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

阿拉伯剧变是中东近几十年来政治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东曾掀起风起云涌般的民族解放运动；70年代末，中东又出现伊斯兰复兴运动潮。这次中东剧变发生后，西方媒体将其冠以“阿拉伯之春”，显然将其“定性”为中东政治民主化浪潮。然而，两年多过去，这些转型国家非但没有变得更好，反而比过去更加糟糕，民众情绪由希望变成失望乃至绝望。“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秋”乃至“阿拉伯之冬”。

中东剧变前，部分阿拉伯国家存在国内积弊，加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已经到了“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地步，爆发民众革命有其必然性。因此，突尼斯一个小贩的自杀，竟能星火燎原，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掀起巨大政治动荡。

但是，问题在于，这些阿拉伯国家面临的是一种结构性难题：统治阶层背离人民、经济依附性发展、外交唯美国是从等等。解决这些难题本身就是漫长过程，不可能立竿见影，一蹴而就。更重要的是，政治发展历来是破易立难，打翻旧秩序并不意味着能建立新秩序。而当前的阿拉伯国家只具备打破旧秩序的条件，却缺乏建立新秩序的先进领导力量。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由于长期奉行高压统治，国内基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更不要说社会主义性质的左翼政党，唯有穆斯林兄弟会凭借宗教外衣得以延续生存下来。因此，这些国家在“后革命时代”的政治转型，从一开始就面临两难悖论：走民主化道路，最终胜出的是组织性强、意识形态明晰的穆斯林兄弟会，导致民主化变成伊斯兰化；重返军人专制道路，又会让与穆巴拉克政权乃至美国藕断丝连的军队高官获益，而不太可能再次出现纳赛尔式的英雄人物。

•李北方•

看孙中山，更觉毛泽东的伟大。《毛泽东选集》开篇便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于1925年12月，毛泽东时年32岁，尚未崭露头角。

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即1925年3月，59岁的孙中山在北京去世。临终前，孙中山留下了人所共知的《总理遗嘱》，第一段是这样说的：“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废除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是他记挂着的，并体现在了遗嘱当中。

孙中山先生一生努力，“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一颗拳拳的赤子之心无人怀疑，他的名声和威信也正是靠人格魅力建立起来的。真诚能感动朋友，却不能打动那些阻碍中国走向自由平等的力量。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个毛泽东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孙中山所忽略的，或者说没有找到解答。孙中山一直在靠直觉奋斗，乃至于希冀借助于那些阻碍中国走向自由平等的力量而达致中国的自由平等，结果可想而知，是要失败的。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孙中山才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一些进步，集中体现在《总理遗嘱》和关于三民主义的多篇演讲，可惜天不假年，为足知天命之年便撒手人寰，没能进一步系统化和加以实践。

•王天玺•

2013年04月11日08:22 来源：红旗文稿

中国模式的出现是一个客观事实，并已引起世人高度的关注。美国全球语言研究所跟踪全球75万家主要纸媒体、电子媒体和互联网站，挑选21世纪头10年中世人谈论最多的10大新闻话题，结果发现“中国模式”或“中国崛起”的话语高居榜首，总共被播发了约3亿次。

中国模式或中国崛起为什么会成为新千年以来最大的新闻话题？因为中国模式不仅与中国人有关，而且与全人类有关；因为中国模式推动世界重心东移，有利于形成平衡而和谐的新世界；因为中国模式创造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有利于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到新的阶段。

中国人曾经创造过非常辉煌的古代文明。然而，从19世纪初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西方诸国逐渐变强，而中国则已经陷于停滞并向下沉沦，西方人看待中国的心态也从过去的向往变成轻蔑。英国汉学家约翰•巴罗曾在184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认为中国很强大，富裕辉煌，这是对常识的公开侮辱”，中华民族是“一个野蛮的异端民族，几乎比野人好不了多少”。这样的话，巴罗说过，其他许多西方人也说过。他们这样说，正是为了把中国人当做“野人”来践踏和屠杀。我们今天没有忘记巴罗之流的谰言，是为了永远警醒自己：国家的强盛从来不是天命注定的，任何不求进取的民族，都会陷入内忧外患、被人蔑视和欺辱的悲惨境地。

