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视野 时间：2015-06-05
西班牙《起义报》2015年4月21日文章，题为《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单极世界造成世界新乱局》，作者塔里克·阿里是巴基斯坦电影导演和作家，他的新书名为《极端的中心:一个警告》，本文原载《伦敦书评杂志》，环球视野网译者魏文编译如下：
三 十年前冷战结束和南美洲独裁政权解体时，许多人希望终于能实现老布什和撒切尔承诺的有名的“和平的红利”。可是没有运气。我们所经历的是不断的战争、起 义、不容忍和所有类型的原教旨主义，宗教的、部族的和帝国主义的战争。西方监控网络的曝光令人越发感到民主机构没有发挥它们应有的职能。不论我们是否喜欢，我们面对的是民主本身的衰落。
这 种衰落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于原苏联的解体，在俄罗斯、中亚和和东欧的多数国家共产党过去的官僚掌握了政权，他们缺乏眼光，其中很多人迅速变成亿 万富翁。这些占有世界上最贵的某些财产包括在伦敦的一些财产的寡头当时他们可能是共产党的成员，但也是一些机会主义者，没有做出别的承诺，只是掌握政权和 塞满自己的口袋。他们留下的真空是政党制度的停滞，在世界的不同地区被不同的事情填满，其中有宗教，不只是伊斯兰。统计数字表明在西方世界宗教信仰急剧增 加；只需要关注法国和德国，我们会看到一个拥有空前权力的全球帝国的高涨。美国是控制世界政治的无可争议的军事强国，甚至是被它当作敌人的国家的政治。
如 果我们将最近对普京的妖魔化与叶利钦犯下的非常令人震惊的暴行—比如格罗斯尼市被完全破坏–的时期受到的待遇相比较的话，我们会看到正在博弈的并不是原 则，而是世界统治权力的利益。过去从来没有存在一个类似的帝国，也不可能再次有一个同样的帝国。近年来在美国由于在西海岸出现了信息产业的革命（技术和信 息的革命），出现了更明显的经济发展。但是，尽管有这些资本主义技术的进展，美国的政治结构最近一个半世纪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也许它做到对军事、经济甚至 文化的控制—-它的软实力统治着世界—-但是在其内部仍然没有出现政治变化的信号。这种矛盾可能保持下去吗？
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关于美国帝 国衰落的辩论。存在大量的读物分析这个问题，认为美国的衰落已经开始，而且是不可逆转的。美国帝国有过困难。哪个帝国没有过困难呢？在六十、七十和八十年 代事情是复杂的：很多人认为美国1975年在越南遭到的失败是决定性的。但事情不是这样，从那时以来美国没有再遭到另一次类似的失败。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 这个帝国在全球范围内如何运作，就很难提出一整套打击和阻止这个帝国的战略，如同已去世的现实主义的理论家查莫斯·约翰逊、约翰·米尔斯海默所要求的那 样，很难实现让美国解散它的基地，离开它干涉的国家，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威胁到这个国家时它才采取行动。美国的许多现实主义者认为必须撤出这些基地，但是从 软弱的立场去做，他们认为那些并非是不可倒转的失利。只有很少的失利帝国不能恢复过来。某些关于它软弱的根据是简单化的，比如所有存在过的帝国最终都倒台 了。当然这是确实的，但是存在着这些停滞的原因，在这个时候美国继续不可动摇：它在全世界行使自己的软实力，包括在它的经济对手的封地；它的硬实力仍占统 治地位，这有助于它占领那些被认为是敌对的国家；它的意识形态的实力在欧洲和欧洲以外继续是压倒性的。
但是，在南美洲半个大陆的范围内遇到 不顺利，这些不顺利更多是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不是经济的。在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左派政党连续取得的胜利表明在资本主义内部可能存在一种选择。 但是，这些政府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挑战资本主义，对最近在欧洲出现的激进政党来说也是同样情况。不论是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还是西班牙的“我们能够”组织都 不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威胁；尽管它们提出的改革比1945年以后在英国艾德里实施的政策更好。同样，南美洲的进步政党将本质上是社会民主党的计划与广 泛的社会动员相结合。
