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5-02 09:26:11
国会听证：影响国家政策的辩论赛
美国国会听证会由来已久，凡是遇到国内外重大事件需要调查，或者是初步拟定立法政策时，都有可能需要收集分析各方意见，听取当事人、相关方以及专家学者的证词。“棱镜门”事件之后，美国国会就曾举办过多次调查听证会，传唤包括前CIA官员在内的多人到国会提供证词。
美国国会大厦
自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来，贫富分化和收入不平等始终是美国举国上下热议的焦点。它不仅是街头巷尾人们常常议论的话题，也是美国政府的烫手山芋——如果政策干涉力度不足就会因为不作为而挨骂，可是过多的干预又会被指责是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规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4年的国情咨文中也着重强调了缓解贫富分化的决心。近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就此召开听证会，邀请学界和智库的精英，共同谋划一个解决收入不平等的良方。
此次关于收入不平等的听证会属于立法听证会，由参议院下属的经济联合委员会（Joint Economic Committee，简称JEC）举办，旨在为以后的经济政策制定广开言路，邀请了来自顶尖大学和智库的四位专家学者。经济政策深奥繁复，牵一发而动全身，参议员们也不能全盘了解每种政策的利弊，因此需要请这些专家学者来共同出谋划策。
与以往的诸多类似听证会一样，此次请来的四位专家学者背景各自不同，却又十分平衡：两位倾向于自由派民主党，两位倾向于保守派共和党；两位来自大学，两位来自智库；两位男性，两位女性。这也是参议院中的联合委员会举办听证会的惯例，尽量保证各种观点都能得到应有的关注，避免一边倒的情况出现。这些出席听证会的专家需要各自向与会的参议员阐述自己的观点和建议政策，随后接受参议员的询问。观点的碰撞与冲突在所难免，到场的其中两位学者甚至曾经在财经节目上打过嘴仗。因此国会听证会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这些专家之间的一场辩论赛。而他们所提出的建议和政策，很有可能会影响参议院最终制定的法律法规，甚至直接被全盘采纳。可以说，这是一场可能影响到国家政策的辩论赛。
收入不平等数据背后另有隐情
听证会伊始，四位专家学者的观点碰撞就已火花四溅。收入不平等虽然是事实，但是它在现实中到底有多严重，有没有比历史水平更加恶化，四位专家却各执一词。一位学者指出，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范围内的收入有95%流入了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这已经到了极度不平衡的状态。但另有学者指出，在计算收入的历史水平之时，首先要折合通胀率进行调整，计算现值；其次，不同关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报告使用的统计口径各不相同，有的没有计算税收抵扣，有的没有计算食物券等低收入人群福利项目。因此，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美国自1960年以来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只是在微幅上升，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恶化。
还有学者指出，正因为收入统计口径不一，难以客观了解经济全貌，衡量消费水平才是真正衡量贫富差距的正确途径。消费水平不但比收入更容易统计衡量，不存在税收抵扣等诸多干扰因素，而且一个人的财富水平和生活质量更取决于他消费多少，而不是收入多少。毕竟，一个人如果收入多而消费少，他的生活质量也不见得高，因此也不能称得上富裕。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低收入人群在过去的20 年间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基本都能得到保证，却也没有更显著的进步，因此贫富差距的问题始终存在。
作为平民百姓，或许不太能理解这些数据和研究方法代表了什么，甚至有什么重要性，为什么一定要吵个明白——贫富差距能够自己感受到，这不就已经是现实了吗？但是对于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正确地理解现实中发生的问题及其原因才能更好地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也就是说，他们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如果收入不平等会被食物券等政府福利项目影响，那就要考虑是扩张还是缩减这些项目；如果贫富差距会因人们的消费水平而变化，那么政府就要制定相应的鼓励消费或是遏制过度消费的政策。
最低工资该多低？
在诸多“药方”之中，提高最低工资一直是最热门的候选方案之一。事实上，一些参议员正在推动一项法案，希望能将联邦最低工资从现在的每小时7.25 美元提升至10.10美元。这也是参议院在此时召开听证会的原因之一。很多人都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有助于提高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缓解收入不平等的现状。