2013年05月31日09:16

来源：观察者网

自从西方爆发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并拖累全球以来，再次印证了一个颠扑不破的普世真理：经济危机必然导致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伦敦上演了震惊世界的骚乱。加拿大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学潮“魁北克之春”。法国更像一个火药桶，一场庆祝巴黎圣日尔曼队获得法甲冠军的庆祝活动就演变成激烈的暴力骚乱，治安则更是混乱到令人惊心的程度，甚至法国75个奢侈品牌不得不联合向政府呼吁，要求改善治安，保护游客特别是中国游客的安全。至于西班牙、希腊、葡萄牙和意大利等所谓的笨猪国家，抗议和示威几乎天天不消停。真可谓阿拉伯之春席卷西方。

随着危机的深入，最终波及到了西方最后的“净土”：素有“和平绿州”之美誉的北欧。北欧向来以高福利著称。高福利虽然有各种弊病和代价，但也换来了国家稳定和谐，或者说高福利是西方维稳最有效的手段——中产阶级交的税大都变成西方社会的维稳费了。然而，这场西方结构性问题引发的危机，令西方每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北欧自然也不例外。

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触动》、《中国震撼》

2013-05-11 09:46:20

关键字 » 张维为 、中国模式 、中国道路 、西方民主自由 、民主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 选贤任能、 民主与专制

今年最新一期的《欧洲世界》（Europe’s World）发表了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张维为的英文文章《中国：为什么要走自己的政治道路》。《欧洲世界》杂志是欧盟系统内影响最大的政治与外交杂志，有时也被称为欧洲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这篇文章源于张维为教授2012年11月9日在英国Intelligence Squared主办的辩论会上与香港前高官陈方安生就“西方民主模式是否适合中国”辩论时的发言。观察者网现将文章翻译发表，以飨读者。

西方媒体经常将中国渲染成一个社会和政治危机四伏的国家，正等待一场颜色革命，从而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但去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则明确提出：中国不会走这条道路，因为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道，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许多西方人眼中，这种表述无非是为了再次推迟必要的政治改革，而没有这种政治改革，中国这个国家将没有未来。但是鉴于西方对中国未来的预测总是错多对少，西方现在真有必要认认真真地对待中国的表述。特别是考虑到以下五个原因：

•姜洪•

长期以来，以美欧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并形成以美国为单一引擎的单循环世界经济体系。目前，该体系已逐步演化为双引擎带动下的双循环世界经济体系。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则是这一经济体系下的另一个重要引擎，并在双循环体系中发挥着枢纽作用。

1.历史上看，世界经济曾形成了单循环经济体系。

国际发展经济学界以前一直把“中心—边缘”作为一个核心课题加以讨论，认定世界经济是一个由中心部分与其他边缘部分相互响应构成的单循环经济体系。该体系是以美欧为中心，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为边缘的经济体系，美国是这一体系的引擎，对世界经济起着引领和带动作用。该体系曾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的走势，并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对业已复苏的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它对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影响深远，亚非拉国家长期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自主独立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在国际社会分工和产业链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长期以来，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一直成为发达国家资源与市场的提供者，从而使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影响力渗透到这些国家。这个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其正常发展会带动外围世界国家或地区的正常发展；当其陷入经济衰退或危机时，则会影响到外围世界国家或地区经济。

（美）拉古拉姆•G•拉詹、 王东风 译　

内容提要：面对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提出，恢复经济增长的最佳方法是向经济体系注入新资金。但我们的分析发现，就美国而言，其危机的根源是债务型需求膨胀，即家庭靠借贷消费，政府靠发债扩大支出。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供给能力降低，表现为市场竞争能力下降，对劳动力的教育和技能培训不足，导致劳动力素质下降。在经济增长的动力方面，供给的推动力不足，美国政府转而寻求需求的拉动作用。支持这一选择的政治因素是，政客为了取悦选民采取了短视的经济政策，以宽松的信贷政策来保障居民的消费水平，而没有正视并全力解决经济中供给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必须重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鼓励创业和创新，并实行适度的金融监管措施。

