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官的“西点军校”——高盛帝国

•刘火雄•

全球看美国，美国看白宫，白宫看华尔街，华尔街看高盛。对于金融界人士来说，这早已是一条不成文的“军规”。如今，在白宫、财政部、纽约证交所……随处可见高盛帮的身影，林肯有关政府“民有”、“民治”、“民享”的名言，正被改写为“高盛有”、“高盛治”、“高盛享”，美国媒体也戏谑地叫它“高盛政府”，而不是“高盛公司”了

2010年4月16日以来，有关高盛“欺诈门”的是是非非早已喧嚣尘上，美国股神巴菲特“百分百”支持高盛的表态更是语惊四座。

根据美国证交会的指控，3年前高盛在住房抵押贷款相关证券中涉嫌欺骗客户，致使投资者蒙受损失超过10亿美元。消息一出，高盛当日股价从前一天收盘价184美元，下跌到160美元，120亿市值瞬间蒸发。

而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9年，当整个华尔街投行业哀鸿遍野时，高盛的净利润出人意料地飙升至134亿美元，他们的3万名员工年平均收入达到创纪录的70万美金。

高盛不是美国最悠久的公司，它140年的历史比2008年破产的雷曼兄弟还少18年；高盛也不是美国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它全球的雇员只有摩根士丹利的一半……但高盛说话，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在听。

140年前，当高盛创始人马库斯•戈德曼还是一介马夫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昔日创办的小店，如今已成为掌舵美国白宫、操控华尔街的最伟大投行。高，就是高高在上，盛，则是盛气凌人。

一个马夫的发家史

1848年，迫于欧洲的反犹风潮，受日耳曼人的排挤，戈德曼从德国巴伐利亚来到美国新泽西州。当时他什么也不会，倒是小时候跟父亲贩卖水牛的时候看过别人拉马车，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活，成了初来乍到的戈德曼在美国维持生计的唯一选择。

不久，戈德曼在费城遇到一个流浪到美国年仅18岁的德国姑娘，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遭遇，让俩人坠入爱河。得到爱情滋润的戈德曼，经过数十年苦心经营，终于攒了点钱，随即决定不再干拉马车这种低三下四的活儿，打算自己开店当老板。

1869年，戈德曼带着妻子和五个孩子移居纽约，在距华尔街一步之遥的曼哈顿松树街挂出了招牌：马库斯•戈德曼公司（Marcus Goldman＆Co．）。公司位于一条紧靠煤矿滑道建筑狭窄的地下室，经营借据的经纪业务，除了老板戈德曼外，仅有一名在殡仪馆上班的兼职记账员。

摇身一变成为经理的戈德曼，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都会披上那件礼服式外套、戴着高高的帽子，游荡在纽约商铺林立的地段。他选择那些信誉跟实力都不错的商人，把需要现金周转的珠宝商、皮革商手上持有的本票用现金买下，放在帽子里，然后转手给其他有需要的商人，通常1000美元可以得到5美元的提成。时人常说，一位银行人士的成功大小可以由他戴的帽子高度来衡量。

从事这项业务的早期日子里，戈德曼每年能够拉到500万的交易额，并从中赚取2.5万美元。在跑街拉业务的过程之中，戈德曼认识了同样来自巴伐利亚的塞缪尔•萨克斯，并将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了这位老乡。1882年戈德曼的税前收入已达到了5万美元，或许是觉得手头宽裕了，这一年他提升女婿萨克斯为公司的合伙人，并且把公司更名为戈德曼•萨克斯公司（M. Gold man and Sachs）。6年后，公司正式更名为高盛（Goldman Saches＆Co.）。

戈德曼跟女婿的联姻拉开了高盛合伙人制度的序幕，后来，戈德曼又让自己的儿子亨利•戈德曼与另一位女婿成为合伙人。此后近50年，高盛成为名副其实的家族企业。不过，随着西德尼•温伯格等“外人”的加盟，高盛由家族人士一统天下的局面大为改观。并且，温伯格“以身作则”，开了高盛向政府输送高官的先河。

西德尼•温伯格：给罗斯福政府“抓壮丁的人”

