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
3月30日，中国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在北京发布《美国NGO（非政府组织）在华慈善活动分析报告》，这份110页的报告首次通过大量文献信息和数据调查，描述并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美国NGO在华活动的基本情况，包括来华活动的时间、主要资金来源、主要关注领域、提供服务情况、在华合作伙伴、在华运作模式、信息披露情况等。
尽管早在19世纪末，国际NGO与教会就开始进入中国社会，近年来国际NGO的身影更是频频出现在中国的社会事务中，但迄今为止，中国国内对国外NGO在华活动尚缺乏基本的了解和掌握。而在对待国外NGO在华活动的态度和对策方面，国内政界、学界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30年内千家美国NGO进入中国
NGO是英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简写，中文通译“非政府组织”。近年来，随着全球公民社会运动的发展，NGO发展迅猛，被视为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在中国大陆，本土NGO表现出激增和活跃的发展态势，国际NGO在华活动也呈上升势头。这其中，美国NGO无论其数量还是其影响都具有代表性。据《美国NGO在华慈善活动分析报告》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在华NGO总数大约在1000家左右。
美国NGO来华活动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末，随着20世纪中叶中共建政，中美交恶，美国NGO在华活动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期间在中国内地有活动的美国NGO仅有由福特基金会和中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共同发起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该组织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历史时期最大的贡献是促成了“乒乓外交”的成功，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打开大门。随着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美国NGO开始以逐年递增的趋势进入中国活动。
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是1979年首批来华的两家NGO。福特基金会早在中美冷战时就在美国资助学者对中国进行学术研究，1979年受邀来华，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接见，并于次年开始启动在华资助项目，主要资助经济学、法律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国际合作项目。洛克菲勒基金会早在20世纪初就在中国建立了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重回中国后主要资助领域依然是农业、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等。1988年，中国民政部恢复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工作，国际NGO在华活动走上正规化道路，至此时已有25家美国NGO来华工作。
1989年受北京政治风波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中国政府也开始加强对国际NGO的监管和整顿。1990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并向各地方、各部委转发了民政部《关于清理整顿社会团体请示》，提出要取缔“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长期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特别是在去年动乱和北京反革命暴乱期间，错误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社会团体”。在此前后，美国NGO来华活动放缓，开放社会基金会等政治性较强的美国NGO甚至退出了中国。
这种情况到1993年得到好转，1993年有7家美国NGO来华活动，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更是吸引了众多国际NGO来访，此后中国对国际NGO的大门重新敞开，美国NGO以平均每年10家的增速进入中国。在2003年中国遭遇“非典”之际，辉瑞基金会等健康医疗类NGO开始在华工作，协助中国抗击“非典”疫情。2004年2月，国务院第39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基金会管理条例》，成为国际在华NGO身份合法化的法律依据，激励了更多美国NGO来华。在之后的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等大事件中均能看到美国NGO活跃的身影。
美国NGO在华状况一直是个谜
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看来，美国NGO在中国的发展，基本上是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并行的。“改革开放以后几天，美国NGO就来了。89年风波，一些NGO就撤了。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美国NGO看到中国的前景，又大踏步地来了。而现在对美国NGO是历史最好的时机。”
刘佑平也是《美国NGO在华慈善活动分析报告》的主编，他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30年来，美国NGO对华捐赠输入资金规模约为200亿元，主要流向中国的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这200亿元参与了多少中国法律的制造，多少中国人材的培养？这200亿元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比美国企业2万个亿的影响还要大。”他说。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完备的社会组织与公益慈善视野的信息统计体系，社会对于美国NGO在华活动情况缺乏全面的认识和科学分析，在这种信息缺失与不对等的情况下，国内对美国NGO的质疑与误解也在加深。刘佑平称，在对美国NGO进行调研的一年多时间内，深感可以依照的文献和材料稀缺，许多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几乎是从零开始，“这么多年，美国NGO在华状况一直就是个谜”。