由于经济危机前积累的大量债务导致需求崩溃，西方国家经济已经陷入停滞。这是对全球经济衰退的传统解释。家庭、乃至整个国家由于无法借到新的资金，消费和政府支出都在萎缩。恢复经济增长的最佳方式是找到向经济体系注入新资金的方法，这是一直在讨论的话题。如此一来，政府应该不断扩大财政赤字，中央银行还可以不断压低利率以刺激节俭的家庭去消费而不是储蓄。但是，一旦经济再次回升，领导人就该担心随后累计起来的债务了。

•庞卓恒•

2013年05月13日09:02 来源：红旗文稿

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早已家喻户晓，毛泽东的结论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012年12月26日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毛主席和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其中“历史周期律”的“律”字不同于黄炎培《延安归来》原著的“率”字。 “律”指有某种客观必然性的“规律”、“定律”，包含一定的因果关系；“率”指效率、比率、概率等数量关系，不包含因果关系，没有黄炎培所说的“支配力”的含义。从当年黄炎培、毛泽东和习近平总书记论说的主旨来看，显然都包含因果关系的“律”的意思。因此，准确的文本应该是“律”字。历史周期律问题是一个大课题，值得深入研究。

1.历史周期律的起源。

南非共产党2012—2017年政治纲领（节选）

红旗文稿

2013-05-21 23:36:16

关键字 » 社会主义、南非共产党、南非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共产党、帝国主义

南非共产党于2012年7月12日至15日在祖鲁兰大学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南非的通往社会主义之路》的政治纲领性文件，为这个非洲现存力量和影响最大的共产党2012年至2017年的工作作出规划。

该纲领认为，世界资本主义正面临危机，这些危机已威胁到自然、生物和社会的可持续性。这些危机是否会终结资本主义甚至人类文明？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唯一的希望就是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彻底过渡，这必须由绝大多数人共同付出努力。

以下为该纲领文件的节选：

当今，世界经济被极少数极其强大、受帝国主义国家力量支持的跨国公司所主导。经过几个世纪的惊人扩张和在全世界的积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正接近一系列系统性的，或可以说决定性的极限。这些极限体现在物质、生物、人类、社会和经济等领域。

•苑基荣•

1963年5月25日，非洲联盟（非盟）的前身非洲统一组织（非统）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成立。50年来，非统/非盟成功将非洲各国从西方殖民主义和包括种族隔离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歧视中解放出来，促进了非洲国家间的团结。非盟是继欧盟之后成立的又一重要的地区国家联盟，是集政治、经济、军事等为一体的全洲性政治实体。近年来，在非盟的引导下，非洲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安全局势有所好转。

5月25日是非洲人民的盛大节日，75位现任或前任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各国政要及1.5万名应邀嘉宾，将汇聚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市中心梅斯克尔广场，共同庆祝非洲联盟（非盟）的前身非洲统一组织（非统）成立50周年，中国国家主席特使、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将应邀参加庆典活动。在本报记者乘坐的从南非到埃塞俄比亚的班机上，供乘客阅读的杂志内容都与非统/非盟成立50周年相关。

本报记者在亚的斯亚贝巴街头看到多处庆祝节日的标语和广告牌，新建的非盟总部内部也挂出了宣传标语。埃塞俄比亚政府为此次庆祝活动新修建了亚的斯亚贝巴市内18条道路，将市容装扮一新。司机哈桑告诉本报记者，多条道路于一星期前刚刚开通，它们使城市交通顺畅便捷多了。

2012-10-30 15:55:05

来源：四月网

如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就将丧失“压倒一切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屈服”的民族精神、国家动员能力和组织凝聚力;如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就将丧失文化自信和文明的自觉;如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就将丧失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附庸;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从民族道义上说，无数革命先烈的血就将白流，新中国的江山社稷就没有了道德基础，而我们伟大的前人们将会在地下感到深深的不安。