早在1907年，年仅16岁的西德尼•温伯格为了求职重返华尔街，这件本不起眼的小事为高盛日后的崛起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这片地界对他而言并不算陌生。更小的时候，温伯格曾经在这里每周为商家运送女士花边帽，一周能赚到两美元。曾有一段时间，他同时为三家零售券商做信使——直到每家券商都意识到他同时在为其他两家券商做一模一样的工作时，才被三家雇主扫地出门。

五短身材，口音浓重的温伯格，当年只好以5美元一周的薪水在高盛干起了被人看不起的清理痰盂之类的活儿。虽然这份工作卑贱，但温伯格看来，好歹是一个新的起点。

温伯格性格中一直有一种唯我独尊的特质，当年进入高盛后，他花了一段时间来培养沉稳的性格：“我当时野心勃勃，经常在老板们回家之后跑到他们那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坐着，点上一支50美分的雪茄，当然拥有这些雪茄的人后来都成了我的合伙人。”温伯格后来不无得意地回忆说。因为在1927年，他正式成为高盛的一名高级合伙人——有史以来第二位来自高盛家族之外的合伙人。不久，高盛进入由他掌权的“温伯格时代”。

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总统，当时华尔街的财阀们几乎没有人给罗斯福投票，他们不信任这个从纽约州长成长起来的总统候选人，有的甚至公开表示对他的厌恶。温伯格却认为，这正好是一次与对手们对着干的机会，他顺利成了罗斯福竞选委员会中筹措资金最多的委员。这一次，温伯格押对了宝，罗斯福如愿登上总统宝座。

一年后，在罗斯福的授意下，温伯格出面组织了商务顾问及策划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罗斯福新政期间商界与政府沟通的桥梁。当时，温伯格既是其中唯一能决定邀请谁与政府对话的决策者，同时也是委员会内唯一的投资银行家。这样的身份使他真正变成了寓言中那只守着鸡群的狐狸，他迅速上升为美国商界和政府共同追捧的人物。

1938年，罗斯福又任命温伯格出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当温伯格意识到反犹太主义正在苏联抬头时，鉴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放弃了这个位置。他的借口很简单：“我又不会说俄语，我跟谁谈话去啊？”罗斯福专门为此事给他去了一封表示遗憾的书信，温伯格将这封信陈列在他的办公室里，颇引以为豪。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温伯格在政治上迎来新的“发迹”。最初，他出任清算总行的主管，仅拿到战时爱国主义者象征性的1美元年薪。1942年，他就任战时生产委员会主席助理，实际工作其实是挑选战时可用的最佳人才，为此，罗斯福亲切地称温伯格为“抓壮丁的”。

为了寻找美国各大型企业内的拔尖新秀，温伯格不惜亲自走访，与各位CEO面谈，选择各公司最优秀的年轻人，以备国家组织大规模的战备生产。

正是通过“抓壮丁”，温伯格亲身接触了美国企业里大量优秀的青年才俊，近距离观察着这些人的工作效率，并且深入了解这群人中各自的专长，还可以事先知道他们和哪些人能合作得比较顺利。战后，成百上千的后起之秀回到各自的公司并且都担任了领导角色，其中大多数人都选择温伯格作为他们的投资银行家。正是在这段时期，温伯格与福特汽车创始人之子福特二世结下了良好的友谊。

这也就不难理解，福特公司后来要请温伯格出山主持上市事宜。在两年多时间里，温伯格起草了56套不尽相同的重组方案，并于1956年完成了福特公司6.5亿美元的IPO（首次公开招股集资）。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股票发行，温伯格和高盛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

温伯格于1969年去世，自他带领高盛与白宫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之后，高盛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从此剪不断、理还乱。

约翰•怀特黑德：里根政府助理国务卿

1976年，从被称为“约翰哥俩”的约翰•怀特黑德和约翰•温伯格（西德尼•温伯格之子）共同担任高盛联合主席开始，“双头制”管理便成为高盛管理架构的基本形态，怀特黑德也充分继承了西德尼•温伯格官商结合的衣钵。

怀特黑德先后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和MBA，他谈吐不凡，衣着得体，因此经常被误认是贵族。他年轻的时候给高盛合伙人当秘书，因充满自信和活力被西德尼•温伯格赏识，后来成为其副手。

