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道论坛》2013/02/22 光华日报/评论版

•～作者：连和胜（退休联邦视学官）•

独立后这些年来，马来西亚教育部总有一班高级的策划官员，经常在研究如何落实1956年“拉萨教育报告书”的最终目标：就是，所有源流学校最终都必须成为“国民学校”，媒介语是马来语。

这些高级官员的“杰作” 层出不穷，几十年来往往使华社疲于奔命，以面对及应付种种不利华校的措施，以免华校变质！

这一次，这一小撮可称之为“鸟人” 却又非常有影响力的官员，借着“教育大蓝图”的一些建议，又再一次要向华校下手，他们要做的是： 华小自四年级起，采用国小的国文科（马来文）的课程纲要，包括教材、教学法、评估、师资各方面。授课时间由每周180分钟，增至570分钟。目的说得相当堂皇可观，就是要借此提高华校的国文程度，便于衔接上中学后的课程。

以上提出的建议如果付诸实行，有几项后果：其一，国文授课时间大幅度增加，超过三倍，此长彼消，其它用华语教导的科目，授课时间一定得减少。原本数理科改为以华文教导，会腾出时间，“归还”给华文科，看来这些本来属于华文科的时间是不保了！

其二，由于国文科授课时间的提高，华校就需要增加很多国文教师，教育部就可以顺理成章，把大量的马来教师调度到华校执教，这样一来，教育部就能一石两鸟，一方面舒缓了华小缺少教师的问题，又可以把国小过剩的马来教师调走！

其三，华校里执教的马来教师，一般上都有格格不入的问题，好像“方形木栓不能进人圆洞”一样，教导成果十分不理想，甚至他们的专长科目国文，学生们也希望能由谙华语的老师教导。许多校长在编排时间表也经常遇到难题，往往为了平衡老师们的教导和其他负担，不得不安排这些马来老师也教导一些其他如体育，美术手工等的技能科，这样一来，教学媒介语就不能用华语了。

行政偏差隐议程

其实，要以增加授课时间来提高国文程度，已被证明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华小的国文成绩一向差强人意，其来有自，原因很多。笔者以为，主要是关系到老师的教学法和学生的学习态度。一般上，以上提到的，由于马来教师不能适应华小的教学环境，或是有些教师的工作态度有问题，使到教学效果很差，从而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情绪，再加上学生和家长大多注重中文和英文的学习，而不太重视国文，令到华校的国文程度每况愈下！

笔者认为，要提高国文的教学效果，必须从（一）选拔和训练优良语文教师；（二）采用生动有趣的教学法，两方面着手，而不是简单地增加授课时间，就能成事！

经验告诉我们，教育部里的高官们，下达的各种行政措施与方案，常常引发所谓“行政偏差”的现象，而这些行政偏差又往往有它的隐议程，热爱及维护华教人士，应该时时保持警惕，具有高度的醒觉性，才不会让这些“鸟人”得逞！

2月18日，各报都以头条方式报道：尊贵的首相纳吉，第一次参加董总的新春团拜，并且主动邀约董总，于农历新年后会面，共同探讨解决华教问题。我们希望，董教总及其他华团组织，能够捉紧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强调和坚持华小不能变质的立场，向首相，副首相（兼任教育部长）及有关的教育部高官提出这个问题：绝对不可让步，务必把这项“教育大蓝图”中，不利华教的建议收回，华社才无须担忧华校会变质！

《赤道论坛》2013/02/21 光明日报/ 光明专栏

•～作者：刘汉良•

首相纳吉年初八应邀出席董总的新春团拜，因未向期待捎来喜讯的华社送大礼，结果被民主行动党实权领袖林吉祥形容为“我国独立56年以来最大的失望＂。

蛇年適逢大选年，朝野政党藉新春佳节拜年又拜票，而纳吉更是董总创立58年至今第一位登门贺岁的首相，理应“人到礼也到＂，因此华社对这位国阵大家长“两手空空＂赴约，未免感到失望，即使不至於像林吉祥所夸饰的“最大的失望＂，仍觉得遗憾。

但从另一个角度，尤其是站在反对党的立场来看，纳吉上週日在这趟“破冰之旅＂，倘若对董总所提出的三大华教诉求，即全面承认华文独中统考文凭、批准兴建华文独中分校，以及搁置和检討《2013－2025年教育发展大蓝图初步报吉》，既作出明確的回应，更给予具体的承诺，那么当天最感失望的第一个人相信是林吉祥，而且可能是行动党自1982年大选（华教人士加盟国阵）以来，所面对的另一次“最大的失望＂。

