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低潮之下，欧洲和平分家？

2012-11-05 03:58

• 作者：翟东升/ 李源正•

关键词：

欧盟全球化分离主义苏格兰加泰罗尼亚

十年前笔者曾在苏格兰“穷游”，有一夜借宿格拉斯哥附近的一户居民家。主人对我（编按：翟东升）这个来自中国的晚辈校友（他恰好毕业于英国杜伦大学，而笔者是那里的博士交换生）挺热情，我们天南海北地聊，风笛、男裙、湖光山色，最后不可避免地聊到政治。

“十年之内我们苏格兰就能从英国独立出来。”从他咬牙切齿的预测中，笔者意识到《勇敢的心》中华莱士的故事其实不仅是在讲述历史，而且还是对未来的鼓励和预言。老实说，当时笔者的反应先是惊讶，接着便是窃喜：“报应不爽啊，英帝国当年拿鸦片和枪炮祸害全世界，今天居然也沦落到分崩离析的命运！”

十年倏忽而过，老校友的预测尽管还没有实现，但似乎的确为时不远了。近期英国首相卡梅伦与苏格兰首席大臣萨尔蒙德就2014年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一事签署了协议。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是否就此缩成“小不列颠”，暂时还难断言，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一点，不难发现英国的麻烦其实是一波宏大浪潮的组成部分，那就是欧洲内部的地区分离和国家增生趋势。在稍早的9月11日，约150万人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参加了加泰罗尼亚独立游行。除了英国和西班牙，类似的分离主义运动也长期存在于意大利的米兰、威尼斯地区，法国的布列塔尼与科西嘉地区，比利时的佛莱芒地区。最近这些地区的分离主义诉求都明显抬头。

去全球化时代地区分离主义发酵

西欧地区的上述分离主义病灶都已有百年历史，为什么近期集体发病呢？最明显的解释是欧洲债务危机的政治影响，笔者称之为“去全球化”浪潮的政治表现。

过去三十年，世界经济共享了一轮全球化红利：由于中俄印等国先后融入到世界市场中来，全球市场的规模成倍扩大；由于技术演进和扩散，全球要素流动的广度、深度和速度都进一步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产能的扩大需要有效需求来与之匹配，谁来提供这么大量的需求？

答案是欧美。过去三十年间，美国私人部门和欧洲公共部门的财务杠杆率不断提升。说得通俗点，就是欧洲政府借债，美国居民借债，两大经济体努力花钱，一起买新兴国家的产品，拉动全球增长。

全球化对西方而言，短期有明显收益，因为欧美人少干活多消费，日子当然舒服。但是其长期代价却未必让人高兴。欧洲面临的外部经济竞争和挑战越来越大。一个简单的事实是，1990年代末期，欧洲人制造一辆汽车就可以从非洲换回两千桶原油，但今天造车技术更好了，却只能换一百桶原油。竞争优势没有了，美好生活便越来越依赖债务和货币。

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反向的循环，笔者称之为“去全球化”。该趋势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就包括美国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和欧洲公共部门的紧缩政策。

2010年，笔者在国际问题研究圈提出“去全球化”这个概念，大多数同行都会跳起来反驳。但时至今日，继续信仰“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的人士恐怕底气越来越不足了。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模型化研究，在去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发生冲突和摩擦的概率大大上升，国家内部不同阶层、地域、族群之间的矛盾也易于爆发。国家分裂和阶级冲突都是去全球化的常见症状。

在一个还债的时代，逃离是本能，尤其是对国家缺乏深层次认同的群体和地区。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欧洲闹独立的往往是较富裕和发达的地方。比利时的佛莱芒地区比瓦隆地区经济更繁荣，所以他们整天想着如何甩开南部那些早年曾歧视自己的落魄邻居，不愿意通过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继续“养着这帮手懒嘴勤的家伙”。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2011年的人均GDP达3万多美元，在西班牙17个地区中列第四位，长期以来给西班牙国库贡献了大量税收。但是如今整个西班牙在节衣缩食，加泰罗尼亚人觉得自己单过远好过留在西班牙遭罪。