被任命为联合主席以后，随着高盛规模的扩大，怀特黑德开始考虑如何保持高盛独特的文化，使全世界的高盛员工都能在同一种文化的指导下为客户提供服务。后来几乎成为行业规范的高盛“十四条商业原则”应运而生，其第一条便是“客户利益永远至上”。这些原则被印成小册子广泛地散发给高盛的每一个员工，时至今日仍然指导着高盛的日常工作。

高盛联合主席的位子并没有阻碍怀特黑德挑战自我的步伐。他最大的理想是在政治领域做出一番成就。1985年，怀特黑德顺利被里根总统任命为助理国务卿。在华盛顿任职的四年之中，怀特黑德成为“北约东扩”的主推者。美国“9•11”恐怖袭击后，他又出任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主席，负责纽约的重建工作。

怀特黑德由高盛入阁里根政府，无疑是美国“金元政治”的一个缩影。作为政治中心的白宫，与金融中心华尔街之间向来关系暧昧。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在华尔街的联邦厅——美国第一届国会所在地宣誓就职的时候，他大概怎么都没有想到，“华盛顿”和“华尔街”这两个名字今后竟有如此深厚而复杂的关联，只不过高盛更显得与众不同。

罗伯特•鲁宾：“自汉密尔顿以来最伟大的财长”

1990年晋升为高盛高级合伙人和联合主席的罗伯特•鲁宾，无疑也是玩转“金元政治”的高手，当时他的年薪高达2650万美元。

鲁宾先后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获得过学位，由于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使得其在高盛的经历，注定只是他进军华盛顿的前期培训。

在高盛，鲁宾最初负责的是套汇交易。这个华尔街惯常的“游戏”，鲁宾玩起来得心应手。自高中开始便相当在行的扑克牌技术帮了他大忙，因为打扑克牌与“套汇交易”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相通的——收集相关的数据，冷静分析各种风险，并愿意为可能出现的结果投下高昂的赌注。为此，鲁宾凭借出色的业绩曾被《财富》杂志誉为华尔街从事套汇交易的“四骑士”之一。

在高盛工作的同时，鲁宾积极地参加民主党的活动。1991年，在朋友的引荐下，鲁宾和克林顿总统共进晚餐。这是他和克林顿的第一次会面。在那顿晚餐上，他们一起讨论了三个多小时的经济问题。鲁宾认为克林顿对问题的观察深邃，充满求知欲。克林顿也极为看重鲁宾在华尔街多年的经历，以及他与大公司高层私交甚好的背景。这顿晚餐成就了二人日后的合作。没过多久，鲁宾接受了克林顿的邀请，入主新组建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1995年，受克林顿邀请，鲁宾出任美国第70任政府财长。

不过，头号经济强国的政府财长却并不好当。上任伊始，鲁宾便碰到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烫手山芋，他说服克林顿，动用汇率稳定基金拨款200亿美元来支持墨西哥政府，帮助其稳定了因比索快速贬值而引发的金融动荡，及时避免了墨西哥与美国之间唇亡齿寒的恶果。

解决政府财政赤字问题，是另一个让鲁宾名声大振的漂亮仗。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的财政赤字近3000亿美元。正是鲁宾调整预算等多项改革，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的财政从1998财年开始盈余，2000年财政更盈余高达2370亿美元。为此，鲁宾被称为是政府内阁中“最有价值的球员”。

另外，鲁宾很好地化解了亚洲金融风暴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影响，为此，1999年《时代》周刊封面上出现了这样的并肩合影：时任财政部长的鲁宾与副手以及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他们被誉为“拯救世界的三剑客”。

出任财长后，大部分周末鲁宾只能打“飞的”回纽约看望妻子，这段“候鸟”生涯直到1999年鲁宾卸任。虽然在财长一职上鲁宾只待了5年，他却积累下令人尊敬的资本：在任期内，美国失业率降至过去30年最低，华尔街股票市场历经长期牛市，创下历史新高，克林顿因此将他称为是自美国第一任财长汉密尔顿以来“最伟大的财长”，与格林斯潘并称“美国20世纪90年代经济繁荣的两大设计师”。

斯蒂芬•弗里德曼：白宫首席经济顾问

继鲁宾之后，2002年12月，曾任高盛联合主席的斯蒂芬•弗里德曼来到白宫，成为布什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

