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冰
丁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从1950年起，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川东分行、重庆分行等部门任职。1956年考入四川大学经济系，1958年作为5名主笔之一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外国经济史著作─—《外国国民经济史讲稿》(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一书的编写工作。1961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经济学院(现改名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他曾在校内外历任多职，现兼任北京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兼总会学术干事、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常务理事等。他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理论经济方面的课程都曾讲述过;现主要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通过长期的刻苦努力和辛勤耕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先后出版或主编的著作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简史》、《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考察》、《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当代西方经济学原理》等。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文采飞扬的诗人与书法大师;同时他还是忘我无私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军事天才;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创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他的人格，它的文韬武略，熠熠生辉，光照千秋。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斯评价毛泽东时说的那样：“放眼天下非凡之人，纵然有他一样的才识，不一定有他一样的功绩，纵然有他一样的功绩，不一定有他一样的高尚;纵然有他一样的高尚，不一定有他一样的爱百姓。所以毛泽东是一位集大家于一生的全才领袖。”
毛泽东同志是我国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的盖世功绩和光辉形象，在华夏文明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至今也无人能比。他领导中国人民不仅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创立了新中国;而且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短短的20几年里，就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弱国建成为基本上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强国。其中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就是一项值得大书特书的巨大成就。
一.我国国营企业的建立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通过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立即没收了官僚买办资本建立起第一批国营企业，到1952年，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占19.1%;经过3年国民经济恢复和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后，从1952年开始按照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赎买思想，开展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建立起一批支付定息的、实质上是国营企业的公私合营企业，到1957年这批公私合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7.6%;在“一五”时期由国家直接投资建立的，包括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和694个限额以上项目在内的一大批国营工业企业陆续开工和投产，从而使国营经济所占总的比重由1952年的19.1%上升到1957年的33.2%[1];1958年后，经过对在大跃进中蓬勃兴起的大量小、土、群企业的整顿、巩固、和提高，以及由城市集体经济升格而发展起来了的又一批新兴国营企业;纵然是困难时期，经过艰苦奋斗、重点攻关仍建立起如大庆油田等大型国营企业。以上这些成千上万的国营企业在“文革”时期，在党的“抓革命，促生产”方针指引下，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大发展;特别在60年代的大三线建设，有一大批国营的军工、民用企业在西南、中原各地迅速拔地而起;70年代打开西方大门后，国家又及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而建立起一批国营的现代化的化肥、化纤、化工、电子、汽车、钢铁等企业。到1980年，总计在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比重已占到95.3%，其中国营经济占60.3%[2]，成了国民经济中最大的组成部分，被誉为共和国的长子和顶梁柱，从而也为我国以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为宗旨的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经过广大劳动群众的奋发努力，我国经济已取得了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巨大成就，是值得高兴和自豪的;同时在此过程中，党探索出在现阶段可望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基本经济制度，也是来之不易的。
但是我们还需要看到，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与西方70年代蓬勃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几乎同步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和干扰，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却偏离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轨道，突出地表现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首要内容的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已被削弱和丧失，以致使我国陷入明显的两极分化和腐败盛行等问题的困境。特别使人忧心的是，这公有经济中被誉为共和国长子和顶梁柱的国企，在迄今已剩下不多的情况下，还受到国际垄断资本势力的算计和威胁，如去年在我国抛出的《世行报告》就是如此，以致我国国企在今后的命运如何都成了一个未知数。
