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美国之春”暗潮汹涌

• 2014/12/10 09:20
• 来源：网摘

核心提示：美国是到了该认真反思的时候了，否则，类似的悲剧必定还会在美国其他地方再度上演……

 

美国人曾经因为“阿拉伯之春”而志得意满，不久前还曾经因为香港人“占中”而洋洋自得。然而，俗话说“风水轮流转”。

在突尼斯，穆罕默德 布瓦齐齐的横死引发了“阿拉伯之春”。埃里克 加纳之死会引发美国警察改革之春吗？

两例死亡故事极其相似。布瓦齐齐是一个推着板车卖水果蔬菜的街头小贩。他渴望买一辆小型载货卡车来扩展自己的生意。但是，正如财产权改革家埃尔南多 迪索托说的：“为了获得贷款买辆卡车，他需要贷款抵押，由于他拥有的财产没有合法的记录，所以他没有资格。”

与此同时，迪索托指出，政府督察员使得布瓦齐齐的生活变得绝望，他厌倦了被凌辱。他自杀的那天，警察没收了他的货物和用来称重的电子秤。一名女性市政督察员打了布瓦齐齐一记耳光。

据称，这种羞辱加上没收了他价值225美元的货物，便导致这个年轻人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布瓦齐齐是一个试图通过做买卖来改善自己生活的穷人。他的哥哥对迪索托说，布瓦齐齐之死的意义是：“他认为穷人也有权利去买卖东西。”

这个故事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引起了共鸣——一个压制自由和进取心的政府、不负责任的政府机构、暴力执法、官员对平民的蔑视。

埃里克 加纳的故事与之极其相似。他已被逮捕30多次，罪名是持有大麻，无照驾驶，最经常的原因是在街头出售未上税的香烟。
为什么要出售未上税的香烟？因为纽约拥有全美最高的香烟税，纽约州是每盒香烟4.35美元，而纽约市每盒又额外加了1.5美元。

一盒香烟在纽约市的售价高达14美元，是弗吉尼亚州的两倍半。因此活跃的黑市应运而生。在弗吉尼亚州或北卡罗来纳州的零售店里购买香烟然后在纽约加价销售，其价格仍比合法的加税香烟要低。

美国资深经济学家帕特里克 弗利诺在2003年为凯托学会撰写的一份报告中说，纽约的香烟税造成了黑市的繁荣，同时使得街头犯罪、争夺地盘的冲突以及有组织犯罪不断增多。

他发现，从1990年到2002年，随着纽约市和纽约州一再上调税率，纽约的加税香烟销售量较全国平均水平大幅下跌。但是，有报告说吸烟率仅略有下降，符合全国趋势。很显然，很多纽约烟民都是从黑市买烟的。

麦基诺中心2013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不出所料，纽约的香烟走私率最高，占该州香烟销量的61%。

美国纽约一名黑人男子加纳被白人警员锁喉致死的案件，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涉事警员，引来民众不满，纽约多处爆发示威。

埃里克 加纳只是黑市的一分子。他在街头向那些没什么钱的人一盒一盒地出售香烟。对警察来说，逮捕这些街头小贩要比逮捕那些在各州间进行有组织犯罪的人容易得多。我们通过的法律越多，人们跟警察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尤其是当我们宣布很多和平行为不合法时，比如出售未上税的香烟或者向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

埃里克 加纳最后的遗言可能穆罕默德 布瓦齐齐也说过。我们都听到了他最后时刻所说的话：“我不能呼吸了。”他对警察说了八遍。

但是，在遇到那个警察之前，手机记录了他的沮丧：“每次你看到我，你总想打扰我。我都烦了。今天停手吧……因为每次你看到我，总是想骚扰我。你总是想阻止我卖香烟。我很在乎我的这点小生意，警官，我真的很在乎。请别管我了。我最后一次告诉你，别管我了。”

穆罕默德 布瓦齐齐之死掀起了抗议的浪潮，先是在他的祖国突尼斯，后来蔓延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政府被推翻，美国《时代》周刊2011年的年度人物就是“抗议者”，人们充满希望地谈论着“阿拉伯之春”。突尼斯的改革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成功。

埃里克 加纳之死也引发了抗议，不仅仅是在纽约，还有波士顿、芝加哥、华盛顿及其他地方。许多抗议者高举“我无法呼吸”和“今天停手吧”的标语。他们还应该加上“我很在乎我的小生意。别管我了”。

美国警察暴力执法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虽然迄今没有可信的全国性数据，但美国媒体对联邦调查局统计数据深挖并披露出来的情况令人咋舌。

报道称，美国法律要求警察在每一次涉枪事件后都要填写书面报告，在执法过程中致人死亡条目下，美国警察2013年打死了409人。这个数字在过去十几年里，都在400人左右。也就是说，美国警察平均一天打死至少1人。而2013年，有22名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死亡。

当然，通过这一数据无法准确判断美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是否“依法”杀人，因为美国警方对相关信息向来讳莫如深。

美国警察暴力执法问题突出，答案恐怕要从美国的警察制度和相关规定中去探究。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警察大都依据“最小动用武力论”，在使用枪支时极其谨慎，甚至有严格规定。但在美国，不少州的法律规定，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如有合理理由认为自身安全面临威胁便可开枪。显然，能不能开枪，在实践中更多地是凭借警察在现场的主观判断。

警察执法，是不是就可以成为“持照的杀人者”，成为此次弗格森事件民众抗议的一个集中问题。白人警察威尔逊以受到黑人青年布朗的威胁为由在短时间内连续射击，布朗至少身中6枪，而布朗当时身上并没有携带武器。

美国媒体对此毫不留情地批评指出，美国警察过度“军事化”的恶果—警察误以为自己是“正义勇士”，而把民众当成“敌人”。

美国行政和司法机构对警察暴力执法问题的“忽视”和网开一面，也致使该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1994年，美国出台了联邦法律“暴力犯罪控制和执法法案”，要求司法部每年就警察“过度使用武力”发布报告。

然而，这项法律从一开始就未被严格执行过，仅仅过了一年，司法部便叫停了有关调查工作。在司法判决中，因难以界定“过度使用武力”，使得很少有警察因此遭到指控，也极少有开枪杀人的警察承担刑事责任。

美国警察暴力执法也有其社会层面的根源。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许多种族、民族的移民生存区域往往划分明显，甚至不相往来。彼此严重缺乏安全感，文化难以融合。特别是在一些高危犯罪集中的社区，警民互不信任，甚至相互仇视，这只能刺激警方加重其暴力执法，让少数族裔居住的贫困社区居民感到不安。

美国常常对别国人权指手画脚，但却无视其自身存在的诸多侵犯人权的问题。从弗格森事件不难看出，美国司法制度和警察制度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一再引发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和改革这些制度的呼声。

美国是到了该认真反思的时候了，否则，即使这次抗议浪潮平息了，类似的悲剧必定还会在美国其他地方再度上演。

责任编辑：青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