现在社会民主党式的改革对于全球的资本强加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变得不可容忍。如果像掌权的人那样含蓄地去做，他们的 论据必须有一个不允许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结构，于是我们生活在危险的时期。将恐怖主义变成一种相当于过去的“共产主义威胁”那样的威胁结果是古怪 的。使用“恐怖主义”这个词本身，在国会通过法律草案是为了阻止人们说出他们想说的事情，对邀请在大学做报告的的客人事先进行检查，以前准许他们入境的想 法是必须知道外国的报告人将会说些什么：这似乎是不重要的事情，但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象征。轻率地接受这一切让人吃惊。如果说他对我们说变化是不可能 的，唯一可以接受的制度是现行的制度，于是我们就会有问题。从长期来说这不会被接受。如果阻止别人说话、思考或进行政治的选择，留下放弃遗忘的事情，这不 会是马克思的工作。卡尔·波兰尼是最有特性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他将遭到同样的命运。
我们看到一种统治的方式，我称为极端中心的统治，现在 统治着欧洲大部分地区，包括左翼的、中左的、中右的和右翼的政府。选民的整个阶层特别是青年注意到现存的政党，感到投票不会改变任何东西。极端中心让战争 不受约束，不论是自己出钱，或是以美国的名义进行；它支持紧缩措施；为了战胜恐怖主义维护绝对必要的监控：如果一个人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变成了恐怖分 子。恐怖分子为什么这样行动？他们神魂颠倒了吗？这与他们的宗教更深刻的东西有某种关系吗？提出这些问题是适得其反和没有用的。如果你问美国帝国的政策或 英国或法国的对外政策是以某种方式不负责任，你会受到攻击。当然，新闻和安全服务机构知道人们变疯的原因—是疯狂的一种方式—不在宗教，而是在于他们看到 的事情。侯赛因·奥萨马是2005年7月21日袭击伦敦地铁失败后被判刑的人之一，一个星期以后他在罗马被捕。他在回答意大利的审问人员时说，“我们更多 地讨论工作、政治、在伊拉克的战争。而不是祈祷，我们总是收到在伊拉克新的战争电影，在影片里可以看到伊拉克的妇女和儿童被美国和英国士兵杀害”。艾利 萨·曼尼汉—布莱尔作为M15的负责人2007年揭露：“我们在伊拉克的参与是想实现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使整个一代年轻人激进化”。
在 2003年的战争之前，在萨达姆和他的前任独裁专制之下，伊拉克的教育水平在中东是最高的。当你指出这一点时，会被指控是一名是萨达姆的赞颂者，但是在 80年代巴格达大学的教师比2009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还多；为了方便妇女在中学和大学教书有幼儿园。在巴格达和摩苏尔—现在被“伊斯兰国”占领—有几个 世纪历史的图书馆。摩苏尔图书馆在18世纪就运行，书库里藏有古希腊的手抄本。我们知道巴格达图书馆在占领后被抢劫，现在在摩苏尔图书馆发生同样的事情， 这并不令人吃惊，数万本书和手抄本被破坏了。
在伊拉克发生的一切是这场破坏性的战争大规模屠杀的结果。死亡的人数继续不清楚，因为“志愿的 联军”不统计他们占领的国家平民的死者人数。有人估计有100多万伊拉克人特别是平民被杀害。占领军安置的傀儡政府2006年以间接的方式确认这些数字， 当时正式承认在伊拉克有500万孤儿。占领伊拉克是现代历史上最具有破坏性的行动之一。尽管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轰炸，日本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仍然保持； 尽管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打败，但他们的军事机构情报、警察和司法结构大部分仍和过去一样，因为在门口已经存在另外的敌人：“共产主义”。 但是伊拉克受到的对待是以前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在占领结束多年以后，伊拉克的社会基础设施继续不起作用，已经被破坏。国家被非现代化。西方破坏了伊拉克 的教育和医疗制度，将权力交给什叶派牧师的政党，国家立即陷入复仇的血腥杀戮。数百名大学教授被杀害。如果这不是混乱，那是什么呢？
关于阿 富汗的情况，所有的人都知道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所说的使这个国家“现代化”的意图背后是什么东西。劳拉·布什说这是一场“争取妇女解放的战争”。如果是这 样，那可能是历史上的第一场这类战争。现在我们知道现实是什么样的：一场粗暴的复仇战争失败了，因为占领加强了那些追求破坏的人。战争不仅破坏了阿富汗和 它拥有的基础设施，而且也使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不稳定，现在它是一个很危险的国家。
