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12/14
作者/来源：匡导球 广州日报 http://gzdaily.dayoo.com
本书全面介绍了新加坡的历史渊源、政治制度以及政府在经济转型、社会保障、外交政策、廉政建设、文化教育、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其中，凡与中国相似之处或可为中国借鉴的宝贵经验，作者均不惜笔墨作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大量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一】
新加坡的经济哲学
“发展”与“分配”，“做蛋糕”与“分蛋糕”，是经济活动中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个范畴。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它们之间的博弈无时不有，无处不在。除了少数受意识形态桎梏，至今仍迷信“绝对平等”的国家，几乎每个经济体都希望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西欧、北欧各国以及亚洲的日本似乎曾找到了这个平衡点，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它们主动牺牲了部分经济增长来换取社会公平，例如，减少对国外廉价劳动力的依赖，鼓励企业雇用更贵的本地劳动者，以缩小国家的收入差距。此时，增长率已经不是政府关心的主要问题，实际上，2%～3%的增长率已足够维持整个经济体的正常运行，政府更关心的是充分就业、收入分配和福利水平。一段时间内，这些国家的人民都过着舒适和富足的生活：工作稳定、工资和福利优厚、社会和谐。可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些国家的“平衡”模式都受到了挑战，西欧、北欧国家福利制度的缺陷逐渐显露，日本则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后长久地陷入了泥潭。不过，总的来说，上述国家仍然较其他国家更接近“发展”和“分配”的平衡点。
在这个问题的另一端，是那些正“不计一切代价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抓住全球一体化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经济，是当前的第一要务，能增长10%，就不会满足于9.9%。至于分配不均、两极分化等问题，只要经济能保持稳定增长，政府总可以想到解决办法。真正的灾难是经济增速放缓或者停滞，那个时候就业岗位少了，工资低了，很快就会出现社会不安定甚至政治危机。所以，这些国家的哲学是“能有多快就有多快”。
新加坡的地位十分奇特。依实力而言，这个福布斯排行榜上全球第三的富国，其实早可以向欧洲和日本的模式转型。但实际情况是，新加坡追逐增长的热情丝毫不逊于各新兴经济体。在第一世界国家里，可能没有哪个国家比新加坡更关注GDP，当然，也没有哪个国家需要像新加坡那样，忍受如此悬殊的收入差距。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领导者们认为，这是由新加坡经济的“脆弱性”决定的：没有资源，没有腹地，严重依赖跨国公司。因此，甚至常有一种惊悚的论调，认为新加坡“今天还在，明天可能就不见了”，因为你不知道跨国公司哪天就对新加坡失去了兴趣。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加坡“贵为”第一世界国家，还要自降身价和广大新兴经济体在“成本竞争力”上较劲，为什么还在“低声下气”地给外国投资者们提供这样那样的税收优惠，并让他们在分配中拿走大头，以及为什么还要忍受民众对外劳政策的指责来帮助跨国公司降低成本。不过，另一个问题随即浮现。既然是新加坡的基本国情——“脆弱性”，决定了“发展”在它的哲学里必须处于第一位，那么这个国情有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呢？从最近十多年的动向来看，政府确实在设法夯实新加坡的经济基础，一方面大力扶植本国的中小企业，另一方面坚定地执行“走出去”的战略。实际上，淡马锡控股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这两个巨无霸，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早已经是“呼风唤雨”了。不过，对于一个依赖跨国企业成长起来的经济体而言，要想在短期内摆脱这种依赖，并非易事。因此，最起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新加坡还必须尽可能地为跨国公司提供优越的条件，帮助他们获得满意的利润。这就意味着，“发展”仍将是主旋律。
另一方面，虽然对“发展”的痴迷程度不亚于任何新兴经济体，但新加坡在“分配”尤其是“再分配”上无疑做得更好，这就是它既能容忍巨大的收入差距，又能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原因。当然，用现在已是发达国家的新加坡和广大新兴经济体做比较，不免有失公允。但回顾其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即便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艰苦奋斗期，新加坡也没有出现严重的社会失衡。那时，怀揣民主社会主义信念的人民行动党精英们在主抓经济发展的同时，已经启动了一系列再分配措施来保障普通新加坡人的生活，让他们都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其中，“居者有其屋”政策的实施，帮助人民解决了一大难题，进而为社会安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在新加坡“发展当先”的哲学里，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投资也是有选择的，即重视“生产性”的投资，如住房、就业和教育，同时尽可能控制“消费性”的投资，如各种社会福利，以鼓励人们自我奋斗，利用政府提供的条件去创造价值，而不是坐在那里等待政府派送“免费面包”。总之，“发展才有分配，分配为了发展”，这就是新加坡的经济哲学。长期以来，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它在“发展”上做得更好；与新兴经济体相比，它在“分配”上做得更好，这可能就是新加坡成功的秘诀所在。