欧洲一体化下的和平分家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欧洲的分家基本上都是和平的。过去几十年间，诉诸暴力和恐怖的主要是北爱尔兰共和军和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埃塔，但即便是这两个组织，如今也已经偃旗息鼓。其他的分离主义运动都是以议会和媒体为阵地，以话筒和笔墨为武器。

欧洲国家的民众在面临国家分裂问题时，态度普遍显得淡定而冷漠。有英国媒体的调查发现，对苏格兰独立议题的支持率，在英格兰地区反而高于苏格兰本地。这种政治上无所谓的态度是和平分家可能实现的基本前提。

相比而言，东亚地区的人们，为了一个岛、一座庙，乃至一个城市的政治教材，都要闹得群情激奋、你死我活，遑论一大片国土的分裂了。与欧洲人相比，我们似乎太不淡定了。如何解释这种差别？笔者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解释，还是欧洲地区一体化因素所发挥的作用。

就在20世纪上半期，欧洲政治的性格还非常火爆，周期性的大战总是从欧洲爆发，拖累整个世界。自二战之后，欧洲政治一反常态，各国军费开支比例一降再降，现实主义的政治理念在欧洲逐渐变得过时而边缘。其中的关键，是因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从根本上消除了欧洲国家间的安全两难和战略冲突。

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多层治理模式。实施治理的主体不再仅仅是主权国家，权力从国家层面向上、下两个方向让渡。在国家之下，形成了享有较大自治权的地方政府，它们在欧洲层面上直接有代表权；在国家之上，欧盟具有一定的超国家特征。此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那种民族国家作为唯一政治认同主体和资源分配者的地位被消解了，代之而起的是多样的认同主体和多层次的资源分配结构。

按照欧洲学者的经验研究，多层治理有助于化解认同政治带来的冲突和危机。在传统国家框架内，资源和要素仅仅在国家整体和分离地区之间进行流动，中央政府和分离群体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具有零和博弈特点，故难以调解。而在多层治理下，资源和要素可以在超国家层面流动，分离地区获取资源的通道增多，既可以获得来自本国的财政支持，也可以获得来自欧盟的经济支持和市场空间。要素流动通道的多元化与市场的共享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国家间的利益关系。

正因为如此，欧洲国家间的关系摆脱了霍布斯式的丛林状态，成为洛克式的睦邻社区。也正因为如此，今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欧盟，笔者认为可能是该奖历史上最高明的选择之一，至少比颁给别国的异议人士和在任战争总统要恰当得多。有人说，欧洲现在乱成这个样，怎么能给欧盟颁奖呢？而笔者要说，欧洲目前的困境恰恰是因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不够充分。如果欧洲的财政政策也实现了一体化，那么目前的债务危机就不会发生；如果不是欧盟发挥的黏合作用，危机之下的欧洲早就开始兵戎相见了，哪会像现在我们看到的那样仅仅是打打嘴仗？

事实上，这一次的欧债危机，恰恰是未来欧洲进一步深度整合的催化剂。相比之下，由于东亚地区一体化的严重滞后，东亚国家间关系还处于典型的丛林状态之下，要想对主权和领土问题淡然处之，这种心理状态对于亚洲人而言仍然是一种奢侈。要想让东亚地区实现和平，仅仅口头倡导和平的好处是没有用的，通过地区一体化来改变国家间互动的逻辑才是正道。总结起来，“去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欧洲内部的地区分离主义运动开始集体发酵，而欧洲地区一体化所带来的多层治理机制，使得这些分离主义运动都保持在和平谈判的框架之内。这两个趋势，是我们理解当代欧洲分离主义运动的关键所在。

（翟东升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源正系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