在高盛，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弗里德曼，总是与罗伯特•鲁宾一起被人提起，他与鲁宾一样，曾当过几年律师，两人后来成为高盛“双头制”下的CEO，并以“约翰哥俩”的精神和原则管理着高盛。

在学生时代，弗里德曼是一名著名的摔跤手。他连续三个赛季进入东部院校联盟摔跤比赛的决赛，并曾获得过157磅级别的冠军。进入高盛以后，弗里德曼充分利用了他体能上的优势疯狂工作，被视为是永不疲倦的人。

推进高盛公开上市，是弗里德曼在高盛期间的一项重要议题，并多次在合伙人会议上进行公开讨论。虽然结果并不如所愿，高盛上市的提议还是深深地触动了合伙人的心。从此，公开上市的话题始终在高盛挥之不去。之后的结果表明，他的努力对于高盛的最终上市起到了先行者和探寻者的作用。

1994年，弗里德曼从高盛高级合伙人和管理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上退休，并于2002年被美国总统布什正式任命为白宫首席经济顾问。上任之初，弗里德曼承诺实施一项经济刺激方案，旨在增加就业，减少纳税人负担并增强投资者信心。

喜欢运动的弗里德曼，每天都坚持锻炼。布什同样是一位喜欢运动的总统，他曾在白宫组织赛跑比赛。两个人共同的兴趣爱好，不但有助于他们建立良好的私人友谊，也为白宫在经济政策的决策，起到了很好的润滑作用。

不过，两年后弗里德曼即告老并重回高盛。此后，弗里德曼一度担任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主席，不久也辞职。有报道称高盛由投资银行转为银行控股公司期间，弗里德曼任高盛董事，他本人还拥有大量高盛股票，这违反美联储规定。

白宫别了弗里德曼，立马又迎来保尔森。

亨利•保尔森：“华尔街最后的国王”

2006年7月4日，正值美国国庆节，55岁的高盛前CEO亨利•保尔森——这位在公众眼中“脸庞棱角分明、表情严厉、仪表整洁、言词朴实”的人，将在新版美钞上留下其亲笔签名。这一天，他正式出任美国第74任财长。这也是10年之内，继罗伯特•鲁宾之后，第二任来自高盛的美国财长。当时，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白宫和高盛进行了合并，成为浸透高盛文化的“白宫－高盛”联合公司。

“保尔森是一只牛头犬”，在华尔街，保尔森出了名的实干家。早年他每周工作长达90个小时。正是凭着旺盛的精力和强烈的事业野心，保尔森在高盛中崭露头角，并于进入高盛20年后最终达至巅峰。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成为高盛领导者开始，保尔森于1999年完成了高盛上市工作。首次公开发行以每股53美元成交，发行6600万股，共筹得了36亿美元，成为20世纪美国第二大首次公开发行案例。保尔森成功将高盛改造为华尔街一部“最赚钱的机器”。2005年，高盛的年度净收益达到56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平均股东权益回报高达21.8%。当年，保尔森总薪酬高达3830万美元，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价值3.5亿美元的高盛股票。

与许多顶级银行家不同，保尔森虽然富有，却不爱炫耀。至今他依然拒绝劳力士，只戴廉价电子表。作为一名忠实的环境保护主义者，闲暇时他宁愿与妻子去纽约中央公园观鸟，或尽可能多地回到伊利诺斯州离父母家不远的小农场度日。

保尔森主政高盛期间，在帮助中资公司海外股票发售中，高盛一直占据主要地位，承担了多个大型国有企业重组和在海外上市的承销业务，包括中国移动、中石油、中国银行（香港）、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

或许是因为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所彰显的霸气，美国《新闻周刊》将保尔森称为“国王亨利（King Henry）”——他只用了区区两页半纸来向国会陈述他的7000亿经济救援计划，而对于别人的疑问，他通常只用一句话来应付：“我们别无他法。”

“我并不想在事后修改历史，我想创造历史。”于是，他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联合推出了7000亿美元的经济救援计划。但“国王”也有屈膝之时。为了寻求支持7000亿救援计划，保尔森不惜在众议院议长面前单膝跪倒。

