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历史另一面】旗帜鲜明地捍卫历史真相!

《新加坡文献馆》     04/04/15

作者/来源:伍依 (25-3-2015)

中国古人遗训,鉴古而知今,“欲亡其国、先乱其史”。一个民族忘记了民族责任、民族仇恨、民族特色很危险。

从人民行动党1959年上台以来,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管理也赢得了“花园城市”的美誉,政府的行政效率更是行动党人引以为荣的功绩。就因为这样,使行动党人变得极为傲慢,目空一切。事实上,纳税人请行动党人管理城市,责任就是要管好,这不是功劳,是应尽的责任。如果领着高薪把新加坡管得一团糟,一头撞死算了!还讨什么功劳!

行动党人的政绩,成了行动党人的护身符,成了行动党人的政治资本。1959年以来,行动党人在书写历史,把行动党人的真实历史掩盖在“光辉”业绩下,这一点也是不容否认的。

五十多年来,围绕着行动党的政权充满了斗争,斗争还十分激烈。即使到现在,有组织的斗争已不复存在,这种斗争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存在,所以,必须把被行动党人歪曲和掩盖的历史真相告诉后来人,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历史事实为导向,坚决排除历史虚无主义、官方的历史观的干扰,始终沿着历史的正确方向前进,旗帜鲜明地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揭穿官方的欺骗宣传,分清是非,捍卫历史真相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行动党人的所谓历史真相有一个前提,新加坡的独立和取得的成就,都是行动党人与共产党人和左翼力量斗争的结果。这种设定,被行动党人当作无需论证的公理,作为行动党人镇压反对派的理论依据。行动党人身处机枢,对形势看得比较透彻,手腕也十分了得。这种设定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反科学的霸权论断。

这种设定,从行动党上台以来,就不断地被重复着。检验行动党人的历史观是否正确,不能靠他们自吹自擂的自信,也不能靠他们自以为是的权威,更不能靠它们张牙舞爪的强权恐吓与压制。行动党人对历史走向非理性的否定,在行动党人历史的字典里,共产党人和左翼力量成了一个词汇,即编造大量的共产党故事来说事,浓厚贬低,荒诞不经和排斥色彩来描述左翼力量。在行动党人的笔下和嘴里,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就是犯法集团,马来亚共产党更是一个杀人放火的“犯罪团伙”。

有关共产党和左翼的过去,充斥着有相当影响力的负面评论,对共产党和左翼的抹黑,对抗日反英和宪制斗争方方面面的歪曲报道也从不间断,其扭曲历史,编造谎言,煽动仇恨的本领令人咋舌,其数量与日俱增,其势排山倒海,几乎点燃了一个共产党人和左翼力量伪故事的大“爆炸”。掀开行动党人的媒体,有关反对派的“犯罪录”层出不穷,其中相当吸引人们眼球的就是对反对派的政治背景的全面批判和颠覆。这些谎言故事中,不乏抹煞共产党人抗日反英,促使侵略者退出马来亚,让新马得以重新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辉煌历史,加之大量对共产党人和左翼领袖和骨干等反殖有功人士的人身攻击和无耻诽谤,对共产党人和左翼力量的言论和政策偏差就抓住一点,不计其余,以点带面,以偏盖全,无限夸大,以达到对共产党人和左翼力量所开创和进行的国家独立艰苦卓绝的努力全盘否定,意图彻底改造年轻人的思想和“人心”的目的。

再版《十二讲》、设立反共纪念标志、禁映纪录片《星国志》、发表新加坡驻澳大利亚最高专员柏罕加福回应傅树介的文章,一切的一切,所有黑的,一夜之间统统染成了白色,一切白的,一昼之间被抹成黑色,可谓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明眼人一看便知,编造左翼故事,其目的就是要在新加坡人民面前,彻底打烂人们对左翼力量无私奉献的敬仰和支持。从人类社会道德层面上看,是对左翼力量社会道德赖以存在的基础之根本颠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它把马来亚独立的历史和社会的客观存在化为乌有,认为历史是后人任意编造的,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随意篡改历史,从而为行动党人的政治颠覆和篡改国家历史,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奠定了理论和意识形态基础。行动党人如此做法的理论勇气、现实支撑究竟来源于哪里?是不是行动党人本身的心理状态就不够阳光,才使行动党人得出这样一个阴暗至极的结论?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来看,历史虚无主义必将被真实的历史所虚无。这是毫无疑义的。

