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太一 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讲师
发表时间：2015-04-29 15:28:21
美国当地时间周一晚上开始，巴尔的摩这个离美国首都只有半小时车程的地方发生了暴乱。不知道的人如果看到网友们分享的照片，会以为拍自哪个战火纷飞的国度。截至发稿时，据《纽约时报》的不完全统计，已经超过235人被逮捕（其中34个未成年人），至少20名警察在周一受伤（包括其中一名重伤人员已经“没有反应”），144辆以上的车辆被点燃焚烧……马里兰州州长和巴尔的摩市长已经决定在接下来的一周每天晚上10点至第二天5点进入宵禁，禁止人们出行。
事情的起因是一位25岁的黑人青年Freddie Gray在4月12日那天被带入一辆警车，而45分钟之后当他离开警车时，脊椎受到了严重创伤。目前为止，没有人出来澄清在这45分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而Gray在此之后便昏迷过去，一周后去世。有人说是警察（故意）没有按照规定给他系安全带，而在车辆行驶的途中故意颠簸碰撞，使得Gray在铁车里受伤；也有人说或许是警察用膝盖顶撞了Gray的后脖子。无论真相是什么，这起事件又一次点燃了黑人族裔对于白人警察的愤怒之火。刚过去的周末，越来越多的民众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抗议。
事情的转折点在周一，当和平示威游行出现了暴力倾向，商店被打砸，物品被抢夺，车辆被焚烧，看似强大的美国政府似乎失去了对这个城市的控制。本来新上任的女市长被给予很高的缓解族裔矛盾的期望，她已经实施了很多措施——比如让警察从开车巡逻改为骑自行车巡逻——来增加警察的亲和力，但是一切在Gray死后都功亏一篑。奥巴马作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上任多年以来，黑人的地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爆发很多事件，加剧暴露了白人对少数群体（尤其是黑人）的恐惧与歧视。
从Trayvon Martin被自愿巡逻的西班牙裔人杀害、后者却被判无罪，到佛罗里达的Jordan Davis，到去年让密苏里暴乱的Michael Brown，之后又有Tamir Rice（一个在公园玩玩具枪的12岁少年被警察枪杀）， Rekia Boyd（警察开枪误杀没有武器的人）, 还有Eric Garner，Walter Scott，Eric Harris等等类似事件 。最近还有一个白人老大爷用枪射死了一个没有还手之力的黑人，而大爷却出来辩解说本来想拿电枪，结果拿错了。
不可否认，这些案件之外还有很多实实在在的黑人犯罪，包括袭警，但是黑人群体已经忍无可忍，这个族群发现和平游行总是没有进展、被忽视，理解警察却从来不被理解、继续被歧视，有些人转而认为，只能通过采取暴力示威的方式来表达不满。但最后却发现，政府通过更强硬的手段重新夺回控制权后，事情不会有任何改观。同样地，黑人族群在发现暴力也解决不了问题，推翻政府又不太可能的情况下，开始各自打起小算盘，那些去超市抢卫生纸等生活用品的人，可能丝毫都不再把伸张正义、维护族群权益放在心上了。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报道这次事件时，看到现场暴乱的画面，质问“警察去哪儿了，警察为什么不管”，仿佛问题的发生是因为警察很不给力。实际上，这个问题恰恰和警察队伍以及治安体系、制度有很大的关联。因为美国是可以合法拥有枪支的国家，而美国的警察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人生安全可能受威胁，在没有确认实际情况时就拔枪先发制人。到最后，可能对方身上什么武器都没有，只是警察太紧张而已。之前我采访某大城市一名监狱长，他亲口跟我说，看得多了之后觉得很悲哀，因为警察队伍对黑人的恐惧与歧视是相当严重的。可能同样的行为，如果是白人放一马就直接让走人了，而黑人却会在现场受到肉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也更可能被处罚。
很多人把问题归结于美国宪法修正案的第二条，即人民有拥有和佩戴枪支的权利。赋予人民这个权利本来的动机是当出现暴政的时候，人民可以组成民兵团抗击暴政，起义推翻暴政。也因为这个原因，枪支游说集团一直可以对国会施加很大的压力。当然，警察知道民众有携带枪支的可能性，就时常处在一种高度警惕的状态——因为自己的生命随时有可能受威胁。可是有意思的是，当巴尔的摩的暴乱发生时，居然没有发生理论中的自发组成的民兵团，使用枪支对抗暴政，试图推翻政府的情况。更多的是一群心中有怒火的人在用和平的方式声嘶力竭，别人却没有听到自己的呐喊，所以想要通过这种极端地方式倾泻自己的不满和愤慨。
美国的种族问题由来已久。从一开始黑人被当作奴隶，到后来黑人计算人口时把黑人当成3/5个人。即便是宪法第13个修正案虽然取消了奴隶制，却依然通过“吉姆克劳法”实施种族隔离。甚至到上世纪中期，仍然发生因著名的“罢乘公交”（当时白人被规定坐公共汽车前面，黑人只能坐后面，而Rosa Parks这个黑人女性坐在公交车中间的地方，白人上来之后拒绝让出座位）而点燃的一系列平权运动（包括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促使了反歧视和“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虽然原文是不能因为肤色、种族、宗教——后来加入了性别——来雇佣员工，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因为使用了定额，所以反倒对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有很大的照顾），再到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仿佛历史的趋势是黑人地位不断上升，歧视在减弱，平权在显现，以至于很多亚裔群体都很不甘心，因为黑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享受到了很多反倒对亚裔群体不公平的福利。但种族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族群间的矛盾在不断被放大。把“种族”作为一种族群的标记一种“身份”标志变得越来越普遍，也不断强化了这种冲突。
