安、长甸口、安东三个方向秘密渡过鸭绿江，向预定作战地区开进。
这时，毛泽东决定利用志愿军朝作战的突然性和隐蔽性，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他看出美军在战略上犯了大错，即“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他认为：“此次是歼灭伪军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21]过了一个小时，毛泽东又电告邓华等：“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22]
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毛泽东于10月23日，电令邓华等第十三兵团领导人迅速与彭德怀会合，在彭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并嘱“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即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23]
1950年10月25日上午，秘密入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军一个团利用美国和李承晚军队麻痹大意，分兵冒进之机，出其不意地在楚山向李承晚军第6师第2团之先头第3营及一个炮兵中队发起猛烈攻击，将其全部歼灭，由此打响了抗美援朝的第一仗。后来这一天就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紧接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利用朝鲜山地有利地形，继续对分兵冒进之敌，实行迂回突袭，分割包围。经过13昼夜的激战，共歼敌1.5万余人，接连收复楚山、熙川、云山等地，将已进至鸭绿江、图门江一线的敌人逼退至清川江以南，初步稳住了朝鲜战局。特别是云山一役，志愿军以劣势装备将美国“王牌军”第一骑兵师一个团大部围歼，同时阻击部队又在云山以南击溃该师的另一个团，极大地鼓舞了中朝军队的士气。至此，第一战役取得圆满战果。
美国不甘心失败，于11月24日发动“结束战争的总攻势”，力图“在圣诞节前占领全朝鲜”。这时在朝鲜的志愿军总数已达45万人，其中作战部队达38万人。为打退美军的反扑，并利用美军恃强骄傲的心理，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定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方针，部署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于11月25日至12月24日打响第二次战役，成功运用“诱敌深入、包抄围歼”的战术，一个月内共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打得敌人溃不成军，一路狂奔退至三八线以南。朝鲜战局发生有利于中朝的重大改变，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但在此次战役开始之际的11月25日上午，三架美军轰炸机飞至位于大榆洞的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几十枚凝固汽油弹，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正在作战室，当场壮烈牺牲。
志愿军入朝作战伊始，即取得连续的胜利，对国际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世界人民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写到：“自我志愿军入朝，取得了两个战役的胜利以来，我国的地位提高了，说话响亮了，民主阵营的声势也增加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阵营则日呈分崩离析之势。无论在美国内部，美英之间，英国内部，英法之间，其他国家与美英之间，其矛盾都增加了，裂痕扩大了。”[24]这时，美国想要一举毁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梦想已化作泡影。
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5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紧密配合，连续同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台国军进行了五次战役的较量，共歼敌23万余人，其中包括美军8.8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但志愿军也受到较大消耗，战争逐渐进入胶着状态，转入相持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停战谈判的可能性出现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制定了边打边谈的方针，与美国进行艰难的停战谈判，经过二年多“打谈交织”的复杂斗争，最后终于使朝鲜半岛欢迎来和平的曙光。
三、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抗美援朝的战略意义与深远影响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并于下午10时起生效。双方首席代表南日和哈里逊在一份朝、中、英三种文字的停战协定文本上签字。接着，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分别在平壤和开城签字。
后来，美国上将克拉克在回忆录中，无可奈何地写道：“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25]彭德怀则认为：“先例既开，来日方长”。[26]
从1953年7月27日晚十时起，朝鲜全线的一切战斗行动完全停止。至此，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经过三年零一个月朝鲜战争的生死较量，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牺牲，支援了朝鲜人民，粉碎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中朝军队共毙、伤、俘敌109万余人，其中美军39万余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毙、伤、俘敌71万余人，自身作战减员36.6万余人。美国开支战争费用40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中国开支战费62.5亿元人民币，消耗作战物资560万吨。[27]
资料来源：韩怀智、谭旌樵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577页。
毛泽东对朝鲜停战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1953年9月2日，他在一封电报中指出：“最近，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显然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新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这一新的重大的成就业已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开始和缓。[28]
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对抗美援朝作了全面的总结：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门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29]
实践证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制定的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体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又是将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和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的思想辩证地有机统一起来的成功典范。经过这场打、谈交织的重大较量，中朝人民粉碎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
几年以后，毛泽东在谈到这场战争时，仍然充满豪情地说道：“朝鲜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八百门炮，中国志愿军三个师才有五十多门炮。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后来，美国人集中了力量反攻，我们和金日成同志退到三八线相持，构筑阵地。一打，整个朝鲜战争差不多打了三年。美国的飞机像黄蜂一样，我们在第一线一架飞机也没有。双方同意讲和。在什么地点?他们说在一条丹麦的船上。我们说在开城，在我们的地方。他们说：好。因为在我们的地方，他们每天开会得打着白旗子来，开完会打着白旗子回去。后来，他们感到不好意思了——天天打白旗子。改一个地方吧，改到双方战线的中间，地名叫板门店。我们说也可以。但是又谈了年把，美国总是不甘心签字。拖。最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了二十一公里的防线，美国人吓倒了，马上签字。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30]
毛泽东决策的抗美援朝，不仅援助了朝鲜人民，而且遏制住了美国在远东侵略扩张的势头，打出了国威、军威，捍卫了自己国家的独立、主权与尊严，同时也维护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从此，毛泽东领导的人民中国确立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无论朋友还是敌人，也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不能不对这个新兴的东方大国刮目相看。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5页。
[2]《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95页。
[3]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
[4]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f45，ol,d334，lll05—106，转引自沈志华：《中苏同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
[5]《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6]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页。
[7] (美)马丁：《抉择与分歧》(中译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05页。
[8]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8页。
[9]王亚志：《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前后的一些情况》，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
[10]《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8页。
[11] 访问杨尚昆谈话记录，1995年10月16日;转引自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1页。
[12]《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8页。
[13]李健编：《新中国六次反侵略战争实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15]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 143页。
[16]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
[17]彭德怀在审查《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初稿时的谈话，1957年5月15日;转引自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18] FRUS，1950，Vol.7,pp.664,933-934.
[1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68页。
[2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页。
[21] 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1950年10月21日，转引自李捷：《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
[22]毛泽东致邓华等电，1950年10月21日;转引自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23]毛泽东致邓华等电，1950年10月23日;转引自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24]杨尚昆日记，1951年1月1日，转引自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25] 转引自《当代中国丛书.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9页。
[26]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页。
[27]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61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46-547页。
[2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355页。
[30]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294页。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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