就以2014年12月19日新加坡驻澳大利亚最高专员柏罕加福回应傅树介的文告和关闭南洋大学事件来论证吧。

柏罕加福的文告《论述共产与非共斗争不该罔顾事实》中说什么“全面审视大英帝国的解密文件就会清楚发现,非法的马来亚共产党和其新加坡支持者,透过社阵和其他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相关组织,对国家构成严重威胁,冷藏行动就是旨在对抗这些严重威胁的安全行动。”“这些解密文件显示,薛尔克及其副手菲利普•穆尔都对马共渗入社阵的程度深感关注,并断定安全行动势在必行。事实上,冷藏行动展开的约两个月前,他们就已经力促当局采取行动。”

薛尔克何许人也?英国驻新加坡勋爵专员!行动党人透露了天机,行动党虽然当政,却还得听从英国人的旨意,“非法的马来亚共产党”和社阵“对国家构成严重威胁”,原来所谓“非法”的“法”是英国人的“法”,“国家”是英国人的“国家”!当反殖运动日益高涨时,英国人就视马共为非法;抗日战争的时候,英国人视马共为合法,并成为同盟军,给以军事帮助;日寇投降后,英国人又视马共为非法,派军围剿,这就是英国人神圣的“法”!历史事实是,不是社阵“对国家构成严重威胁”,而是对行动党政权构成严重威胁,逼得行动党人不得不借重吉隆坡政权对新加坡左翼力量进行残酷的镇压,以保住风雨飘摇的行动党政权。

不管是当时的马共中央书记宣布的“八大主张”还是之后马共中央宣布的“九大纲领”,都明确要建立一个“马来亚民主共和国”,何曾有一字说要“建立共产政权”?文告中说马共“渗入及颠覆公开的合法机构,包括政党、职工会和学生组织”,行动党人故意忘记了这些被“马共渗入及颠覆公开的合法机构”是行动党人在担任法律顾问,行动党人正在为“统一阵线煽动新加坡学生及劳工的骚乱,促使以林有福为首席部长的劳工阵线政府——在殖民地政府的同意下——单在1956年和1957年就逮捕超过300名马共和统一阵线分子”在立法会议中鼓与呼,并连续举行群众大会抗议林有福的逮捕行动。“1963年‘冷藏行动’是一场延续自1948年,就用以遏制马共的安全行动”不正好说明“冷藏行动”的性质了吗?延续英殖民统治者的“紧急法令”的“内安法令”,镶上不同的花边,破坏了法律基础,也就自然解除了统治者的道德约束,可以随心所欲的践踏人权逮捕人民。

左翼从来就视新马一家,孜孜不倦地奋斗和作出无畏的牺牲争取新马统一。左翼反对的是行动党人提出的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三个选项。左翼认为这三个选项对新加坡人民不利,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果不其然,合并后不久,新加坡就爆发暴乱,死伤无数。而行动党人却笼统地说“行动党内的亲共者却表明反对”,这是行动党人的一贯伎俩,总是遮掩主要的内核,突出强调表面的所谓“反对合并”,污蔑左翼力量是因为“由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反共中央政府主导,中央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像镇压马来亚亲共者一样,镇压新加坡的亲共者。他们因而反对合并。”

文告说,“他们企图在1961年7月篡夺行动党和新加坡政府的领导权”这是公然的谎言。当时的左翼领袖是行动党的一分子,其中一些人还是行动党的领导,他们按照党章规定选出党的领导层,怎么可以说是“篡夺行动党和新加坡政府的领导权”?就因为以李光耀为首的行动党人得不到基层党员的拥护,李光耀才违反党章规定,搞出一个所谓的“干部党员”和其他手段,剥夺掉基层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操控“干部党员”才得以“微小差距”夺得了领导权,并把“他们”“开除党籍”,这是谁在“篡夺行动党和新加坡政府的领导权”?

林清如著《我的黑白青春》收录的林清祥遗稿清清楚楚说出了事情的真相:“1955年福利工潮后不久,行动党第二届中委改选前夕,李光耀提出要所有所谓好斗与亲共的中委退出选举,结果第一届中委中的蒂凡那、方水双、曾超卓、与可能参与竞选的林清祥只好退出选举。”“1957年8月行动党党委的改选事件,我记得很清楚,阿末•伊勿拉欣在事件过后到Refractory Block探望过我,我对他表明并不赞同TT拉惹等人的做法,但我更强烈表示,李光耀等人退出中委并与TT拉惹等人公开决裂,划清界限,无异于邀林有福尽早向他们下手。