出席听证会的学者中也有人持支持态度。该学者指出，在1996-1999年这段时间最低工资的提高伴随着一段时期的就业率上升，而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美国的真实最低工资（去除通胀率）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甚至不及1968年。他认为，目前正常的水平应该在每小时15美元甚至更高。然而也有学者对此持异议：如果提高最低工资，受影响的不仅是直接拿最低工资的人，因为企业的总体工资水平可能会上升，所以根据研究，总体可能会影响到大约3500 万人；而且，将最低工资提高至10.10 美金意味着在原有基础上提升了40%，如此大规模的最低工资涨幅在美国历史上都前所未见，需要谨慎而为。
更有学者指出，提高最低工资并非良策。最低工资提高之后，企业的成本上升，很有可能不得不进行一定程度的裁员。对于被裁员的人来说，他们并没有拿到更高的工资，反而什么工资也拿不到。何况，最低工资的工作基本都是没有技术含量的入门性工作，比如快餐店的营业员。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说，并不希望这些拿最低工资的人一直都只做这份工作。如果他们不能进一步从事技术含量更高、工资更高的工作，那么不但无法提高社会总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对于缓解总体的收入不平等也毫无益处。因此，提高最低工资并非缓解收入不平等的“必杀技”。
专家各出奇谋
相比提高最低工资，有多位学者都赞成使用更成熟的替代方案，即劳动所得税抵扣（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简称EITC）。简单来说，这是一项针对低收入人群的租税抵扣制度，尤其倾向于有儿童的家庭。当劳动所得低于政府规定的一定金额时，这些人可以不用缴纳部分税额。这项政策的优势在于能够鼓励失业和低收入人群努力工作，并且由于如果进入此项目，收入越高税收减免就越多，所以他们有动机去努力赚更多钱。对于政府来说，这也能够更好地将资源集中于在职贫穷家庭，并且因为对有儿童的家庭提供更高的抵扣制度，能够有效地防止跨代贫穷的出现。
除此之外，四位专家都一致同意，政府需要在教育和培训上加大投资。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中，缓解失业和减少贫穷并不是直接给穷人发钱，而是要让他们找到与他们能力相匹配的工作。因此，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都是人们改变自身贫穷处境的重要途径。其实增加教育领域的投资已是老生常谈，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一致赞成，但要有效地提高教育质量却也并不容易。在场的学者指出，除了加强给教育领域的投资和政策鼓励之外，保证学校的教学质量也尤为关键，这就意味着要敢于解雇能力不足的教师。由于美国一直以来都对教育极其重视，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教师权益得到了极大的保护，以至于学校想要解雇一位教师需要经过复杂的手续，十分困难，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今，很多人都意识到这对于教育质量的提升也可能是一种束缚，也有专家提出对此要进行改革。此外，也有学者提出开放各个学区学校的自由竞争，免除政策壁垒，通过市场自由竞争来提高教育质量。
也有学者指出，除了小学到大学的学堂教育之外，社会机制的顶层设计者需要给职业技术人员提供职业发展的轨道，让职校技校毕业者能够有良好的社会地位和充足的职业发展空间。美国可以参考德国。很多德国人在接受教育时就是以职业技术为主，而德国的社会机制又能很好地保证这些人有充足的就业和发展前景。同时，政府还可以出资给失业人群提供技能培训，并成为失业人群和企业的中间人，为彼此牵线搭桥，帮助失业人群实现再就业。
方案虽多，但四位学者在听证会中一直强调，贫富分化和收入不平等并非是某个单独的原因造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世上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万灵药，能够一举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即便美国找到了有效的方法，拿到中国也未必适用。但以什么态度去面对这类社会问题，却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唯有坦然面对现实，客观了解现实状况，广开言路进行讨论，对各种可能方案进行科学地研究，并且不断地尝试可能行之有效的政策方案，我们才能离一个更加健康的经济体与一个更加成熟运作的社会更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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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社会观察 | 责任编辑:张苗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