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桂青•
美国人如今也惊呼“死不起”。美国人特伦斯•弗雷在他死之前，因住院分别给两家医院支付了33382和43711美元，而他生命的最后三天花费则高达 14022美元！一直支持弗雷与病魔作战的弗雷太太，在2007年12月14日，看着自己的丈夫在医生的检查室里再也没有醒过来。
明知没救了还做一堆检查
弗雷与肾癌战斗了7年，癌细胞后来已经蔓延到他的全身，咳嗽让他难以呼吸，他只能蜷缩在床上才能感觉舒服一点。但是弗雷夫妇没打算放弃，弗雷的主治医生弗 拉赫蒂认为某种试验性的治疗方式能延长弗雷的生命。弗雷被他带到一个肺癌专家那里，希望这个专家能消灭弗雷身上的一些癌细胞，好让他在等待新药发生效用之 前感觉舒服些。但是肺癌专家却认为他对弗雷无能为力，并建议弗雷夫妇到宾州大学医院去接受最先进的癌症治疗。
在宾州大学医院，全新的一批医生接手了老病号弗雷，拿弗雷太太的话来说，一场闹剧上演了。在宾州大学医院的四天里，弗雷被抽过8次血，接受了至少2两次尿 检，胸部做了一次CT，脑部做了一次磁力共振检查，物理治疗师时不时出现一下，营养师则给弗雷太太强调癌症疲劳，需要给弗雷补充卡路里。在短短几天内，一 共有29名专业护士、物理治疗师、营养师以及9名医学博士参与了给弗雷的治疗。其实那里的医务人员对弗雷的病一点都不乐观，弗雷太太在多年后重看丈夫的住 院记录，实在是搞不明白为什么那里的医生既然都认为弗雷没救了，还要帮他搞那么多的检查。离开宾州34天后，弗雷就去世了。
弗雷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他曾经是电台播音员、历史教授、房地产评估师，他在60多岁的时候拿到博士后学位，是一位中国历史学家。他能说6种语言，死 前还在学习第七种。弗雷与太太育有一个儿子，还收养了一个女儿，两个都不到20岁。所有这些，都是弗雷与癌症斗争多年的动力，也使弗雷夫妇对主治医生弗拉 赫蒂的鼓励深信不疑。让弗雷太太疑惑的是，宾州大学医院的医护人员们，为什么在认定弗雷是没救的情况下，还那么努力地提供让弗雷“感到舒适的照顾”，而那 4天的账单是33382美元。
究竟有没有花冤枉钱?
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就会对奥巴马的强制医保法案进行裁决，但弗雷太太认为，以她的亲身经历来看，强制医保根本解决不了美国医疗系统的核心问题——临终护理 的代价，包括金钱和情感上的。有研究表明，让一名65岁以上的老病号延长一年生命的代价，在1970年到1990年间，已经从4.68万美元上升到 14.5万美元，普通老者的医疗费用也在逐年上涨。斯坦福大学和沃顿商学院的一份调查显示，需要洗肾的病人如果想增加一年“高质量”的生活，平均要花费 12.9万美元。
弗雷太太觉得为丈夫花的钱换来的是丈夫的“缓刑”，她与主治医生都认为治疗给弗雷延长了17个月的生命。而在那17个月当中，弗雷夫妇度过了20周年结婚纪念日，儿子也拿到了大学的入学通知书，还与女儿一起站在西班牙的一个阳台上欣赏地中海的景色。
但是，弗雷太太在研究医院账单的时候，也在怀疑他们是否浪费了很多钱。弗雷与癌症战斗了7年，期间一共做了76次CT，这些检查都是必须的吗？这很让人迷惑。
医学发达导致过度治疗
沙农•布朗利在《过度治疗》一书中认为，多做几次扫描、拍片对提高诊断的准确度毫无帮助。达特茅斯大学的费什教授研究临终医疗消费已经将近30年，他指 出，一个病人花费比其他人多出一倍的钱也未必能达到延长生命的目的，有时候情况还会是相反。姑息治疗医生伊拉•比奥克在其新书《最好的治疗》里指出，过度 治疗是医学高度发达的副产品。
“科学的威力巨大，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诊断方法和治疗方式。当你住院后，你就像是进入了一条运输带，被送往一个接一个诊断仪器那里。”他说。专业化有时 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让医学不断进步，但与此同时也会让医生和患者认为，如果减少专业化的治疗，等待他们的就是失败。
弗雷太太曾经听过一个黑色笑话，讥讽医院的流程化，只关注病人的“病”而不是病人本身。笑话里说道，一具尸体已经被推进了太平间，但太平间的工作人员却接到一个指示，这个“病人”要去照X光。
过度治疗是医疗制度本身的问题造成的，也是医疗人员们总希望通过手中掌握的所有手段为患者做治疗的美好愿望导致的。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钱！医院能有利润，医生能有工资，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而不是他们没做的事情。
曾有一名医生在接受一项调查时坦言：“如果我让一个病人住院，那么我就能赚7天的钱，但如果我让他每个月来复诊一次，我只能得到一次门诊的钱。”
有人因担心费用放弃治疗
对于患者来说，想要知道一次治疗需要花费多少钱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果一项治疗涉及到多个科室，患者就会收到多张账单。从某种意义上讲，患者需要付多 少钱，是医院、医生和保险公司共同协商的结果，一个没有购买医疗保险的患者会比有医疗保险的人要付更多的钱。可是购买了医疗保险也并非上了保险杠，各种复 杂的条款会对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规定，通常耽误时间长的慢性病患者的得益最大。
希西娅是加州大学的助理教授，同时也是一名急诊室医生，每天她面对最多的问题的是：“医生，我这次要花多少钱？”
但是这正是希西娅无法回答的问题，她曾对加州境内的阑尾炎手术收费做过对比调查，发现患者的付费从1500美元到18.3万美元不等！而在同一家医院做 CT，因患者购买保险的保险公司不同，有的只要付776美元，有的则要付2586美元。她还碰到过不少病人，因为担心最终的账单无法支付而放弃治疗。
情感代价无法估算
弗雷太太发现，在其丈夫治疗的整个过程中，除了花费了大量真金白银，她与家人付出的情感代价是无法估算的，弗雷太太与儿女们连与弗雷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 弗雷进入ICU（重症监护室）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昏迷当中，直到他死前的一周，弗雷太太才得到确切的信息——她的丈夫即将离世。
医生、医院、保险公司，在美国现有的医疗制度之下，被称为是“死亡小组”。但是，患者与其家属并不需要“死亡小组”，他们需要的是有一个权威人士来告诉他 们应该怎么做，是继续治疗、换方式治疗还是放弃治疗。姑且可以把这些权威人士称为“医疗导师”，他们可以是医生、护士，任何一个医疗系统里的人，能够帮助 患者、患者家属作出艰难决定的人。
安宁缓和护理学会的主席乔安妮•蕾丝奈德认为临终护理就是应该提供上述的指导。她说：“我们国家的医疗系统其实是为了治愈患者服务的，如果我们不能治愈患 者，医务人员就会很困惑他们到底能做什么。患者需要一个‘导师’，能让他更清楚治疗的情况到底怎样，而且双方的对话是在适当的时候进行的，还要给予患者本 身一种关怀：他是否疼痛、焦虑、恐惧或绝望。这些虽然跟造火箭的技术没法比，但也是很困难的工作，我们需要整个领域在文化上有所改变。”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93期，摘自《新闻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