事情果真如此发展,不久,陈世鑑、陈从今、吴文斗、王财安与陈贡源等另一派中委全被逮捕了……”“若要夺去行动党领导权或置行动党政府于死地,当时,我只要一声呼唤,刚成立的政府将非常难过关,不须等到1961年或1962年!”“出狱前夕6月2日或3日,行动党中委假福建会馆匆匆举行大会,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八名与行动领导层有密切关系的左翼领袖于1959年6月4日出狱前夕,匆匆假福建会馆举行党中委选举,确保这群人无法参选。”“我清楚记得,当时至少有三位行动党议员主动找过我,若我稍加点努力至少一两位会倒戈过来。我们当时与行动党的一切争论都不是为了党派利益或针对某个个人,而是为了国家民族前途,信任票辩论结果有十三位行动党议员(后来加入社阵)投了弃权票而不是反对票,说明左派当时不是像李光耀所想的那样,是为了要夺权。相反,即使在那个时刻,我们仍抱存希望,希望李光耀坐下来与大家洽谈。”原来“他们企图在1961年7月篡夺行动党和新加坡政府的领导权”的“他们”是李光耀等海归精英,不是党内的左翼!耍尽手段“篡夺”了行动党中央领导权,反倒打一耙,世上竟有如此颠倒黑白之人!

文告说“他们在合并公投中失败,转而开始讨论武装抗争,并寄望印度尼西亚时任总统苏卡诺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更是子虚乌有。手无寸铁的左翼力量,在“冷藏行动”中已被扫荡的元气大伤,哪还有条件讨论“武装抗争”?“1955年12月28日马共已于华玲与东姑•阿都拉曼举行会谈,在林清祥看来,这意味着马共在大退却,也许当时不那么明确,但会知道,若大后方都在退却,难道孤岛上的新加坡反要来场大反攻吗?”(《我的黑白青春•林清祥遗稿》)这种指控,只不过是在为“冷藏行动”的法西斯行为寻找苍白的法理依据。“‘冷藏行动’显然并没有针对无辜、非共的‘社会主义者’。”除了行动党人一再指林清祥是共产党员之外,是否可以逐一指出在“冷藏行动”中其他被捕者哪些是共产党人?难道王永元领导的人民统一党四个被捕者也是共产党人?“全权代表本身也曾承认林清祥是‘一位跟我有特别交情的人’,并以同僚来形容两人的关系。”那么,李光耀是不是方壮璧“一位跟我有特别交情的人”?方壮壁在北京会见李光耀夫妇的时候,方壮璧还送玉镯给李夫人呢!

文告指控傅树介“在1974年12月协助马共或共产党统一阵线,为一名受伤的马共炸弹袭击者提供医疗援助,并罔顾警方的呼吁,没有向当局报案。”而李光耀在1957年同“负责马共组织在新加坡运作的主要代表和特工”方壮璧“首次接触”,没有向殖民统治者“报案”,“妄顾”马共是“非法”的组织,该当何罪?

“方壮璧也煽起反对华校进行教育改革的情绪,导致1961年11月爆发罢考事件。”“华校进行教育改革”的内容是什么?是腰斩华文教育!是要把华校“改革”成英校!华校学生为捍卫民族教育,自主自觉地挺身出来进行斗争,不需要任何人“煽起”“情绪”,任何爱护民族教育的的人,有民族自尊的人都会这样做。行动党人一贯的伎俩就是凡反对行动党人违反人民利益的政策,一律抹上共产党的红颜色,一律污蔑反对者要采取“暴力”来为自己的倒行逆施作合情合法的解释,妄图逃避消灭民族教育的罪责。

文告指出“1965年,在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社阵强烈批评新加坡独立的做法,并称是“假独立”。社阵还退出新加坡独立后的国会,并宣称社阵转向‘国会外的斗争’。社阵实际上回到马共原先的立场,也就是它们真实的立场,即马来亚和新加坡应为一体(尽管是在共产党控制下),而‘国会外的斗争’是在宪法政治之上的。” 却完全不提林清祥在狱中曾致信李绍祖,“当新加坡宣布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时,我从牢里写信给社阵主席李绍祖,反对其指独立是假的,要求他承认独立,并指出这是行动党‘合并’主张的破产,应该要求马上释放全体因反对行动党‘合并’而被逮捕的人士。”(《我的黑白青春•林清祥遗稿》行动党人把李绍祖的个人决定,当成“冷藏行动”之前的社阵中央,是有意混淆历史阶段,以达到抹红狱中左翼领袖的险恶目的。