国会最终还是通过了这个计划。7000亿在握的保尔森成了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财政部长，真正的金融界无冕之王。自1792年美国第一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借款购买政府债券以稳定美国各银行以来，无人敢动用如此大的“金融火力”。

早在领导高盛上市转型时，保尔森就曾有言：“我们不能控制环境，只能控制自己。”从高盛到白宫，保尔森不是简单的生活位移，而是迥然不同的两道命运轨迹。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高盛走向世界的轨迹和精髓。

2009年从财长职位上退下来以后，保尔森花了一年多时间，完成并于日前出版了回忆录《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当一家家金融机构相继处于崩溃边缘时，保尔森自己这个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的寂寞与痛苦，颇耐人寻味。

为什么是高盛？

“在美国，我还不知道有哪个公司能向政府输送这么多高官”。从财政部到美联储，从白宫到国会，到处都是“高盛帮”的人，为此有人把美国称为“高盛帝国”。

高盛历来是美国总统大选最大的金主之一。如在奥巴马充裕的竞选经费里，高盛独领群雄，捐款金额达3.7亿美元。通过金钱的交易，高盛轻轻开启了通往美国政府高层的那扇“旋转门”。高盛一位高级合伙人乔恩•科赞，曾为竞选活动整整花去了他2.33亿美元资产中的1亿美金，并成功当选为新泽西州州长。 “既然征服了华尔街，为什么不换个地方来征服世界呢？”这在高盛几乎是一种共识。高盛的很多高管和合伙人四十来岁就成为千万富翁而选择退休，远比其他华尔街证券公司的退休人士年轻，这正是去官场发展的黄金年龄。并且，由于他们在高盛已经赚足了钱，政府微薄的薪水（财长的公职收入一年才20万美元），也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从政是离开高盛后的理想道路。如2003年，高盛高级合伙人约翰•塞恩放弃了高盛2000万美元的年薪，以400万美元的工资担任纽约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官。

高盛向来强调低调的企业文化，在打通美国政商任督两脉方面，也居功不小。“高盛帮”往往喜欢在幕后负责实际工作，较少抛头露面，居功自傲。这从高盛的办公大楼也可管中窥豹。位于纽约百老汇大街85号的高盛总部，没有金碧辉煌的显赫。走进办公大楼，迎面而来的是凌乱的办公小隔间、破损的地毯、沾染墨迹的墙壁，一点也不摆阔。

高盛的公司文化曾被拿来和美国陆军、俄罗斯克格勃以及意大利黑手党相提并论。在高盛，只说“我们”，从来不说“我”。高盛公司的职员，不但大多来自哈佛、耶鲁，每天自愿加班加点工作到凌晨，而且集体意识都很强：很多人选择住在相同的社区里，买位置相近的别墅，送孩子去同样的私立学校。“融入大家庭”成为高盛最重要的信条之一。这样的氛围，让每个高盛人学会如何与别人合作，尤其是与和自己一样强或者比自己更强的精英合作，这样他们既能胜任聆听者，也能胜任领导者。

高盛领导人务实的精神，也是白宫政府向来青睐“高盛帮”的重要原因之一。担任高盛高级合伙人40年之久的西德尼•温伯格出身贫穷，发迹之后他依然经常乘地铁上班，以此提醒身边的员工这样每周能省下5美元：“你坐地铁可以观察芸芸众生，还可以从地铁广告里发现商机，这远比坐在轿车后排成天盯着司机的后脑勺要强得多。”

不难想象，美国未来的新财长、国务卿或者州长，很可能正在纽约百老汇大街85号高盛总部的大厅里徘徊，甚至正在接受面试。［参考书目：《高盛帝国》，（美）查尔斯•埃利斯著，卢青等译，中信出版社，2010版］

1869年，德国犹太移民马库斯•戈德曼在纽约创建马库斯•戈德曼公司，从事商业票据交易

1882年，戈德曼•马库斯邀请女婿塞缪尔•萨克斯加入公司，高盛迎来第一位合伙人

1896年，高盛加入纽约证券交易所

1904年，高盛与雷曼兄弟共同完成了美国最大的连锁百货西尔斯公司的IPO

1928年，“高盛交易公司”成立，主要负责投资信托业务。一年后，随着美国股市崩溃，高盛交易公司的股票价格从326美元一路狂跌到1.75美元一股，高盛处于破产的边缘