这两场战争没有对任何人做好事，但是做到分裂了阿拉伯 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不管这是否是它的意图。美国将权力交给什叶派牧师的政党的决定加深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裂。巴格达是一个人口混居的城市，在这个国家逊 尼派和什叶派成员之间婚姻是常见的，那里发生了部族的清洗。从美国人的行动看来，好像逊尼派是萨姆的支持者，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萨达姆统治下被残暴地送 进监狱。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分裂使民族主义停滞。现在的斗争与美国在每次冲突中支持的团伙有关：在伊拉克美国支持什叶派。
（美国）将伊朗妖魔 化是非常不公正的，因为没有伊朗人沉默的支持美国人不可能占领伊拉克。伊拉克对占领的抵抗没有破裂，直到伊朗人对什叶派的领导人穆塔达·阿萨德尔说它曾经 与反对政权的逊尼派反对派合作，现在已放弃了。阿萨德尔被转移到德黑兰，在那里给了他一年的“假期”。没有伊朗的支持，不论是在伊拉克或是阿富汗，美国要 保持它的占领结果会是很困难的。所有这一切得到的“酬谢”是（美国的）制裁，伊朗越来越被妖魔化和实行双重标准：以色列可以拥有核武器，伊朗不能拥有。现 在中东是一场全面的灾难：最重要的中央权力是以色列，并且正在扩张；巴勒斯坦人被打败，在很长时期将继续是这样；所有主要的阿拉伯国家都受到破坏，首先是 伊拉克，现在是叙利亚；埃及由一个残暴的军事独裁掌权，正在拷打和杀害，如同所谓“阿拉伯的春天”从来没有发生过：事实上对军事领导人来说它从来没有发生 过。
至于以色列，得到美国盲目的支持是一部陈旧的历史。今天对它进行质疑意味着被贴上反犹太主义的标签。这项战略的危险是，如果你对只是通 过电影了解大屠杀的一代人说攻击以色列是反犹太主义，那么回答将是什么呢？年轻人将会说，“如果你愿意，你就叫我们反犹太主义者”。“如果这意味着反对你 的意见，我们就是这样”。这样毫无用处。结果是认为以色列的某个政府将同意巴勒斯坦人建国，这是不可思议的。正如已故的爱德华·赛德提醒我们的，奥斯陆协 议是一个巴基斯坦人的凡尔赛条约，实际上那是更糟糕的东西。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中东解体在继续。我们不可能知道伊拉克是否会分成三个 国家，或叙利亚分成两个或三个国家。但是我们不会感到惊奇的是本地区所有的国家除了埃及（对解体来说它太大了）结果将会变成卡塔尔形式或其他海湾国家形式 的班图斯坦国或公国，一方面由沙特阿拉伯人资助和维持，另一方面由伊朗人资助和维持。
由“阿拉伯的春天”激起的所有希望已经沉沦，重要的是 理解其原因。参与其中的许多人没有看到—在很大程度上是世代的原因—为了实现他们希望的结果需要某种类型的政治运动。参加埃及抗议的穆斯林兄弟会最后掌权 并不令人惊奇：它是在埃及存在唯一现实的政党。但是后来穆斯林兄弟会像穆巴拉克一样与军队博弈—向安全力量提出交易，向以色列提出交易—人们开始问他们在 台上有什么用处。陆军得到支持，粉碎了穆斯林兄弟会。所有这一切在中东使整个一代人士气低落。
欧洲的形势怎么样？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欧盟没有一个国家拥有真正的主权。在冷战结束和统一以后，德国已经变成欧洲最强有力和战略上最重要的国家，但是它仍然没有完整的主权：在许多层次上由美国继续统治着，特别是在有关武装部队的事情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变成了一个附庸国家。最后几届英国首相的表现好像英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他们是拒绝向越南派兵的罗哈德·威尔逊首相和阻止英国的基地被用来轰炸中东的爱德华·希思首相（1970—1974）。
从 那时以来，英国所做的总是美国命令它做的事情，甚至在英国机构一个重要部分反对这样做。在英国外交部伊拉克战争期间存在明显的愤怒的表现，因为那些人认为 英国没有任何卷入伊拉克战争的必要。2003年当战争正在进行时，我被邀请在大马士革做报告；在那里我接到英国使馆的一个电话，请我去吃饭。我觉得这是少 见的。到达时英国大使欢迎我，对我说了：“我只是想让你安心，除了吃饭我们将谈政治”。“塔里克·阿里，我读了在《卫报》上你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托尼· 布莱尔因为战争罪应当被要求送上国际刑事法院。你能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吗？”面对叙利亚客人的茫然，我解释了十分钟。最后大使对我说：“我完全同意，我不知 道其他人怎么看”。当客人走了以后，我对他说：“你很勇敢”。出席宴会的M16的人说，“是的，可能允许他这样做，因为他将在12月份退休”。但是，非常 相似的情况发生在英国驻维也纳使馆，我在大使的客厅做了一个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报告。这些人不是傻瓜，他们完全知道正在做的事情。他们因为被凌辱而这样 行动，感到尽管美国人曾经说过没有英国也能够维持下去，英国政府仍决定以所有的方式卷入伊拉克战争。