“身份”（Identity）其实是一个心理上的概念，他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拥有它的人相信他存在。身份的形成有几种不同的方式，最常见的有：原生主义（Primordialism），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和构成主义。原生主义把身份的形成归根于最久远的历史，认为不同身份的人（群）之间的区分一直都存在，所以他们现在还存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里提到的七大文明也许就可以算作这一类。工具主义则认为是精英们利用资源操纵了身份的形成。比如希特勒对于 “雅利安”(Aryan)这个身份的操纵。而构成主义则认为精英本身力量不够，是精英和社会中的每个个体互动之后形成了身份认同，比如包括多个种族、语言、国籍的“伊斯兰”这一概念。
身份本身即使存在，也并不一定是显著的。除非你信奉原生主义，否则精英／领袖在身份的形成中会起非常大的作用。有趣的是，在美国，黑人“种族”的身份是非常显著且被人强调的，可是同样黑人人口很多的巴西，黑人“种族”的概念却几乎没有政治意义。在美国，非裔人口占12.6%，在国会里有9.7%的议员；亚裔占总人口4.8%，却只有1.1%的国会议员（同样的西班牙裔占美国16.3%的人口，却只有5.5%的议员）。按比例来算的话黑人有着相当高的政治地位。但你一看巴西，会发现在这个黑人占51%的国度，黑人议员只有8.5%。比较美国和巴西两国的内阁也会发现同样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看来，这和历史上种族隔离的政策以及精英的所作所为有很大的联系。首先，历史上获得奴隶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美国基本靠直接拥有奴隶的后代作为新的奴隶，而巴西基本靠从非洲把新的奴隶运过来。也就是说，美国一直会对“奴隶”的概念有定义（有一个 “One-Drop Rule”，也就是只要你的血液里有一滴奴隶的血，哪怕你父母中有一方是白人，你仍然是奴隶）而巴西则并不对奴隶的后代做定义：往往奴隶可以买到自己的自由。
这个历史渊源也影响了奴隶制度取消后对于种族的定义。在美国，上文提到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这个法规定了任何人只要有八分之一以上的黑人血统，他就算黑人。在人口统计的表格上，也从来没有出现“混合种族”（Mixed-race)这一栏。只有在前几年的人口统计表格中，才出现了多选，也就是说你可以同时选择“非裔”和“白人”（比如你身上有1/4的黑人血统）。而在巴西，在奴隶制度废除之后，也没有法律上的对于“黑人”的界定。巴西的人口调查有好多种不同的颜色（黑、棕、黄、白等等）。人们对于自己身份的认识本身也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在巴西，人们有一个“钱将人洗白”的说法：当人们变得富裕之后，会慢慢认为自己的种族也在“变白”。
同时，在美国，黑人大都住在一个区域，他们有自己的俚语、自己的文化，甚至黑人的教会也会和白人的教会有很大的不同。黑人政客在参政初期，基本也是靠自己所在选区这些肤色相同的选民合力支持。而在巴西，区与区之间的区分主要还是社会阶层——富人和富人住，穷人和穷人住。所以混合型的社区就更为普遍，从而导致了“非裔”或者“黑人”的概念并没有被显著认同、强化。在华盛顿生活过的人都会有很深的感受，白人几乎都聚居在城市的西北边，或者波多马克河南面的北弗吉尼亚，而黑人则聚居在国会山东面的区域，两边仿佛被一道无形的墙隔开，互不往来。白人对于要进入那片“黑人区域”有很大的恐惧感，同样，黑人对于白人，尤其是白人警察也有相当大的恐惧。
正因为如此，在巴西人的政治生活中，更倾向于用自己的社会阶层作为政治身份，而在美国，黑人“种族”的政治身份变得更为明显，非常敏感。所以，当迈克布朗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市被警察枪杀的时候，人们首先意识到的不是他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或者他是穷人还是富人，而关注他是一个“黑人”。正因如此，在美国，“黑人”的身份标识越来越容易动员同族群的人，容易因为接连发生在本“族群”身上的事情而愤怒甚至激化为暴力。白人因为继续对黑人这个身份的恐惧，而接二连三制造血案。这种结构性的种族间矛盾正越来越严重。
即便巴尔的摩事件开始平息，也并不代表种族间的矛盾被解决。只要是黑人就会被当成潜在的犯罪对象，只要是穆斯林就会被当成潜在的恐怖分子，这些刻板印象依然存在。美国的媒体在不断报道正能量的素材的同时（比如一个妈妈在大庭广众暴打自己参与暴乱的小孩；民众自发组织起来清理暴乱焚烧、打砸抢之后的街道、商店），如果美国社会不从根本上调整种族政策、修改制度结构上的一些缺陷，即使美国的军事、经济实力再强大，也不无可能因为种族问题而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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