下面即想着重谈谈这个问题。
二.如何正确评价《世行报告》
2012年2月28日，当我国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将开幕的前夕，美国垄断资本代理人罗伯特•佐利克(RobertZoellick1953——)[3]到访北京，并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抛出以他为首的世界银行与我国政府智囊机构合写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简称《世行报告》)，企图借以影响“两会”走向。出乎意料的是，该《报告》刚一亮相就遭有关职能部门的坚决抵制和质疑;在人民网就此问题的讨论中有90%以上的网民表示强烈愤慨和反对;甚至在28日新闻发布会上当场就遭到独立爱国学者的强烈抗议，高喊：“世界银行，带着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
《世行报告》之所以遭到我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是因为他的主旨是要求中国进一步推行私有化政策。说什么现在“中国已经到另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的战略转变”，并提出“新战略的六个关键方向”。其中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我国国有企业进一步私有化。但为了掩人耳目，又故意避开“私有化”的字眼，而用十分隐蔽、晦涩难懂的语言来表达其真实意图。《报告》说：“国营与民营产业的角色”应有新的定位，“国家对经济的主导潜在地会约束中国升级价值链的努力”。因此，“首先政府应鼓励增加经济中的竞争，包括提高尽快降低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其次公共资源应该用以资助更多公共商品和服务，以支持日益复杂的经济”。通俗地讲，《报告》就是指责国企的主导地位阻碍了自由竞争和经济发展，因此应取消其主体和主导地位，而由民营企业——即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取而代之;国企只限于经营和服务于不赚钱的公益事业的商品和服务部门。随后《报告》还说“国企将逐步退出可竞争的市场”，并且规定了具体指标和时间表。即要求我国“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目前2010年的27%的水平，将下降到2030年的10%。很多行业将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得到很大的整合”。这里说的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在2010年为27%，即使这是事实，也已说明我国公有经济已经突破我国宪法的底线，以及党和政府一再承诺的公有经济应占据主体地位的要求了，而现在《报告》还进一步要求把这一比重下降到10%。这不是在明目张胆地要求我国进一步私有化又是什么。
《报告》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它在借口加强市场自由竞争的名义下，强调要打破大型国企、央企的垄断，让所谓民营企业进入，取而代之。它说：“要增强国内市场竞争力，就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如降低企业进出门槛、打破主要产业(石油化工、电力、电信)的国家垄断和寡头、提高中小企业的活力，增长并增加其融资途径……。通过这些改革，国企将逐步退出可竞争的市场。”充分暴露了佐利克们要摧毁我国的国企，企图让私营企业，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控制我国经济命脉的险恶用心。
本来，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就自然要走向垄断，中外概莫能外。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在市场竞争中，与其让私企、外企垄断，还远不如由国企垄断，对人民、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为有利，乃是明摆着的事。所以《报告》要求打破国企垄断是毫无道理的[4]。
《报告》虽然也提出了其他一些貌似可取的建议，诸如转变发展方式、防止环境污染、实现绿色发展、提高技术水平、加强社会保障等等，但这些都不仅处于次要的陪衬地位，而且其用意也在于忽悠、骗取我国当局和人民的支持，以更有利于兜售其私有化政策而已。
必须看到，《世行报告》在去年2月亮相，绝不是一时冲动的偶然事件，而是当今国际新自由主义势力对我国发起新的一轮挑战的表现，是美帝国主义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新的重大步骤。
所谓新自由主义乃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承袭新古典自由放任主义的基础上，作为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并开始蓬勃兴起的一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这种思潮经过80年代的进一步发展，到1990年更形成较为系统完整的名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纲领。其核心是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国内全面市场化、国际完全自由化，要求各国(实际主要是要求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商品、资本市场，让跨国公司的商品、资本无障碍地自由进入本国，直接投资办厂等。不难看出，这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无疑是要自己放弃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甚至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甘当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附庸或殖民地。因此，所谓“华盛顿共识”或新自由主义的实质，不过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思想武器，对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是实行和平演变，从根本上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把“软刀子”。《世行报告》不过就是这把“软刀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具体形式而已。
《世行报告》在去年“两会”上虽然因遭到人民的普遍反对而暂时收敛起来(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但实际上会后却在“只做不说”的策略下，被扎扎实实、紧锣密鼓地贯彻落实，有的人甚至还急不可耐地恨不得在一夜之间就实现其多年来国企私有化的夙愿。《国企》杂志2013年第三期评论员的一篇题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逻辑观》的文章中说：“近些年来，相当数量的经济学家和官员在向公众灌输一种理念，那就是国企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最大障碍，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是把国企缩减到10%以内，甚至消灭国企。这些观点严重地背离我国的宪法、基本经济制度和中央的改革精神”。这真是一语中的，它不仅明确指出了“精英”们鼓吹国企私有化的严重错误，而且实际挑明了他们是在按照《世行报告》的调子跳舞。
三.《世行报告》对我国当前学术思想舆论界的私有化浪潮的影响