德国人知道他们没有主权，但是当你指出 这一点时，他们耸耸肩膀。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此不高兴，他们太多地记住自己的过去，这种想法几乎从一开始就在准备战争：一个荒谬的想法，某些应当是更加明智 的人再次表示要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周年。但是在政治、意识形态、军事甚至是在经济上欧盟确实是在全球帝国的手里。当欧洲的精英们向希腊提出那个令人遗憾 的资金数目时，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必须干涉，对欧盟说将拯救的资金增加到5000亿欧元。欧洲的精英们犹豫了，但是最后他们做了美国人想做 的事情。所有的前景从它们开始提出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独立于其他强国的大陆的想法，继续走自己的路，在冷战结束时这些前景都消失了。正是当似乎欧洲可能实 现这个目标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忠实于银行家们的大陆，成为金钱的欧洲，一个没有社会的前景和不质疑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地方。
对希腊人来说正 在对他们进行的惩罚很多不是因为债务，也不是因为没有实施欧盟所要求的改革。被激进左派联盟打败的右派政府只做到通过欧盟坚持要求进行的14项改革中的 3 项。它不能进行更多的改革，因为已经通过的改革使希腊处于一种让人记住伊拉克的形势：非现代化；与政治腐败相联系的私有化是完全不必要的；居民的大多 数贫困化。因此希腊人选举了一个想改变事情的政府，于是对他们说那是不可能的。欧盟担心产生多米诺效应：如果希腊人因为投票给激进左派联盟而得到补偿，其 他的国家可能选举类似的政府，这样希腊应当受到打压。不能将希腊人排除在欧盟之外—宪法不允许这样做—也不能将他们赶出欧元区，但是可以让他们生活很困 难，这样他们必须离开欧元，确立一种希腊的欧元，或是一种德拉克马欧元，以便这个国家继续起作用。但是如果发生这种事情，条件将会变坏，至少暂时如此，因 此希腊人除了抵抗别无选择。危险在于在这种如此匮乏的环境下，人们可能迅速转向右派，转向“金色的黎明”（一个明显的法西斯政党）。这就是问题的规模，像 欧元的精英正在做的那样行动—也就是说极端的中间派—是一种不明智和目光短浅的战略。
随后是中国的高潮。资本主义在中国产生了大量的利润这 是没有疑问的；中国和美国的经济都是的独立的，这令人吃惊。不久前一位美国工会老手问我对美国的工人阶级发生了什么，我马上回答他：美国的工人阶级现在在 中国。此外中国远不可能接近占据美国的地位。经济学家们掌握的数字表明真实的情况是中国人还在后面。如果我们观察2012年各国和地区百万富翁家庭的比 例，会看到美国占42.5%，日本占10.6%，中国占9.4%，英国占3.7%，瑞士占2.9%，德国占2.9%，台湾占2.3%，意大利占2%，法国 占1.9%。这样，从经济力量来说美国继续有良好的结果。在许多关键的市场上—制药工业、太空工业、信息计划、医疗设备—由美国控制。2010年的数字表 明中国最大的200家出口企业四分之三是外国的资产，这是中国的统计。在中国有许多外国投资，但经常是邻近的国家和地区，如台湾的投资。为苹果手机生产机 芯的富士康公司就是台湾的。
认为中国人会突然占据美国的权力地位的想法是愚蠢的。这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是难以置信的，显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 也是难以置信的。当大英帝国开始衰落的时候，几十年前它就逐渐崩溃了，人们都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不论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都注意到英国人那里正在沉沦。 1924年托洛茨基在第四共产国际的一次演说中对英国资产阶级做了下述说明：它的性质是几个世纪中形成的。阶级的自重印在他们的血液和分子中，印在他们的 神经和骨头里。很难消除他们作为“世界的领导人”对自己的信心。但是当美国人严肃地动手干时，会消除他们的自信。英国的资产阶级认为可以成为没有经验的美 国人的向导而安慰自己是徒劳的。是的，存在一个过渡期。但是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外交领导地位的习惯，而在于现实的权力、资本和现有的工业。如果我们注意美国 的经济，从燕麦到最新一代大型装甲舰都是第一位的。他们生产所有的基本必需品，以至达到全世界生产的东西的一半和三分之二。