【二】
知识大潮
与金融服务业并驾齐驱的是商业服务业，包括不动产、IT及相关服务、法律服务、审计与会计、建筑与工程服务、广告以及商务中介等行业。2010年，商业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13%。再加上贸易、运输和通讯等传统优势行业，以及旅游、教育、医疗等政府着力拓展的行业，服务业已经成为新加坡经济的基石。目前，新加坡服务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超过2/3，新创造的每100个工作机会中，就有97个来自于服务业。
世界一流的服务水平，加上健全的法制、廉洁高效的政府、亲商的政策环境和卓越的生活、娱乐设施，为新加坡发展“总部经济”、打造“亚洲门户”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制定服务业发展战略时，新加坡政府就提出了“全商务”概念，鼓励跨国公司在新加坡从事生产以外的业务，并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吸引跨国企业集团在新加坡设立地区运营总部。随着金融业与商业服务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在新加坡设立区域总部，进行包括商业企划、人才培训、财物与融资、研发和知识产权管理等高增值商业活动。新加坡政府顺应潮流，先后与其他国家签署了50多个双边贸易协议和30多个投资保证协议，确保在新加坡进行跨国业务的总部公司享有税负优势。
目前，一共有28000多家国际公司立足新加坡，包括跨国公司7000家，其中的60%在新加坡设立区域或全球总部，接近1/3的“财富500强”公司选择在新加坡设立亚洲总部。另一方面，随着亚洲经济的迅速崛起，来自中国、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企业越来越青睐将新加坡作为其进军国际市场的重要窗口和平台。新加坡因此成为世界与亚洲的交流融会之地，名副其实的“亚洲门户”。
在独立后不到5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转型升级的“三级跳”，新加坡为做大经济“蛋糕”而显示出的决心、勇气和智慧，确实令人赞叹。“我们必须变得与众不同，必须有别于他国，否则我们就完了”，这是李光耀在发展过程中一再发出的警示。正是基于对国情、世情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新加坡的管理者们每每能够相时而动、主动出击，重新定位自己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角色，在遇到波折时也能迅速反应、及时调整，让经济重新回到正轨。
做不了生产就来做装配，做不了装配就来做服务，做不了服务还可以做地主，正是“因世界而变”的思想，让新加坡成了世界经济格局中“独特的那一个”。李光耀在展望未来时再次强调了这一点：“面对全球化的真正的关键在于所处的是有利的位置，或不利的位置。新加坡就是处于不利的位置。我必须让新加坡人学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新加坡不改变，就会遭到残酷的冲击。新加坡非常小，而且是完全开放的经济体。换句话说，世界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们毫无选择余地，我们必须改变。”
不过，高度的外向性也让新加坡经济难以避免全球或地区性经济波动的影响。这其中，以美国的影响为甚。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简称贸工部）的研究曾经显示，美国经济每增长1%，新加坡经济就会增长0.96%。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和可持续性，新加坡政府已经开始未雨绸缪。一方面，逐渐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以减少美国、欧盟和日本等成熟经济体的衰退给新加坡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为了改变“新加坡赛场上鲜见‘新加坡马’”的尴尬局面，政府在最近十几年明显加大了对国内企业的扶植力度，力图将中小型企业壮大为新加坡经济的部分基础。1999年，经济发展局宣布拨款1亿新元作为协助本国优秀企业的“3Cs”计划援助基金，以培养及加强100家本国优秀企业的实力；新世纪之初，新加坡政府制订了《新加坡中小企业21世纪10年发展计划》（SME21），旨在培养一批高增长的创新型中小企业；2010年初，新加坡经济战略委员会提出，在未来十年培育1000家年营业额在1亿元以上的中小型企业。与此同时，政府还努力扶持更多的新加坡本地企业“走出去”，试图以海外收益培育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第二只翅膀”。尽管如此，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是不可避免地重创了新加坡经济，使其中断了自2002年以来的高增长势头（当年增长率1.5%，2009年负增长0.8%）。幸运的是，完善的经济体系和优越的软硬件环境，赋予了新加坡极强的灵活性和恢复能力。2010年，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新加坡又回到了高增长的轨道。
【三】
政府的角色：主导者——有所为有所不为