行动党人从来都是利用马共等于暴力,等于恐怖分子这个假设来镇压反对者,他们用自己设定的似是而非的所谓证据来论证行动党人的历史观和执政的合理性。行动党人从反对这是“共产党人”,是“统一阵线”这一假设出发,作为反共和镇压反对者的理论根据。宁做虚伪之事,不做虚伪之人,端的是底气十足。把共产党人和左翼力量妖魔化、脸谱化为恐怖主义的群体。这样一种历史书写,不仅是行动党人的不幸,更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更是对历史的亵渎。

行动党人的长期执政路,一条叫篡改历史真实,一条叫背叛正义人心。他们不敬畏真理甚至也不相信有真理,他们不顾事实只信奉“谎言说一千遍就是事实”。庄日昆1994年8月4日在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所做的一段口述历史访谈,并没有提起他们“吁请”李光耀“插手干预”的情节,反而说是李光耀当时召集国会里的南大校友,向他们解释把南大并入星大的理由,建议把两间大学合并起来的是李光耀本身。(引自新国志网站:《关闭南洋大学是谁的主意?》)

2013年9月15日,《南洋网》刊登对李炯才的访谈稿。李炯才回忆说:“他(李光耀)把南洋大学关掉,把华校关掉,把方言取消,是大错误,我常常跟他争论。……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样做将来会遗臭万年。他说我能怎样?他们制造很多麻烦,怎样解决?我说让我来解决。……他们(南大理事会理事)说要政府保证南洋大学永远不变质,不变质是不要消灭华文啦,我问他(指李光耀)可以吗?他说可以,所以我和易润堂两个签名担保。后来他关掉南大,都没有请教我,我很不好意思,我担保了却没有办法实现。”

而《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却说“局势发展到1978年已经恶劣不堪,南大毕业的议员吁请我在他们母校水平跌至谷底乃至于最终垮掉之前插手干预。经过多年的接触,有一个人的判断是我所信赖的,他就是当时担任政务部长的庄日昆。庄日昆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很有一手,跟我又密切合作多年。包括协助我照顾选区。他使我深信,要让南大保持原状继续下去问题会更多,许多学生的事业前途将因此葬送,到时候,讲华语或方言的人定会责备政府袖手旁观,听任南大消亡。庄日昆的看法获得何家良、钱翰琮和李玉胜三位都是南大毕业的政务次长的大力支持。”

李光耀在1980年1月20日行动党二十五周年党庆大会上致辞时说“即使在1978年当我建议把他们(南大学生)搬迁到联合校园,还有一些人持强烈的保留姿态。我之所以迁移他们是因为所有的南大毕业生国会议员要求我这么做;我在议会的南洋大学势力准备给我必要的支持。”

1980年3月29日李光耀致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信函说 “要摆脱这种束缚,就是只设一间大学。因此,南大出身的国会议员才建议把南大和新大合并成一间国立大学:使到相同的学位具有同等的市价。”

李炯才的回忆与庄日昆的访谈和李光耀的回忆,到底是谁在说谎?

今天充斥市面的所谓行动党人的历史,是由海盗和毒贩莱佛士“开埠”讲起,直至行动党人“争取独立”上台,期间共产党人的浴血奋战,左翼力量的无私奋斗都被抽空,似乎国家的独立,就由几个行动党海归精英与共产党人和左翼力量的决斗中,毫不费力地向英国争取得来。这种由行动党人的历史观所编撰的国家独立的历史,是那些靠特权豢养的精英们按照政治精英的政治需要而编出来的历史,是想进行占据年轻人头脑的努力,目的就是要让新加坡人失去主导自身命运的一切思想资源。阉割、篡改、歪曲乃至修正许多先辈先烈的思想品德,歪曲抹黑马来亚共产党和左翼力量进行的反侵略反殖民的历史,误导并毒害涉世不深的青少年。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过两次。他忘记补充了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的,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的。”马共的斗争和左翼力量斗争的历史,的确“是作为悲剧出现的”,而行动党人的历史无可避免的“是作为笑剧出现的”。但是也别忘了,马克思也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人们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排除“过去人们承继下来的条件”,新加坡的独立历史,行动党人妄自尊大,以为自己是历史的开创者,何其荒唐!