大陆上革命已经迫在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马克思

“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四个阶段“现代世界”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的中国宋代，以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变法”为标志。[①]从那时起，不但逐渐产生了一个与大地主、大封建领主利益相矛盾的国家机器，而且，这个“自相矛盾”的国家机器还日益采用着具有近代色彩的“重商主义”方式，与大地主的剥削形式进行斗争(举凡免役、市易、青苗诸“新法”之实质均在于此)。伴随着这种具有近代色彩的国家重商主义趋势的扩大、煤铁冶炼技术的突飞猛进的，是地方割据的封建势力的消失，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最终是第一个世界贸易体系以“朝贡贸易”的方式，以中国为辐辏向四周扩散。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美洲的征服与大规模的白银开采，随着1567年明代中国开放“银禁”，西方世界开始“挤进”原有的朝贡贸易体系。从那时起到1900年，西方后来居上，以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以炮舰政策，最终摧毁了朝贡贸易体系，建立了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体系。

2013-05-30 14:44:03 来源：东方早报

“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的写作。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这个术语出现在不同立场和学派的论述中，其涵义不尽相同，但大致用来指称由国家主导或积极介入的市场经济实践。1月21日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以“特别报告”的醒目方式（包括七篇文章）讨论“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国家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各自的相对优势，一直是西方思想界激烈争论的主题。在二十世纪的前七十年，国家主义的支持者（pro-statists）引领风向，政府着手编织社会保障网络，将经济中的巨型部分国有化。但在后三十年，自由市场论获得了复兴。在里根和撒切尔的时代，风靡整个西方的潮流是将国家运营的企业私有化，削弱福利国家。苏联阵营的解体似乎标志着市场自由化潮流的完胜。在主流思维中，国家资本主义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而只是“过渡性的”或“异常的”特例，要么不可持续，要么不可普及。

2013-06-01 09:29:05 来源：《求是》

编者按：中国人的血脉中有十分深厚、稳定的文化基因，这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一代又一代的积累造就的。中国经济建设的高潮必然助推中国文化建设的高潮，这就要求人们进一步认清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传统，巩固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记忆，提升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找准中华文化的历史方位，确认中华文化的历史担当。

中华文化的历史担当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詹得雄

2004年，美国著名学者、“北京共识” 这一概念的提出者乔舒亚•库珀•雷默说：“有关中国社会的一个老生常谈的观点，就是中国文化根深蒂固、无可动摇的影响力。这是某种超自然的实例。想想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如何挺过过去150年的，就会承认情况的确如此了。”

是啊，中国人的血脉中有十分深厚、稳定的文化基因，这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一代又一代的积累造就的。中华文化的传承有两个路径：

•刘涛•

阿诺德•汤因比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试图以其皇皇巨著《历史研究》，揭开文明兴衰的谜题，启发人类对未来道路的探索。

直到1973年，时已暮年的汤因比依旧没有停止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探索。在不断出版新作的同时，汤因比与当时日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断断续续进行了近两年的漫谈式对话，主题是人类在21世纪的未来。汤因比和池田，一个是西方人，一个是东方人，互相抛开了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狭隘和隔阂，在精神自由的海洋里进行高屋建瓴式的未来学式的全景探索。在这场漫谈中，汤因比透露了对21世纪中华文明的无限期望。

西方无法引领人类未来文明

可能让池田略微感到失望的是，作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亚，而中国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汤因比心仪的东方文明，不是在那个时代经济上升和物质繁荣、技术高度发达的日本，而是依然在“文革”中徘徊、物质生活依然相当贫乏的中国。尽管面对一位日本文化界的顶级名人，汤因比也直言不讳未来最有资格和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路的是中国，而不是日本等国。

时间：2013-05-21 20:38:46

•作者：杨晓青 •

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

来源：《红旗文稿》 期号：2013/10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和学界有关“宪政”的呼声抬头。有人认为，西方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有人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时，打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的旗号，提出在中国实行西方宪政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主张，认为“中国梦即宪政梦”；还有人论述了“社会主义宪政”的概念。可见，宪政话题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论题，而是必须回答的现实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极具现实针对性。