在学术界十分虔诚地按照佐利克调子跳舞的，北京大学某教授的某些言论当属一个典型。佐利克《世行报告》在2012年2月28日刚抛出不到一个月，此教授就在3月17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照着佐利克的调子说：“国有企业已成为未来中国成长最主要的障碍之一”，认为国有企业私有化需要有进一步政治决断。“希望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国有企业的比重降到10%左右”，同时他还认为这个私有化办法并不困难，运作机制是现存的。即“大量国有企业，尤其中央的国有企业都已经上市，他们的股票都有价格，可以通过市场转让这些股票到非国有部门和个人，也可以通过像英国那样半转让半赠送的办法分给普通老百姓”[5]。如果说此教授与佐利克还有什么区别的话，只在两点上：一是完成私有化的时限，佐利克要求到2030年，即约需20年，此教授只要求5——10年;二是操作方法，此教授还新提出了要“半送半卖”的奇招。可见，此教授比佐利克还更着急地要把国企私有化，因而比佐利克更惹众怒。
一年以后，到2013年4月初，此教授在博鳌亚洲经济论坛上又顽固地继续坚持上述观点，甚至还更加振振有词地表示：过去十年，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大，政府干预越来越多，如果政府不逆转国企主导经济，中国经济将无法继续增长。他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必须重启被打断的国企私有化进程，“不把国企比例降到10%以下，中国就不能称为‘市场经济’”[6]。
北大教授的这些观点是需要分析的。第一，认为“过去10年，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大”，这的确是事实。据报道，2003——2010年，央企数量虽然由196家缩减到129家，但质量却大大提高，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到24.3万亿元，年均增长16.6%;2002——2011年，国企营业收入年均增长17.6%，达到367855亿元;2012年营业收入又进一步增到423769.6亿元，[7]，同比增长15.2%。国企的这些主要经济指标都超过了同期GDP增长的速度，是广大劳动人民都感到自豪的大好事，而绝不是像此教授那样引以为忧的问题。第二，说“政府干预越来越多”，这也有一定道理。政府在2003年成立国资委加强了对国企的统一监管，并先后提出了“做大、做强”和“做强、做优”的正确方针，造就了一批关键行业的龙头企业和大型的垄断性企业，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如果没有国家如是地加强对企业的干预，上述成就不可能取得。因此，这种干预究竟有那一点值得此教授担忧呢?第三，说“如果政府不逆转国企主导经济，中国经济将无法继续增长”，这是由于此教授对前两点事实作了与广大劳动人民完全相反的价值判断，也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和现实经济生活的是非判断所得出的错误结论。其目的无非是要取消国企，特别是大型的主导国民经济的垄断性国企，让私企、外企来主导、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很明显，此教授的这个错误结论和目的是完全违反宪法和党中央的一贯指示精神的。现行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因此，怎么能妄言要“逆转”或取消“国企主导经济”呢?第四，说“不把国企比例降到10%以下，中国就不能称为市场经济”。此教授完全否认了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谓公有经济为主体，它在国民经济总量中至少要占约2/3的比重，作为公有经济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和必须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怎能降到10%以下，以致比一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都还小呢?
因此，此教授的这番言论在博鳌论坛上，当场就遭到与会的各国经济专家和诺奖获得者的的“围攻”、质疑[8]。
在学术思想舆论界，迎合《世行报告》，鼓吹私有化的，当然远不只那位北大教授一人。曾在上世纪90年代活跃于舆论界，极力宣扬新自由主义的“精英”，去年12月在某党校部分骨干优秀师生为纪念现行宪法颁布施行30周年务虚研讨会上说：“……小平同志带领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已经下了市场经济的水，更是下了私有化的水。小平同志也说过，市场化的多少，或者说私有化的多少，不是检验是否社会主义的标准。因此，在这个上面后人就不要束手定个框，而是应该放手让科学规律去研究、实践、论证和发展。”[9]。意即小平同志已带领我们过河下了市场化、私有化的水，这就是过到河彼岸的方向，现只需研究如何按照这个方向去实践发展就行了。不需多讲，明眼人一看就知，这与邓小平理论并不一致。邓小平从没有说过要把我们的改革领向私有化的方向;相反，他却斩钉截铁地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10]。
说实在的，新自由主义“精英”们鼓吹私有化并不足为奇。使人感到惊诧的是他们在80、90年代，尽管心里想着要搞私有化，但却绝口不谈私有化，而是说要把“产权量化到个人”呀，要“民营化”呀等等使人难于看懂的字眼来代替。现在倒好了，已坦然说要搞私有化了。这说明了两种“改革观”的争论已大大深入发展到“图穷匕首见”的地步了。
从迎合《世行报告》，极力鼓吹国企私有化的架势来看，其规模之大，莫过于吴敬琏先生的作为。他在党的十八大落幕不久的今年3月就抛出与十八大格调大相径庭的《重启改革议程》一书。他在这本意欲为中国改革做出“顶层设计”的长达约27万字的正文论述中居然只字不提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不提要坚持以公有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反，却把攻击的主要矛头直指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国有企业，说他们“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并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乃是我国市场经济不完善的主要表现。[11]其论调在实质上与上述《世行报告》和“精英”们的说法如出一辙，都是要使国企进一步私有化。如果说吴敬琏与他们还有所不同的话，只在于吴不仅要求国企私有化，而且还更直白地提出要使中国的改革走向欧美模式的道路。
吴敬琏在回顾中国“精英”对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时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初期呼声很高的东欧改革模式的影响逐渐消失，当时最具有影响力的改革模式，一个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另一个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他明确指出：“欧美模式则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所共有”，“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也有一部分社会力量力主实现从权威主义的政府指导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变”[12]。可见，他所赞赏、追求的目标乃是欧美模式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压根儿就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放在眼里，而与邓小平同志确定的中国“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13]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