来届大选在即，国阵正爭分夺秒地力挽华裔选票回流，纳吉不知何故，或许基於他本身的政治议程，而暂缓打出“华教牌＂，此举对於被认为“一切皆以政治为考量＂的行动党，乃至民联而言，不啻是“不幸＂中的大幸，诚属另类佳音。

这是林吉祥不想再作的政治梦魘，因为一旦纳吉和国阵打出“华教牌＂，恐將在来届大选对民联，尤其主攻华人选区的是行动党选情带来一定的衝击。

回顾1982年大选，行动党曾惨遭国阵的“华教牌＂严重杀伤；31年过去了，可想像林吉祥仍耿耿於怀，日盼夜望歷史切勿重演。

大选前爭取华教权益

当年在大选前，声称为尝试另闢一个直接爭取华教权益的政治途径，董总提出“三结合＂（即国阵华基政党、反对党与华团的结合）的概念，决定派出一批“华教精英＂参政，並选择加入民政党，疾呼“打进国阵，纠正国阵；打进政府，监督政府＂，顿使行动党首当其衝。

那届大选结果，行动党蒙受重挫，时任行动党秘书长的林吉祥曾归咎国阵诉诸“分而治之＂的策略，利用董教总的个別人士试图摧毁行动党。

当时林吉祥甚至认为国阵利用董教总个別人士的伎俩，其成就超越它在1974年大选（第二任首相敦阿都拉萨成功推动大马与中国建立邦交）利用“毛泽东助选＂的策略。

由此看来，国阵“华教牌＂的杀伤力尤甚於“中国牌＂，最令林吉祥和行动党心有余悸，更何况在来届大选，国阵（马华）即使再打出“中国牌＂，预料难以对民联造成重大的威胁。

其实，行动党也试图打出“华教牌＂，林吉祥曾“承诺＂（不知安华和哈迪阿旺是否同意），民联一旦入主布城，將会落实董总的三大华教诉求。

如果纳吉在来届大选果真再打出“华教牌＂，使国阵与董总在华教问题上取得基本的共识，届时民联与董总的关係会否“急转直下＂，而行动党会否又一次斥责董总向国阵“投诚＂？

（光明日报／好评‧文：刘汉良）

《赤道论坛》2013/02/21 东方日报/名家

•～作者: 谢诗坚•

首相纳吉出席董总的团拜虽然没有送大礼，但他的到来是值得重视的，毕竟他已邀约董总代表在春节过后商议华教课题，因此我们期待他给华教带来好消息。

在这方面，如果我们回顾华教的辛酸路，不难发现在今时今日即使华教仍充满挑战，但也不再是危机重重，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呈现曙光的。比如对统考的爭取受承认已不再是天方夜谭的故事。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华教的课题最初是由马华与董教总牵头的，而后因政治立场的迥异，才又分道扬鑣乃至有时是针锋相对的。即使今日的董总强调它是「超越政党但不超越政治」，但无可否认，华教的课题从一开始后就与政治掛鉤，而且是依靠政治力量来求取生存。

例如在1953年的时候是林连玉促成马华公会与董总和教总成立「三大机构」（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以便反对英殖民政府的1952年教育法令（以巴恩报告书为蓝本）。

较后英方不愿意让步，且在1954年推出教育白皮书，有意压制华文教育，因而有了1955年董教总代表与联盟代表团在马六甲会谈的歷史性大事。虽然当时东姑尚未就任首相，只是联盟的主席，但他基本上是有相当的把握在换取林连玉支持联盟执政下，允应重新检討教育法令。

当时董教总將整个希望押在联盟的身上，而在这个过程中，董教总与马华组成的「三大机构」也发挥了作用，更在1955年普选（6月）后加强合作，因为联盟已大胜，组成自治邦政府。

就这样，一个以时任教育部长敦拉萨为首的教育检討委员会成立了，以兑现对董教总的承诺。这个委员会共有15人组成，华人方面有5人，他们是朱运兴（副教长）、吴志渊、林苍祐、梁长龄及李天兴。

