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弃选”的朱立伦能为两岸做点什么

王睿     台湾自由撰稿人   发表时间：2015-05-04 07:32:07

5月4日，备受关注的“习朱会”如期举行。来大陆之前，朱立伦曾明确表示“不参选2016”，正如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美欧所所长汤绍成所言，朱立伦如果选择参加“2016年大选”，可能面临三输局面：“如果要‘参选’就得辞掉新北市市长，如果没有选上‘总统’，还得辞掉党主席”。放弃岛内“政治升迁”的朱立伦转而将目光投向大陆，又有着怎样的打算呢？放弃“选举”之后，朱立伦在两岸关系上还能有哪些作为？

“习朱会”之后，朱立伦又有哪些打算？

朱立伦利用民共矛盾累积政治空间

朱立伦首次公开表态“我不会参选2016”是在4月17日，20年前的同一天，绿营吕秀莲率领百人感恩团在日本说：马关割台使她至感不幸中之大幸。时值马关条约100周年，绿营还在岛上举办了“告别中国”大游行。而台湾在蓝营李登辉治下，以“戒急用忍”阻挠台商西进，配合日本联台制陆的经贸战略，台海内部危机接二连三。在外部方面，美国三度制造“中国威胁论”，加剧台海风波。无巧不成书，历史在同一议题上再次循环：台湾民众在这种内外黑箱中渡过20年风浪后，朱立伦表态“弃选”2016的次日，吕秀莲又在“马关条约120年纪念—─民间国安会议”中表示：她看到习近平要在2016年一举解决台湾问题的资料。

一般人无从得知吕秀莲的情报来自何处，横竖那肯定是不足为外人道的“黑箱作业”。这又令人怀疑她的口风不紧，会使更大的黑箱暴露，重蹈上世纪李登辉“哑巴弹”黑箱暴露的故事。于是台湾政坛有种“黑箱焦虑”：岂容吕秀莲和朱立伦等人专黑于前？最近绿营及蔡英文力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说是改正蓝营处理两岸协商的黑箱作法，落实公开透明及民众参与云云。其实就是借此条例让绿营和蔡英文跻身两岸“黑箱”，以分取政治红利的意思。所谓公开透明及民众参与，放眼世界还没在哪个政府完全实现过，近代公民权是让渡个人权利于国家主权，否则也就不必专家政治或贤能政治了。全民政治未必是今世良政，台、菲、印等地足为证明。

但是，在蓝绿长年独占台湾社会视听环境和政经格局的条件下，绿营尽可利用两岸走过不同体制和路径的隔阂，在岛内升高炒作“全民政治”、“主权独立”、“民主程序”异于大陆的矛盾，并以九二共识是“国共黑箱”的话语来规避其两岸政策受到的质疑。而许多台湾民众在人为的封闭环境中思考与看待两岸关系，正是蓝绿建构“不统不独不武”与“维持两岸现状”的重要凭借。后者多数相信“2300万人决定论”是神圣价值，尽管李光耀明快指出：“台湾前途不是由岛内民意决定，而是由台海两岸及太平洋两岸的力量对比来决定”。矮子怕被说矮，却不知或不愿自己也是高个儿的组成。成天以小确幸和小而美自怜，却又以被高大上矮化而自怨自艾，这恰恰是蔡英文“参选”声明“找回自信 点亮台湾”所瞄准的心理短板。

朱立伦或许看出蓝绿轮流透支岛内政经的循环路线只会黯然台湾，所以他不惜在岛内的相对高民气，不惜得罪蓝营立院派的旧势力，不惜背负绿营“黑箱协议”的指控，而拒绝成为第二个马英九。那么，是什么报酬值得朱立伦以上述代价来换取呢？又是什么条件促使朱立伦决定赴陆放手一搏？他是怎么盘算“朱习会”以后的前景呢？答案正在于人为的两岸隔阂与矛盾之中，确切点说，是在民共矛盾之中。

统独矛盾实质是中国和外部国家间的斗争，岛内本身没有装下这种议题的容量，台湾的地缘幅度决定了它只能作为这种议题操作的工具性前沿，或至多是内部“选举”期间的谈资而已。否则，选个“中华民国总统”为何还要先赴美国报告政治底牌呢？这一点“黑箱协议”，连“中华民国”摇摇欲坠的交往对象，如海地、巴拉圭、巴拿马、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多米尼加等，都可能比岛上民众还清楚。因此，朱立伦赴陆不会去空谈高于他档次的议题，他会谨记柯文哲“一五新观点”，务实地谈些交流内容，而这些内容就是他将来在民共矛盾间另起炉灶的资本。