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这从对两种基本制度架构的比较即可看出。

•任贤良•

当下中国，客观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以党报党刊党台、通讯社为主体的传统媒体舆论场，一个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舆论场。两个舆论场传播基调和诉求表达长期分离对立，不仅直接挑战党管媒体的原则底线，而且导致社会阶层分裂对峙、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党的执政基础腐蚀削弱。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异军突起，公共话语权得到最大程度释放，网络空间众声喧哗、肆意表达、无序流淌。“网络推手”、“网络水军”、“网络暴力”等制造的网络舆情波诡云谲，“网络问政”、“网络监督”、“网络审判”等掀起的舆论风暴汹涌澎湃，舆论引导和社会管理难度陡然提升。尤其是2010年微博兴起，开启了“全民皆记者”的“微时代”，鸡毛蒜皮的事都可能被“围观”放大成极具轰动效应的重大舆论事件。更为严峻的是，一些势力操纵网络舆论，编造政治谣言，恶意抹黑党和政府形象，瓦解党的执政根基。2013年“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公然挑战党的新闻管理制度。而一些人员利用网络创设“个人媒体”，言论行为“无拘无束”、“无法无天”，其影响力不亚于一份报刊、一家通讯社。如个别人打着反腐旗帜，没记者证却打着“记者”的旗号，通过在境外注册网站，然后“出口转内销”，用爆料手段，要挟、绑架地方党委政府。有人甚至将网上的乱象称之为一场“网上文化大革命”。

•汪克强•

随着全球金融及经济危机的持续发酵，在西方许多国家，危机效应已从经济领域逐渐蔓延到政治和社会层面。2011年夏天英国爆发大规模群众骚乱和2012年初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具有标志性意义。经济危机的社会化和政治化，引发人们透过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层层迷雾，对更加深远的社会制度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并从主流思潮中探寻经济危机的社会根源。

在西方社会，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是一对相互关联和依存的孪生姊妹。历史上，西方民主政体的产生就与早期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相伴随;此后，资本主义一直被视为民主政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而民主政治也被看做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最佳政体。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社会民主逐步从精英民主转型为大众民主，这对孪生姊妹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开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随着民主政治的转型，西方经济也从追求自我积累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为福利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上的转型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所致，而是社会民主化转型的必然结果。在大众民主体制下，政权基础不再局限于以资本为主的社会财富，而是更多地依靠选票。在选举政治的压力下，政府不得不把公众利益作为优先考量的因素，从原先的资方立场为主逐步转变为超越资方利益、调节劳资关系，甚至更多地照顾大众选民的利益。

•赵汀阳•

百年来中国的思想者往往不得不或明或暗地受制于一个特定的视界去思考各种问题，这个视界（ horizon）就是中国的命运，显然，这个中国视界比世界视界要小一些。我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这样想“中国应该如何如何”，而并不经常想到“世界应该如何如何”。尽管我们现在也必需用全球化眼光看问题，但这只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考虑全球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各种一体化的倾向，可是思维的全球尺度并不意味着世界立法的感觉，因此，我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随便想什么事情都自我感觉跟世界经理似的。中国眼光虽然不一定完全是政治性的，但总有一点泛政治性－－－同样，世界眼光也是泛政治性的－－－这种有局限性的眼光并不完全是缺点，因为它构成了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世界视界的批评。也许有一天各种文化下的人们能够摆脱被歪曲和压迫的状况，从而都能在实践上形成真正公正的无局限性的纯粹人类眼光，即能够这样思考“人类需要如何如何”－－－尽管一个思想者在纯粹理性上从来都有可能以人类眼光去思考，但只有当超越了文化霸权，人类眼光才会在实践上成立，而不仅仅存在于我思中。

2013-04-11 10:17:08

来源：美国《时代》

•作者：佚名 •

马克思不止诊断了资本主义的缺陷同时也成为了这缺陷的产物。如果决策者们不能发现确保公平的经济机会的方法的话，全世界的工人将会联合起来，到时便是马克思的复仇之时。

众所周知卡尔•马克思已经去世长眠于地下。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国大步迈向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已经褪色成了007电影中那古老的背景或者金正恩那些离经叛道的颂歌。马克思信仰的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阶级矛盾似乎也已消逝在了繁荣的自主经营和自由贸易时代中。全球化那广泛的影响力用获利丰厚的金融债卷、外包和无国界制造将地球上最偏远的角落连接了起来，为从硅谷的技术权威到中国的农场姑娘中的每个人提供了充裕的致富机遇。亚洲在20世界后半叶见证了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平凡的扶贫记录——这仰仗于了贸易、企业家和外国投资这些资本主义工具。资本主义貌似将要实现它的承诺——将每个人提升到财富与福利更高的新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