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燕明
关于台湾问题的策略
新中国的统一问题，还在毛泽东筹谋建国大业时就提出来了。毛泽东确定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台湾。新中国成立前3个月，毛泽东和党中央即着手渡海作战的准备，把攻台时间初步定在第二年夏天。1949年12月，毛泽东签发了《中共中央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指出1950年的战斗任务是解放台湾，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1950年上半年，攻台准备逐渐加快。5月，三野奉命成立以粟裕为首的前线指挥部，决定动用50万兵力对台作战。
就在攻台蓄势待发之时，朝鲜战争爆发了。6月27日，杜鲁门总统宣布出兵朝鲜，下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这一举动使新中国推迟了攻打台湾，把抗美援朝提到了首位。
朝鲜停战后，中国政府重申了解放台湾的外交立场。1954年7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我们要组织一些宣传，要大骂美国搞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种适当的表示，比如在侨民问题上的接触，目的就是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会后，他致电正在国外访问的周恩来，就解放台湾问题指出：“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既定方针”，“斗争是长期的，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就要有时间去把它建设起来”；“斗争是复杂的，因为这个斗争有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对内，解放台湾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对外，“在美国尚未参加战争的时候，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还必须在宣传工作、政治工作、经济工作等方面同时加紧努力……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孤立美国侵略集团，最后达到解放台湾”。反对美国侵占台湾和分裂中国是一场外交斗争。而毛泽东也通过内政和两岸关系的努力来造成外交目标的实现条件。
一是加快经济建设和海空军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中美力量对比。由于美国侵占台湾，解放军渡海作战的对象由蒋军变成美军。美军战斗力高度依赖军事装备。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战胜美军未必在战场，亦可通过发展经济和军力不战而屈人之兵。朝鲜停战后，他即把目光转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提出了“边打边建”，加强海空军建设，“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等方针。1957年他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了争取10至15年和平时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使战争打不起来。
二是倡导国共谈判和第三次国共合怍，向台指出美援不可靠，回归才是出路。1956年1月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要搞第三次国共合作。
1958年炮击金门期间，毛泽东会见了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曹聚仁，请他转告台湾：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
三是创造了炮击金门的两岸接触模式。美国协防台湾的目的是“以金、马换取澎、台”，划海而治，使台湾与大陆脱离接触，永久分离。这个阴谋受到了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反对。1958年，毛泽东亲自指挥了“8•23”炮击金门战役，“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后来他决定把金、马等沿海岛屿留给蒋，实行“打而不登，断而不死”的方针，双日不打单日打，武打改文打，把炮击金门变成了长期的制度性安排。
当然，只要美国赖在台湾不走，无论采取和平方式还是使用武力，都不能根本解决两岸统一。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清楚的。毛泽东倡导国共和谈和炮击金门，意在团结台湾爱国力量，破坏美国策划“两个中国”的阴谋，使这一阴谋长期脱离两岸关系实际，无法得逞。
“设局”与“谋势”
“一个中国”的原则是指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当局承认前两点，但主张“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美国的立场与两岸有本质的对立。它试图否认“一中”原则，长期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要求国际托管，策划“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阻碍其他国家与中国建交，为中国进入联合国设下重重阻碍。
下围棋需要“设局”和“谋势”。研读毛泽东的外交战略也可以观察到这两个部分。“设局”就是制定“一个中国”的对外邦交规则，“谋势”就是运用外交战略推动各国政府和人民接受或遵守这些规则，使之成为国际法。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提出了三大外交方针。其中“一边倒”可看作“谋势”。而“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则与“设局”有关。“一中”原则是通过毛泽东的两个“设局”体现出来的。即在双边领域规定“一中”的建交原则，在多边领域提出中国进入联合国及一切主权组织和会议的条件。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向各国政府宣布了“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随后，他在访苏期间通过电报指示国内，提出了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程序和条件。1949年12月19日的电报谈到缅甸要求与中国建交必须经过双方谈判，强调“此种商谈手续是完全必要的，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1950年2月8日的电报谈了中英谈判建交的问题。当时英国为保香港急于与中国建交。毛泽东提出了3个条件：即英国必须与国民党政府断交；在联合国安理会及其他组织中接受新中国的代表，不承认国民党代表；把国民党政府在港官方机构和财产转交新中国政府。
一个程序和3个条件使“一中”原则可以通过建交途径转化为国际法。毛泽东为世界立下规矩：如果承认“一中”原则，接受条件，履行程序，就可以与中国建交。但是，半半认这个原则，只接受部分条件怎么办？如英国虽与台湾断交，却在联合国随着美国的对华政策。那只能与中国建立“半个”外交关系。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周恩来专门设计了一种特殊的邦交－－代办级，以反映这“半个”。
上述规则也有柔性一面。有些国家对华友好，但受美国胁迫一时难以满足建交条件。对此，毛泽东也十分谅解，一是主张中国可以等待，二是认为这不影响贸易。1950年9月，周恩来在一份《外交报告》中指出：“我们不仅要同已建交国家开展贸易活动，同时对于那些尚未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要它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平等互利的原则，我们也愿意同它们建立通商贸易关系。”
多边外交是国际公法的另一重要领域。毛泽东为“一中”原则也设下一局。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新中国成立后应接替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的一切席位。1949年11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主席，声明新中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已丧失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和事实根据，要求立即取消其代表中国的资格。1950年1月8日，他致电联合国和其会员国，要求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安理会开除出去；19日又照会联合国，声明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安理会首席代表。
毛泽东开出的入联条件是联合国在接纳新中国代表的同时必须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将其全部席位交还新中国。这个原则同样适合于其他主权组织和会议，即只要有台湾的代表，中国就拒绝加入和出席。联合国和这些组织、会议必须在中国和台湾之间进行选择。
对于中国来说，入联比建交的难度要大得多。中国必须获得三分之二会员国的支持才能入联，况且决议案还须满足中国为联合国规定的驱蒋条件，否则通过了中国也不会接受。更甚的是，中国无法在联合国之内发挥作用。然而毛泽东却有高招应对。原来，他的建交和入联是一个巧妙的连环设计。中国要求建交国在联合国内必须支持中国入联。这样，中国就可以在联合国之外通过发展建交国来影响联合国内部的力量对比。
朝鲜战争后，中国声望大增。一些国家对美国在联合国一手遮天非常不满，希望中国尽快入联，占据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同苏联一起发挥制约美国的作用。毛泽东指出，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我们要借这个题目做文章。我们天天要求进入联合国，但是我们不讲时间。我们天天说要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交，包括美国在内。有些人讥笑我们，说中国人总是慢慢来。我们恰好就是这一条。
1957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对不急于建交入联又作了精辟论述：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18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么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莫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23期，摘自2013年12月下《中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