这份在后来被命名为「拉萨教育报告书」也在1956年发表。在取消「最后目標」的词句后被华社接纳。所谓的「最后目標」的词句是这样的：

「本邦教育政策之最后目標必须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之下，而在此教育制度之下，本邦国语为主要之教学媒介」。

无疑的，这是董教总较为满意的一份教育政策（在1957年成为教育法令），但自此之后的教育报告书似乎不是董教总所接受的。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林连玉对1957年的教育法令没有太大的异议，但钟灵中学的改制（1956年）成为国民型中学则被林连玉视为华校变质的开端而给予反对。继后学潮在全马各地蔓延开来，遂使到林连玉更加重视「三大机构」的功能。

可惜的是，当1959年林苍祐（时任马华总会长）被排斥不再成为1959年大选候选人后，整个「三大机构」陷入低潮乃至冬眠状態。林连玉因为挺林苍祐而不惜与马华新当权派（陈修信）关係冷淡。

董总介入政党政治

这就是说，董教总与马华的关係有了转变。来到1960年「达立教育报告书」发表时，更是呈现董教总与政府关係的恶化。林连玉一马当先反对改制华文中学的同时，也与马华的梁宇皋开展硬战，轰动整个华社。

较后林连玉痛失公民权和教师证，董教总与政府的关係破裂乃至对抗。这之后的1962年，总共有55间华文中学转成国民型中学，只有16间不改制保持独立中学，华校的分化尤为明显。

1968年，董总坚持要办「独大」，但不被马华看好，陈修信更抢先一步成立「拉曼学院」，进一步扩大它与董教总的裂痕。

正因为华文报指陈修信说了一句话「办独大犹如铁树开花」，使到马华形象一落千丈（后来陈修信否认他有这样说，只是报界错误引述，但已太迟，伤害也已造成，难以弥补），在1969年大选中遭遇重挫，只13人当选国会议员（总共参选33席）。

虽然马华后来有搞华人大团结运动，又重回內阁，但马华与董教总的关係已是破镜难圆，覆水难收。

在这种情况下，董总决定自行上路，不再与马华纠缠不清。1975年统考的实施和80年代初期打一场独大官司，显示了它与政府的关係十分微妙。

这种微妙也发生在1982年大选前，那时独大官司已失败，前首相马哈迪开始登台。他正需要改变政府对华校刻板与苛刻的印象，也就有了董总主动提出参政的建议被马哈迪重视与接受。

董教总的立场转向与政府靠近，但不是选择马华作为桥樑而是选择民政党直达马哈迪办公室。也就有了许子根与郭洙镇等人被当成董教总的「女儿」嫁给了民政党，希望通过他们「打进国阵，纠正国阵」。那个时候，董教总又回到过去介入政党政治的立场，但也因此得罪了马华公会和民主行动党。

直到80年代末期，董教总发现「打进国阵，纠正国阵」行不通，更遑论「三结合」（执政党、反对党与民间团体合作）会发生效用。在此情形下，董教总接受策略的错误；尤其是1987年的茅草行动，政府大举逮捕华教领袖，如林晃升和沈慕羽和全面压下董教总抗议教育部派不諳华文的行政人员进入华校的行动后，董总的林晃升又再思及用另外一种战略来强化董教总的政治地位。

于是在1990年时，林晃升以个人名义號召一批华校精英分子参加了民主行动党，从执政党转向反对党当然需要很大的勇气。而在当时，林晃升等人义无反顾地把董总带进政党政治当然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不过林晃升所期望的两线制並没有在1990年大选后出现，反而在18年后的2008年才催生「两线制」，这固然是林晃升意想不到的，但这不意味董总不再介入政治，而是在1999年大选后，郭全强领导了一场诉求运动，將华团的备忘录呈现给执政党和反对党，考验它们对华校的支持和诚恳。

由于时间紧迫，各政党都先后接纳备忘录，只是在大选过后，马哈迪首相开展了「秋后算账」使到董总的领导权威被迫收回一些字句。

郭全强也在较后退出董总领导。当来到叶新田时代时（2005年起），他面对的问题並没有如同前任者的艰辛，但因为问题胶著，如关丹独中的开办模式，如要求增办独中，如要求承认统考，要求政府修改教育大蓝图等等，都是可以商议的大事，门也没有完全关上。

就此而言，叶新田领导下的董总也许会在不久能向纳吉爭取到一些的成果，若是华教因而有了保障，又有明文规定制度化拨款，则不啻是华校曙光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