1930年，西德尼•温伯格全面掌权，此后近40年，高盛进入“温伯格时代”

1956年，高盛完成了福特公司6.5亿美元的IPO，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股票发行

1970年，美国最大的铁路公司——宾州中央铁路运输公司破产，由于高盛是其商业票据的承销商，一时唇亡齿寒

1984年，高盛在香港设亚太地区总部

1999年，高盛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标志着合伙制的投资银行在华尔街不复存在

2000年，高盛担任中国石油29亿美元首次公开上市的主承销商

2004年，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获准组建，高盛成功“曲线”抢滩中国证券业

2006年，高盛出资37.8亿美元，入股中国工商银行

2009年，金融危机风暴中的高盛，在现任总裁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带领下，实现净利润134亿美元

在1999年正式上市之前，高盛一度作为华尔街唯一保留合伙人制度的投资银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紧密合作的合伙制，成了高盛屹立百年不倒的法宝之一——一到两名最著名的合伙人管理着整个公司，其他为数不等的合伙人参与公司决策与分红。

归属感是合伙制最大的优点，成为合伙人意味着终身雇佣，几乎没有人会放弃这一备受尊敬的地位而加入其他公司。合伙人彼此间会参加婚礼和葬礼这样的家庭活动，并在这个“扁平组织”中分享所有信息。高盛员工把两年一次的合伙人选拔当作像选总统一样认真，一选就是7个月。3万余名员工都想成为1200名中层中的一员，而1200人又个个想成为300名合伙人之一。而这300人，年薪60万美元以上，还可以参与公司分红。

这一机制很好地保证了所有高盛员工一面努力赚钱，一面对共同利益进行高度监督。正如一名高级合伙人所说：“没有人会去清洗一辆租来的车。成为合伙人的梦想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激励力量，也是吸引最优秀人才的巨大诱惑。”

（《环球视野》摘自2010年第10期《文史参考》）

2003年4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下称SEC）起诉高盛，事由是高盛分析师在其研究报告中存在利益冲突，最终高盛认罚1.1亿美元（含罚款和非法所得）。

2003年11月：前高盛经济学家John Young dahl承认参与内幕交易。最终高盛向SEC上缴420万美元非法交易所得。

2004年7月：SEC指控高盛以不正当手段诱使投资者认购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高盛认罚1000万美元。

2005年7月：SEC指控高盛在承销IPO过程中违反证券法，高盛认罚4000万美元。

2006年4月：两名20多岁的前高盛员工被控参与国际连环内幕交易，最终被判处入狱。

2007年3月：高盛集团的下属机构——高盛执行与清算所被SEC指控监管不当，纵容客户从事非法交易，最终高盛认罚200万美元。

2009年3月：SEC指控高盛执行与清算所的员工从事不当的自营交易，高盛执行与清算所认罚120万美元。

2009年7月：SEC指控前高盛交易员Anthony Perez及其弟兄利用Anthony Perez在高盛工作之便参与内幕交易。Anthony Perez被判处罚款25000美元，其弟兄被判处罚款15000多美元。

2010年5月：SEC指控高盛执行与清算所在监管卖空交易的过程中违反相关规定，后者认罚225000美元。

2010年7月：SEC指控高盛误导投资者购买债务担保证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产品编号ABACUS2007-AC1，高盛没有向投资者披露保尔森基金参与了产品的创设这一事实，也没有告诉投资者如果该产品违约，保尔森基金公司将受益。高盛副总裁Fabrice Tourre被一并起诉。最终高盛认罚5.53亿美元。

2011年3月：SEC指控高盛董事会成员Rajat Gupta参与内幕交易。Rajat Gupta被控利用董事会成员这一职务之便，向对冲基金公司Galleon Group传递信息。2011年10月，Rajat Gupta被逮捕，并面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刑事指控。该案件尚未最终裁决。

2011年9月：SEC指控高盛员工Spencer Midlin及其父亲利用Spencer Midlin的职务之便参与内幕交易。两者被处以罚款92000美元。

2012年2月：高盛接到SEC的通知，SEC有可能就资产抵押证券的问题起诉高盛。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62期，摘自2012年4月下《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