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历史,既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不是任人随意塑造的泥娃娃,而是以无比雄宏之势发生在抗日战争和抗英战争的历史当中,是由马来亚共产党和各族各界层人民团结合作之下进行的。但是人民的力量是不能自发地形成并且发挥出来的,是靠马共和左翼去组织起来的人民才有力量,行动党人是直接站在共产党人和左翼的肩膀之上,才能凝聚新加坡的人心,从而在武装到牙齿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残暴统治的环境中,形成集体和力量,战胜英殖民统治者,从而得以上台执政。这是客观事实。

2009年9月8日《白衣人》一书出版发行时,官方代表当时作了如下感言:“无论是敌是友,是盟友还是对手,也无论个人的信念和理想是什么,你们都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作出了贡献。透过你们的声音来讲述这些故事,这本书已经记载了你们为协助奠定今日新加坡的基础而经历的奋斗和牺牲。”那为什么还要再版《十二讲》和设立“反共纪念标志”,再度渲染马共的“暴力”和抹红左翼力量,挑起“旧恨”呢?言行不一难道是行动党人的道德标准?行动党人这些做法,进一步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乃至建党纲领。

为了突显行动党人的历史功绩,彻底抹黑和否定马共和左翼力量,就能够在逻辑上彻底否定共产党人和左翼力量,因此至今书写国家的独立历史的热潮,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退,反而在新的世纪达到了新的高潮。垄断历史是为了政治,是为了剥夺坚持历史公正的人的发言权。行动党人竭力要垄断历史,就是要把马共和左翼力量,以及所谓的“历史修正主义者”排除在外,就是要体现特定精英群体的政治意志,当然要对真实的历史横加指责。历史是大家的,特别是抗日反英和争取民主的宪制斗争历史更是新马人民共同的经历。精英们垄断历史,只要继续进行下去,绝大多数亲历者将离开人世间,那时即便是有人再去研究历史,肯定就要开始借助“考古学家”们的一些专业知识了。在“假历史”空前泛滥的时代,哪怕是点点滴滴的真历史都是可贵的,只要不是刻意造假的书写,都会受到人们的尊敬。

因此,旗帜鲜明地捍卫历史真相,是每一个新加坡人的天职,每一个新加坡人都有责任捍卫历史真相。质朴的真理可以反击行动党人的欺骗性宣传。现代作家郁达夫曾经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如果继续高喊“狼来了”,否定了共产党人和左翼力量,实际上就否定了新马独立的大部分历史。新马的独立,是无数共产党人、左翼群众和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这些“伟大的人物”不仅得不到行动党人的尊敬,还被再版《十二讲》和设立“反共纪念标志”继续亵渎!
每一个新加坡人,都应该读真实的史书,都应该明了这段历史。新马近现代历史,承载着无数的历史事件。单以新加坡近代史来说,抗日战争、抗英战争、争取独立、五•一三学生运动、反黄运动、福利巴士工潮、中四罢考罢课、南大学生反《王赓武报告书》罢课、反马来西亚合并、二•二大逮捕等等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绝非历史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包含着大量的探索和创造,蕴藏着极其丰厚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营养。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无一不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影响着后人、影响着未来。我们重温新马近现代历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不仅要铭记这些历史大事件,缅怀我们的先烈、先人,更重要的是要从这些大事件中,清醒地认识新马沦为殖民地以来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从中汲取宝贵的历史经验。一部新马近现代史,就是一部新马人民独立建国、求存图强的历史。

左翼领袖林清祥说得好:“五、六十年代,学生运动与职工运动是反英殖民主义运动最坚强的两股力量,说它们是反殖先锋并不为过。没有取得他们支持,不会有今天的行动党政府,没有他们的牺牲,英国人不会退出或这么早退出,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新加坡。站在英国人立场,怎样分裂与削弱这两股力量是重要的战略之一,逮捕这两股运动的领袖、基层领导人及封闭他们的组织是削弱与瓦解这两股力量的方法之一。” (《我的黑白青春•林清祥遗稿》行动党老一代领导逐一西归,新一代领导人千万不要把老一代领导人的政治品德像“击鼓传花”一样传承下来,务必记住,成王败寇未必是铁律。千古传诵的是《霸王别姬》的哀怨悲壮,不是“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气概;喜爱的是梁山好汉的替天行道,不是昏君权臣的荣华富贵;崇拜的是刘关张义气,不是曹阿满的奸诈。

古典小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 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历史不是小说,历史真相只有一个。一部真史、信史是大事,是命运,是前途! 没有真实的历史,何谈爱国主义? 爱史即是爱国、爱民族。没有一部真实信史,一个国家的国民难免成为没有灵魂之行尸走肉,国家碍难避免沦为外国的附庸。

捍卫历史真相,是因为历史并未终结!人类是站在自己的历史上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