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2014-08-02 09:32:26
2014年，中国历甲午年；120年，两个甲子之前，1894年，一场战争，无论是用什么名字，甲午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日清战争，爆发。交战的一方，是刚刚初步经历了洋务运动的中国清朝，另一方，是刚刚初步完成了明治维新的日本。
自唐朝以来，中国的传统话语体系中，天朝与蛮夷，大中国与小日本的战争；战争的结果，中国战败，清朝洋务运动的初步成果，被检验为不合格。这个不合格的成果，构成了当时中国历史进程的分水岭；而在120年，2个甲子之后，某种具有深远历史意味的情境再度被构建了起来：被明确进入崛起轨道的中国，与努力实现正常国家化的日本，再度被历史，放在了某种形式的天平至上，对比各自的综合实力的方方面面，某种难以清晰言表，但又实实在在可以感知的情绪、认知、想法，正在两国之间酝酿。
就中国而言，2014年，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啃骨头的深水区之后，这个甲午，明确而清晰的关键词，是“反思”。这种反思，不是在历史故纸堆里的无病呻吟，而是指向异常清晰的借古论今。就这个意义而言，2014年，2个甲子之后的甲午年，中国再论甲午战争，本质是一场无形的、下意识的国家安全战略大辩论，其潜在的目标，是明确中国的国家利益、发展目标、路径，以及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选择实现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
交战的一方，是刚刚初步经历了洋务运动的中国清朝，另一方，是刚刚初步完成了明治维新的日本。
基于此，对甲午战争经验和教训的正确思考，就变成了相当重要的关键所在。比如，因为甲午战争的结果，是清朝战败，日本战胜，那么是否可以就此得出结论：当时清朝走的道路是错误的，日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并进而推论，在2014年的今天，中国反思甲午战争的主要收获之一，就是中国要仿效120年前的日本，走日本式的发展道路。这里需要杜绝的，是某种过于理想化的假设，是某种脱离历史情境和发展进程的空想，以及某种建立在纯粹演绎基础上的一厢情愿：我们不是在1894年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是在2014年讨论这个问题，因此需要做的，是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吸取那些对2014年中国有价值的战略教训，而不是在撰写穿越小说，站在2014年设想自己能够带着今日的中国回到1894年的世界，然后打赢战争，修改历史。
拉回到棱镜的问题，用棱镜看甲午，以及甲午后2个甲子的历史发展，分出来的是不同的主权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出的发展道路，这些道路彼此互动，形成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甲午之后，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冷战；冷战结束，又发展至今。中国、日本、美国、俄罗斯-苏联-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包括比邻的朝鲜、韩国、日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动的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模式，影响历史，被历史影响。
从这个视角而言，120年后甲午再度成为讨论的热点，成为一个可以赋予并承载各种复杂意义的话语符号，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今天中国同样需要明确自己的发展道路，设定自己的发展目标，这种思考，必须是战略层面的系统宏观思考，而不是战术层面或者局部的片面深刻，或者，至少不能让这种片面深刻，干扰在系统宏观层次的战略决定。
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从甲午之战的结果来看，清朝被日本击败，是否就可以因此推断日本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甚至更加广义的说，自1840年以来，屡次击败清朝的西方列强是否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今天的中国应该以此为学习的榜样和仿效的目标？如果答案是“是”，那么显然中国当下应该深刻理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精髓，应该毫不掩饰的摆出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发展态势，应该好不迟疑的把那些唧唧歪歪个没完的小国给收拾的干干净净，就像他们前任宗主国曾经干过的那样。
今日中国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新型大国关系，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所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国战略决策者的认知是：反思甲午战争的教训，结果不是中国要仿效日本当时的发展道路。这对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来说，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从甲午之战的结果来看，120年后的今天，中国设定的战略目标需要怎样的力量支撑。弱肉强食的世界，尽管可以用普世价值的外衣来中和，骨子里仍然是弱肉强食的。不说冷战时期中国多次面临赤果果的核武器打击威胁，只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银河号事件，黄海对峙事件，台海第三次危机，炸馆事件，撞机事件，都在持续不断的提醒中国必须要建设一定强度的力量，不能紧紧满足于最低限度核威慑所带来的最小限度的生存保障；进入21世纪之后，颜色革命、网络颜色革命、棱镜门、起诉门，又持续提醒中国需要建设的国家安全能力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军事领域，还必须包括非传统的网络空间。
这种力量的建设和完善，注定是艰难而痛苦的。艰难因为涉及资源的分配，痛苦因为面临选择的诱惑，这种诱惑就是美国总统艾克在告别言说中提到的军工复合体的绑架和干扰，这种诱惑就是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入侵伊拉克和实施战后重建中展示的滥用优势。能否既有足够的政治意志，顶住压力发展足以保障恰当利益的力量，又能有足够的政治智慧，知道如何克制、谨慎的使用自己的力量，应该成为在2014年反思甲午教训时着力关注的新领域。
第三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能够、需要、希望建设一个怎样的世界。120年后，无论中国主观上有没有准备好，客观上中国的体量，决定了中国必须对此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一如当初，无论清朝的皇帝和太后，是如何讨厌允许那些皮色，毛发，眼珠子五颜六色的蛮夷，都必须遵循外交礼仪予以借鉴；无论中国自己如何的想独善其身，但现实就是中国必须有所作为。有所作为，以甲午年的反思来说，需要中国客服祥林嫂一样的受害者心态，反反复复的碎碎念当年受了多少苦；同时也需要中国能够走出内心深处的不自信，直接了当把有些话说清楚。
这意味着，中国需要认真思考，中国希望建设一个怎样的世界，这个世界中各种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怎样的，中国在其中承担怎样的位置，遵循从甲午中吸取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应该贡献那些东西来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等等。这类问题，如果中国缺乏足够的体量和资源，是没有资格去想的；今天，经过长期努力之后，资格的问题基本解决了，至少在量上可以这么说，那么，中国就应该努力的去想起来。要知道，甲午，不仅仅是中日的问题，2个甲子的甲午之后，1945年前后成型的国际体系也将迎来古稀之年，那个思考，远比甲午的反思困难、艰巨、影响深远，中国必须对此，有明确而清晰的认识。
2014年7月31日于大西洋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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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甲午、一战与棱镜（3）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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