“习朱会”后朱立伦能做些什么

当然，短暂面谈能有具体成果，不可能是临时起意，而是双方已充分预备好、甚至已先透过某种信息管道产生一定默契的内容，正如蔡英文赴美报告的“黑箱”生产模式。“习朱会”因而是一种程序必要和意义宣示，我们关心的是此会和会后朱立伦应持续争取和努力的方向：

首先在经济方面。已见疲软的台湾出口成长，亟需新市场来满足比较优势的服务业和半导体产业；而大陆主导的“一带一路”经过亚非欧26国，总计有44亿人口和21兆美元的经济规模，还有未来数年基础建设投资的巨大商机，形成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加上亚投行的设立，预期人民币对东亚的影响力将因此超过美国联准会。可台湾却以政争绑架经济发展，恶化的经济又反过来成为政争口实。于是台湾自外于大陆主导的亚洲共同体机制，不但跨国企业过门而不入，连丝路经济带的连结点都不想碰这块拿服贸和货贸来呕气的岛屿。面对大陆的冷处理，朱立伦如欲避免台湾成为“亚细亚的孤儿”，他必须担任这种连结点，使台湾因他的连结而不致在全球新秩序中出局；目前以他承认“九二共识”并“弃选2016总统”的蓝营主席身分，再合适不过。

换言之，顺应北京布局全球的宏大蓝图，朱立伦势必在亚投行和丝路经济带上争取台湾首功，再交由马政府做个临去秋波，并穿过绿营制造而跨不过去的两岸鸿沟，让自己成为台湾在全球化发展新局中的第一人。如此一来，即使绿营将执掌岛内权柄，其成乃是建立在朱立伦首功的基础上，其败则必然是偏离朱立伦首功的路线，朱立伦事后再怎么用舍进退都划算。而北京则借由将台湾镶嵌在自己布局的位置，让台湾社会睁眼看清自己在全球的份额和属性，也让台湾民众重新审视两岸间以及岛内的是非轻重。甚至在反制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的主动出击中，不排除台湾成为中国兴起的主体前锋的可能，使台湾恢复民族志气，确立其在中国乃至东亚的价值。

在文化教育方面，香港是个殷鉴。港英时代就是把香港中上层社会皇家化，而英国在全球放手其殖民地前夕的习惯，则是制造“忽然民主”的制度和价值观，以遥控前殖民地的剩余利益。香港回归至今将满18年，对“爱国爱港”和“国民教育”的认同仍是不少港人的问号，可见去殖民化工作的视野必须预设到回归以后的世代。台湾的问题会比香港更复杂：首先是日据时代的皇民化遗留；再则是冷战格局以来的美国因素；还有因为内战分裂所导致的由反共而反中的集体异化的“两国论”。自马关条约以来120年的历史视野观之，台湾回归“一个中国”的工程，实是中西文明斗争、融合乃至转型的中国现代化事业，既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也关乎全人类解放殖民主义的真正和平。因而，文教工程需要全面、长期、深刻而坚决的创造和努力。

例如朱立伦可以建议由国共主席共同邀集东亚地区受过日帝侵略殖民的各国学者专家，合写一本跨国版的东亚二战史和一套东亚跨国版的中学教科书，并以东亚各国语文发行。在大陆建构亚洲共同体的物质基础上，以亚洲的共同经历为视野，树立全球化的亚洲话语权和亚洲共同价值。这不但有助于凝聚亚洲各国间的历史共识，促进亚洲各国的团结合作，且能对日本种种威胁东亚和平的军事作为形成压力。而朱立伦则能超越和克服“台独”“独台”史观的纠缠，恢复台湾在东亚反殖民斗争史上的国际尊严，从而提升他个人在两岸乃至东亚的声望。用台北最在意的“国际空间”为叙事背景，对比绿营与脱亚入欧入美的日本军国主义沆瀣一气的史观，突出岛内抵制8月1日施行“高中历史课纲微调新版本”的绿营是日帝帮从和自外于东亚共同价值的形象，而朱立伦的形象则会被反衬得更高大。

在丝路经济带的基础上建立思路战略带，为全面复兴亚洲古文明国家而共同努力，朱立伦还可以就迈向全球500家的孔子学院方面建议两岸合作。改变具有较量意味而又不起作用的海外台湾书院，以台湾儒学研究共襄习近平说的“孔子学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绿营及日皇遗民在台湾推行的“去中国化”文革，基本动不了孔子；事实上连日本、东亚、欧洲、美国也无法在地球上“去孔子化”，这就是习近平那番话的意义。孔子既成了中国价值在全球化的代言人，则他在台海两岸的文化影响自不在话下。去年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讲话肯定孔子学说，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这就让两岸和两党有了共同语言。

台湾定每年9月28日为孔子诞辰日兼教师节，朱立伦何不建议两党共推两岸教师节为9月28日？大陆定的“全球孔子学院日”也在此前一天，那何不同日一并举行，扩大规模效应？孔诞节会不敌圣诞节吗？这事只能让“去中国化”的绿营及皇民在地球上更加边缘化，而朱立伦则在台湾赢得文化主体性位置。