尽管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是国家民政部主管的机构，但刘佑平表示此次由该中心出台的报告完全是自主的科研行为，不代表政府立场，他特别声明这是一个“以独立第三方机构的身份发布的独立报告”。他表示，报告里很少做主观的判断，尽可能多的陈述事实、罗列数据，以保证报告的客观公正。
超八成捐助资金流入政府及体制内机构
30年来，1000家左右的美国NGO在中国捐赠的这些款额流向何处？做了什么事情？这是社会对美国在华NGO关注的焦点，也是《美国NGO在华慈善活动分析报告》调查与分析的重要部分。
据报告数据显示，美国NGO对华捐赠的200亿元资金中，82%流入了高等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及政府机构，分别占31%、30%和21%，只有17%注入中国民间组织。刘佑平称，国内一直以来错误地认为中国的NGO是喝“洋奶”长大的，即主要靠国际力量的援助成长起来的。而从这一比例可以看出，美国NGO资助主要对象并非中国民间组织，而是体制内的机构。报告中列出了一份接受美国NGO捐助的部分中国机构名单，接受超过100万美元捐助的机构达到95家，中国卫生部以近5600万美元高居榜首，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分列二、三位。（见附图）
根据报告的分析，美国在华NGO对中国的影响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环保、维权等多个领域。如在政治领域，福特基金会资助由吴敬琏、周小川等牵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参与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重大议题研讨，以服务中国政府的决策。卡特中心关注中国基层民主建设，开展“中国选举项目”在四个省份的农村完善村委会选举程序、培训村务官员，甚至与民政部定期互派访问团观摩中国基层选举与美国大选。在环保领域，美国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在广东启动了号称百亿美元的GEP项目，针对广东中小型制造企业污染状况相对严重的实际情况，开展环境培训课程、推广低碳技术，推动当地环保事业的进步。
教育人才领域，是美国在华NGO关注最多、投入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个领域，这从美国NGO的捐助资金大量流向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就可以看出来。每年中国各领域都会有大量的高端人才得到美国NGO的资助，或出国留学、进修，或从事各类项目的研究。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等美国NGO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政府官员和各类学者进行资助。报告根据媒体的披露罗列了一份粗略的受资助名单，其中包括经济学者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许小年、厉以宁、吴晓波，政法学者江平、蔡定剑、贺卫方等。近年来，一些左派网站正是以此为凭据，对那些有美国NGO资助背景的学者进行攻击，诬其为“汉奸”。刘佑平对此无奈地表示，不能因为一些学者受到来自美国NGO的资助就认定他们替美国办事，美国NGO还有更多的捐助资金资助了中国政府和高级官员。然而，“受美国NGO资助的中国人才不可避免会受到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美国在华NGO身份合法不到3%
美国NGO在华活动渐趋活跃，在给中国社会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和挑战。中国应如何对待美国NGO在华活动？学术界已就此展开了多年的讨论和辩论，依然存在严重的分歧。中国人民大学金彪曾撰文列举了国际在华NGO的“七宗罪”，包括危害国家安全和统一、影响政治稳定、向中国倾倒转移医疗垃圾等。而江苏省社科院丁宏持相反论调，撰文总结了服务提供者、政策影响着、行为监督者、合作促进者、冲突调节者等国际NGO的五点积极功能。
而更大的针锋相对来自于两名高级官员的相左观点。2011年5月，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在中共党刊《求是》上发表《走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创新之路》一文要求将社会组织“纳入党委和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体系”，用警惕的口吻称“在我国，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一定要制定好行为规范，事先设好‘安全阀’，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社会组织繁殖起来”，其目的是在于防范“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仅在不到一个月后，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对民间组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称赞其作为公民社会的基础，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用批判的口吻表示，社会上对于民间组织的偏见仍然存在，“特别是把社会组织设想为政府的天然对手。”
实际上，对于国际NGO特别是美国NGO的警惕和防范心理并非空穴来风，随着美国NGO在华工作逐渐涉足民主、人权等中国社会敏感领域，势必会触碰政治红线，引来质疑的眼光。据《美国NGO在华慈善活动分析报告》报告显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长期通过捐赠、培训、提供设备等手段对“民运”“藏独”“东突”等进行资助。根据基金会自身公布数据，2002至2006年间，其向达赖集团共提供135.77万美元的专项资金援助。这些被视为威胁到中国国家安全和安定团结。刘佑平也向记者讲述，在汶川地震救援时曾有基层人士告诉他，有个别国际组织打着抗震救灾的旗号进入灾区，“实际做着与此不相符的事情。”近年来，欧亚大陆多个国家陆续出现被称为“颜色革命”的政局动荡，美国NGO被一些媒体指责为“颜色革命”幕后的推手和美国输出革命的工具，这些事例更加强了中国国内对美国NGO的警惕心理。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29期，摘自《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