所谓“欧美模式”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马克思早就深刻论证和预见到，这种制度必然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严重破坏生产力。2008年爆发的空前的、旷日持久的国际金融、经济、债务危机就是一个证明。这种制度还必然产生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社会不公平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奖得主保罗•A•萨缪尔森也承认：“市场并不一定产生一种被认为是社会公正或平等的收入分配。一个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可能产生不可接受的、极大的在收入与消费上的不平等”[14]。美国就是这样一个极端不平等、不公平的社会。据统计，1979—2007年，占美国人口1%的最富有家庭收入增长最快，税后所得增长275%，而占人口20%的最穷的家庭仅增长18%，从而大大加剧了贫富的两极分化。2009年占美国1%的大富豪家庭财富与中等收入家庭财富的比例为225:1;收入最高的前10%的人与最低的10%的人平均收入比例为15:1[15]。基尼系数上升到0.48[16]，已超过了统计局公布的我国2012年基尼系数0.474的水平。可悲的是，素以追求“公平、公正”为己任的吴敬琏先生所推崇的“欧美模式”恰恰是最不公平的。如果说只追求交易过程的公正、公平(这是吴敬琏所欣赏的所谓“机会均等”观点)，那么，在欧美大小资本企业之间、百万富翁与穷人之间的“公平交易”更无从谈起，因为商品交换本身固有的特征就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可见，吴敬琏先生所选择的“欧美模式”实在不是我国广大劳动人民所应选的正路。特别是经过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债务危机的冲击，以及2011年9月开始的、以99%的人反对1%的人为口号、席卷全球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教育，已使全世界人民都进一步觉醒，只要不带偏见，都或多或少地更加看清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缺陷，尽管目前美欧经济已在缓慢复苏，但因其痼疾未除，迟早危机还会卷土重来，而且将日趋严重。因此不仅马克思主义者，即使许多比较务实的西方学者对美国模式也持批判态度。诺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2010年的《在自由市场的坠落》一书中写道：“世界已经对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不抱幻想，为什么美国人还要在意这件事呢?”[17]。日本的知名学者、博士和实践家中谷岩先生在他所著《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一书中也说：最近20年来“在美国，国民收入的总额增加了许多，但中产阶级和下层人们的生活水平丝毫没有提高;在日本也同样，非正式雇佣劳动者数量一味的增多，年收入在200万日元以下的穷人突破了1000万人”[18]。他还认为，全球化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发展的这头“怪兽”……，给世界带来巨大的“三个创伤”“;世界经济不稳定、扩大收入差距、破坏地球环境，最后发展的结果必将是”资本主义将因‘自由’而自我崩溃”[19]。
至此，当前摆在全国人民面前所需要选择的两条改革的前途和道路的是与非已是泾渭分明，一清二楚了。一条是由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其后提出要进一步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条是由《世行报告》和吴敬琏们所设计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所谓欧美模式——对于中国是早已被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证明是走不通，而必然走向半殖民地的前途和道路。我相信广大劳动群众，以及一切有良知的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干部、专家、学者、网友和企业主都一定会选择前一条康庄大道，而摒弃后一条老路和邪路。(2013.11.10修改)
[1]以上数字均见国家统计局编：《伟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1959年9月出版。
[2]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67页。
[3]R.佐利克曾先后任美联邦抵押协会副总裁、高盛投行高级顾问、高盛集团国际副总裁和投行董事长、美国副国务卿等职，2007年6月转任世界银行行长，直到2012年卸任。
[4]参见丁冰：《坚持公有经济主体地位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线—兼析指责“国企垄断”的各种观点。》載《福建论坛》2011年第3期。
[5]见：《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发言。Finance.sina.com.cn/hy/20120317/1204……2012-3-17
[6]《北京晨报》2013年4月9日B02版报导：博鳌里的中国经济镜象》
[7]见记者钱箐施：《2012年国企成绩单“张榜“》及丁冰：《再论正确看待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2期。
[8]见：《***博鳌论坛批国企遭奖得主等“围攻”》www.nhaidu.com/news/ss/n-4818…hfm/2013-4-8
[9]见人民网强国论坛深入讨论社区2012年12月23日***在某党校的发言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11]吴敬琏、马国川著：《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三联书店2013年3月出版，第241页。
[12]吴敬琏、马国川著：《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三联书店2013年3月出版，第243页。
[13]《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078页。
[14]保罗•A•D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著《经济学》第14版，中译本上册，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77页。
[15]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2011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报告，载《经济日报》2012年5月26日5版。
[16]参见：蒋旭峰：《美国财富不均加剧的背后》，《经济参考报》2013年3月26日，第4版。
[17]转引自夏小林：《中国改革要走向“欧美模式”?——兼评吴敬琏新言论》，载《国企》2012年第10期。
[18](日)中谷岩著《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第51页。
[19]同上书，第235页。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19期，网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