到这个世纪末我 们将停在什么地方？中国将在什么地方？西方的民主会繁荣吗？最近几十年一件清楚的事情是不会发生任何事情，除非人们想让它发生；如果人们想让它发生，就会 开始行动。一个人会想到欧洲人会从最近的危机引起的下滑中学习某种东西，采取行动，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仅限于颤抖，等待伤口不再流血。于是我们应当 在哪里寻求解决办法？今天最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之一是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斯特里克，他坚持认为欧盟绝对需要一种可选择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每一个阶段要 求更多的民主，不论是省一级、城市一级还是在国家的和欧洲的范围内。为了对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找到一种选择需要做出协同一致的努力。我们在希腊和西班牙已有 一个开始，可以扩大。
在东欧很多人思念苏联倒台以前的社会。在赫鲁晓夫掌权以后统治苏联集团的共产党政权可以被说成是社会的独裁：在本质上 软弱的政权有一个专制的政治结构，但是经济结构向人们提供与瑞典或英国的社会民主党大体上同样的东西。在今年1月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在原来的东德 82%的受访者表示统一之前生活得更好。当问他们原因时，他们说那里有更多社区的意义，更多的设施，钱不是主要的东西，文化生活更好，没有将他们作为二等 公民对待，如同现在发生的情况这样。西德人对东德人的态度没有多久变成一个严肃的问题；严肃到以至统一以后的第二年，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说他激 进并不准确）在社会民主党的大会上说，东部的德国人正在受到绝对错误的方式的对待。他说，不能继续无视东德的文化；如果必须选择最好的三名德国作家，他将 选择哥德、海涅和布莱希特。反对东部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斯诺登披露的对德国人冲击很大的原因是，他们生活在经常的监控之下突然变得明显，当时在西德开展 的强大的意识形态运动之一正好与斯塔西（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局）造成的损失有联系，据说它在任何时候监控所有的人。当然，对于无所不在的监听制度斯塔西没 有技术能力：在监控的范围上美国远远领先于它的旧敌西德。
过去的东德人只倾向于旧的政治制度，在无神论者的名单上他们也占第一 位：52.1%的居民不相信上帝；捷克共和国列在第二位，39.9%的居民不相信上帝；在世俗的法国这一比例为23.3%（在法国世俗主义意味着不是伊斯 兰的任何事情）。如果我们注意另一个极端，（天主教）信徒比例最高的国家是菲律宾，达到83.6%，其次是智利达到79.4%，以色列65.5%，波兰 62%，美国60.5%，爱尔兰只有43.2%。如果调查人员访问过伊斯兰世界提出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肯定令人吃惊，比如在土耳其或甚至在印度尼西 亚。不能将宗教信仰限定于世界唯一的一部分人。
这是一个混杂和混乱的世界。它的问题没有改变，只是采取了新的形式。在斯巴达公元前三世纪， 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在领导的精英和普通人之间的裂痕日益增大，统治者要求变革，因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裂痕再次扩大，结果是不可容忍的。连续掌权的激进君 主亚基斯四世、克莱奥梅内斯三世和纳比斯建立了一个帮助国家复活的结构；解放了奴隶；允许所有的公民投票；没收富人的土地在穷人之间分配（这是现在欧洲中 央银行不允许的事情）。担心这个榜样扩散，早期的罗马共和国派出了它反对斯帕塔的军团，由蒂托·昆西奥·弗拉米尼奥指挥。根据菲律宾托·里维奥的说法，这 是斯帕塔国王纳比斯的回答，“……我们的立法者不想让政府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不允许任何秩序在国家占主导地位；为了让数量巨大为了自己的祖国紧握武器人 能够生存，相信级别和财富的平等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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