5月3日，朱立伦在复旦大学与学生交流

除了改造台湾书院，纪念孔子诞辰日及共议教师节，同文同种又命运与共的台海两岸大可在共同的历史文化纪念日上合作，举办交流活动。例如将马关割台的4月17日同订为“国耻日”，从文化意识和历史记忆上彻底肃清台独渊源，扫除皇民化遗毒。1937年7月7日国共统一战线领导全民奋起八年抗战，日据下的许多台湾青年潜赴内地参与祖国抗日，7月7日因而是两岸两党的“抗战救国纪念日”；这事朱立伦有话语权，而讴歌日本殖民主义的蓝绿皇民只能跳梁。1945年9月3日，日本俯首递交降书，那既是“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也是全球性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台湾后来却将9月3日改为军人节，但军人若非卫国之战胜利还有何节庆可言？反之，若台湾恢复九三抗战胜利日，是不是大陆也该同庆1945年10月25日的“台湾光复节”？以相助台湾社会改过人为的集体失忆？

北京关心朱立伦的“一中”含量，大可利用现成的抗战胜利日70周年纪念仪式，以中共中央总书记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与会，缅怀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历史，名正言顺。借纪念抗战胜利，若能发表一些即使是象征性的共同宣言，将更有助于拉近两岸的心理距离。而朱立伦可借此全球大国领袖云集的盛会加码个人声望，再借力使力，站上历史高地解放台湾的政治视野和格局。虽然，台北也将在7月4日美国国庆节同一天，举办抗战胜利军力展示。可后者赚不了什么“国际空间”，美国没兴趣，日本不理睬，绿营更不会参加，对大陆抗战老兵又欲迎还拒；只剩大陆当局值得借问，兴许可来些人物壮大台湾的抗战记忆。

对于台湾看重的“二二八和平纪念日”，大陆吃了绿营的闷棍。1947年的中国执政党是蓝营，台海两岸类似的民变在全国40座城市爆发，其本质是阶级斗争，中共党员且在台中和嘉义组织武装斗争。但绿营借两岸因内战分裂的环境，成功嫁接“二二八凶手是中国人”的记忆给台湾社会，蓝营则乐得责任脱手给大陆和中共，是以蓝绿学人的二二八研究罹难人数不断攀高，那意味着岛上的中国情商等比探低。朱立伦如欲阻止台湾沦为大前研一指称的“低智商社会”，需突围绿营及某些传媒布建的二二八天罗地网，与大陆各界合作研究及联合纪念台湾二二八。以1947年前后两岸内战历史现场的共通性为基础认知，呈现台湾二二八民变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这要取决于朱立伦是否愿意承担蓝营的历史责任，忠实面对及呈现长年被湮没的台湾左翼前辈和事迹，以摆脱绿营和皇民对台湾社会的知识讹诈。

蓝营不能在需要厚重论述的两岸与全球等宏大议题上吸引视听，除了其本身保守性格和体制局限的因素，就是当前岛内的传媒文化使然。台大教授朱云汉近作《高思在云》指出，台湾媒体是政治耗损的重要推手，他说：“正如电视媒体受制于商业化的收视率机制，文字媒体的主要问题是不能免于党派偏见，实际上沦为党派宣传工具。”朱教授还特别点名《苹果日报》的完全商业化，打破传统的新闻原则，搅黄台湾的媒体环境。但现实是，比传统报纸还贵5元的《苹果日报》，却是岛内销售最佳的大众纸媒，这反映的又是什么社会质量？或许这并非台湾独有的现象，但不思考、不学习、不负责等“低智商社会”的集体特征，确因为某些新传媒的推波助澜而让曾经以素质自豪的台湾受众涌往道听涂说、激情煽惑、人云亦云的人造黑洞。去年的反服贸运动固是一例，其他如充斥庸俗物欲、腥羶滥情、无聊颓废、狗血政论秀以及没有全球视野的节目，更导致台湾受众懒于不能简单思考的大脑活动。于是台湾政客就以简单、激情、空洞化的言语来争取选票，蔡英文的“参选”声明说“我拼了命也要把年轻人的眼泪转换成笑容”，堪称典型。而欠缺理解的谩骂“呆胞”的大陆网民，则恰恰成为国内外反中独台势力所需要的文工别动队。

对此，朱立伦应该尽力疏通大陆传媒和节目，透过两岸传媒与文创合作，让台湾人的视听环境有更广更深刻的内容，既逐渐康复历史失忆的神智，同时也让大陆人认识台湾现象的来龙去脉。当哪天岛上可随机选看央视节目，可随处买到《参考消息》时，就是台湾民众真正领受全球化意义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