新加坡走上正轨，市场经济体系逐渐成熟以后，关于政府是否过度操控经济的质疑又开始甚嚣尘上，并一直持续至今。不过，在争议声中，新加坡政府一直保持着“低头做事”的务实态度。时至今日，虽然批评和争议之声仍不绝于耳，但任何人在审视新加坡的经济奇迹时，都必须承认“拥有一个好政府”是新加坡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政府究竟应该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即使在最严谨的经济学家那里，也很难为这个问题找到明确的答案。对“市场之手”的盲目崇拜已经几度让世界付出代价，但“指令经济”带来的伤痛同样挥之不去。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都选择“有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一折中模式。即使在那些将自由市场经济奉若神明的国度，每当危机的阴云笼罩，政府也会“情不自禁”地进行操控。
对于“市场”和“政府”如何进行角色定位，经济学家们试图寻找到一套考量标准。他们认为，“市场”和“政府”作为调控经济活动的两种手段，都能带来对方无法带来的收益，但也会造成对方不会造成的成本。例如，“市场”虽能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但时刻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却会拉高交易成本，从而降低经济活动的效率；“政府”能通过明确的计划和指令降低甚至消除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但通常都伴随着不菲的管理、监督和激励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采用何种方式安排经济活动，直接取决于上述成本和收益结构，而影响这一结构的因素有很多，共识度较高的包括：国家规模、市场的发育程度和政府的管理水平。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国家的规模越小，管理的层次越少，管理的复杂性就越低，收益相较于成本也就更有优势；另外，市场发育程度越低，其中的交易成本就越高，相应地，政府管控经济活动就显得更加实惠；最后，政府的管理水平越高，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也就越精准、高效，当然，这直接取决于其是否拥有一个治理国家的技术官僚团队和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
不难发现，尽管经济学家们已经尝试为“市场”和“政府”的角色定位提供了若干标准，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实践决定理论”胜过“理论指导实践”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拥有自身独特的社会、经济、自然状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面临不同的任务和挑战，理性、务实的发展方式更多是在顺应需要、因势利导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不是在纸面上设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加坡无疑是立足国情、真抓实干，最后摸索出自身发展道路的成功典范。在有的国家因为“政府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而深受其害，有的国家因为“政府毫无作为以至于经济失控”而苦苦挣扎时，新加坡却走出了一条“政府”与“市场”和谐共处、相得益彰的中间道路。究其原因，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国家规模、市场成熟度和政府管理水平均可以解释一二。首先，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面积小、人口少，政府管理层级单一，因而管控经济活动的成本低、效率高。比如，李光耀可以随时了解他的部长们在做什么、做得怎么样，也很容易发现人才并委以合适的职位，这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其次，新加坡独立时国内市场规模小且不发达，需要政府出面调配资源，引导市场发展。再次，秉持“精英治国”原则的新加坡政府拥有一个高素质的技术官僚团队和一套高效的运行、奖惩制度。
这些解释虽然道出了新加坡政府取得成功的技术性原因，但似乎未能触及“好政府”之所以成为“好政府”的根本。毕竟，小国、市场欠发达、技术官僚等都不必然导致卓有成效的政府。若不遵从经济的一般规律和市场的一般准则，上述因素也许根本找不到发挥作用的空间。而按规则办事，以规则约束权力，正是新加坡政府调控经济活动取得成功的关键之处。独立之初，为了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新加坡全盘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其后，为进一步密切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求得自身发展，新加坡一直小心翼翼地遵守着通行的规律和准则。实际上，审视新加坡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历程不难发现，除了行使监督、管理这一通常意义上的政府职能之外，其他活动都是在市场经济框架内，为弥补市场中相应角色的缺失而进行的。比如，新加坡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可以依赖跨国公司的业务转移自发地实现转型升级，政府于是研判形势变化，通过政策和市场手段进行鼓励引导；再比如，一些关系国计民生、投资风险大的领域，私人资本无力涉足，政府于是充当开拓者，并在完成“拓荒”后，自觉退出这一领域。可见，新加坡政府在定位自身角色时，均是以现实需求为导向，以市场准则为依据，既不僭越，也不退缩，既有所作为，又不乱作为，这便是其与“市场”并行不悖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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