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文笑•
毛泽东和任弼时同为湖南人，毛泽东比任弼时大11岁。任弼时少年时就认识毛泽东，并热衷于参加毛泽东组织的活动。1920年暑假，经毛泽东介绍，从长郡中学毕业的任弼时赴俄勤工俭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从此，毛泽东和任弼时成为了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配合默契的亲密战友，并肩战斗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鞠躬尽瘁、奉献才智的大风大浪中。
我不同意张国焘那一套
任弼时1904年4月30日诞生于湖南湘阴县，早年在本乡读书。1915年夏天，任弼时背着包袱，跟着父亲，步行60多里地，来到了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办的附属高小部读书。
任弼时到了这里，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第一师范有个学生自治会，经常组织学生开展演讲。任弼时很快就听说其中有一位名为毛泽东的高年级学长，是学校里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师生中名声鹊起，他很是仰慕，很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位不寻常的人物。不久，任弼时见到了毛泽东。那是在学生自治会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毛泽东和几名高年级的同学正在热烈地谈论国家大事。任弼时等几个高小部的学生听见后，好奇地走进去，要求参加讨论。身穿长衫的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一张报纸，微笑着走向他们，握着任弼时的手，热情地说：“欢迎来参加，太好了！”毛泽东热情地向这些低年级的弟妹们介绍了学生自治会的一些情况，同时勉励他们好好学习，锻炼好身体，将来为改造社会做出成绩。这次一见，毛泽东给任弼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长沙学生运动的一批骨干纷纷集会。第一师范的毛泽东、蔡和森与长郡中学的任弼时等，宣布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全体罢课，同时他们也深入民间宣传。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任弼时则联合多所学校里的湘阴籍同学，组成一个宣传团，回湘阴老家向民众进行宣传。毛泽东和任弼时都以很大的激情，投入到这场爱国运动中去。
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已在全国各地掀起。湖南在毛泽东的倡导和组织下，也去了一大批。任弼时也想到法国去，但错过了机会，最后，他和同学萧劲光决定去俄国。毛泽东也曾想到俄国去，可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没有去，而他却积极支持任弼时去。当时，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主事。毛泽东热情接待了任弼时，并告诉他，关于他和萧劲光去俄国学习的事，已经写信与上海方面联系好了，可以启程。
此后，任弼时赴俄学习，而毛泽东在国内投入到了风起云涌的斗争里。
1924年，任弼时回国，参加团中央工作，先后任团中央组织部长、代理书记、总书记。
1926年，任弼时离开上海，代表团中央去苏联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任弼时从苏联回国，到了武汉。这时，毛泽东也在武汉，分别多年的同乡、校友再次相遇。任弼时和毛泽东交流了上海和湖南工农运动方面的情况。
1927年8月7日，在汉口旧俄租界三教街41号楼3楼上的一位俄侨家里，举行了一次特别的“酒会”，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任弼时十分兴奋，他发言表示完全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说共青团是党的助手，我代表团中央拥护党的决议。会议只开了一天，夜色中，任弼时与即将赴湖南的毛泽东握手告别。
1931年3月，党组织派任弼时到毛泽东、朱德领导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
在长汀一间农家的土砖屋里，毛泽东走了出来。他身穿粗布的红军制服，脚踏一双布鞋，快步走上前去，与任弼时紧紧握手。任弼时望着又黑又瘦的毛泽东，既兴奋又心酸。
毛泽东向任弼时介绍了苏区的大体情况，回顾了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这一段战斗历程。毛泽东关于实行红色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人民军队、开展反“围剿”斗争的一些看法，深深打动了任弼时。
9月，毛泽东来到瑞金，和任弼时同住在叶坪村中央局的小楼上。任弼时协助毛泽东处理根据地的各项工作。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会成立了中央工农政府，选举毛泽东为政府主席。任弼时由衷地为毛泽东感到高兴。
1932年6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已统治全党。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已被排斥，但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红军中有很深的影响，任弼时同周恩来、朱德一起，仍然主张按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来对付敌人，胜利地粉碎了第四次“围剿”。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1935年6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的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中央决定两军主力向北进攻，先取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但张国焘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决策，党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张国焘最后公开搞分裂活动，另立中央。
由于通讯不便，领导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并不了解张国焘的反党阴谋。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时，张国焘企图把红二方面军拉过去，共同反对中央。开始，张国焘故作热情，极力拉拢。但任弼时识破了他的心计，同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两军会合后，任弼时首先到当时受张国焘排挤的朱德那里，深夜长谈，较详细地了解了张国焘的罪恶行径，并坚决表示说：“我不同意张国焘那一套!”
张国焘依旧高傲自大，一意孤行。一次，张国焘派人送来一批文件，内有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是“逃跑”，并指名道姓地诽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的内容。
任弼时见状，立即指示：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文件材料保留一份，其余的全部烧掉。他气愤地说：“张国焘，你要反党中央，反毛泽东，你算个什么党员，算什么老党员！”
在红二、四方面军的干部会上，张国焘又公开诋毁毛泽东。任弼时严厉地警告说：“我们二方面军的同志，很多是从井冈山来的。对毛主席是有感情的，你如果强迫他们反对毛主席，他们就要翻脸，他们是不认识你的！”
任弼时和朱德一方面严厉地批评张国焘的错误，同时又严肃而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任弼时找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谈心，宣传团结统一和北上抗日的重要意义，广大指战员逐渐觉悟，张国焘孤立了。最后，张国焘只得表示北上。
毛泽东同志才是我们党的领袖
中国革命曾长期在黑暗中摸索，直到遵义会议后才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首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全党逐步认识并接受毛泽东为自己的领袖，中国革命开始走上胜利的道路。这个过程是曲折而痛苦的。在这个过程中，任弼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明曾是对中国革命危害最为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抗日战争爆发后，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这实际上是要党放弃独立性，一切听命于蒋介石。
毛泽东等不同意王明的观点，双方出现严重分歧。由于王明自称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不少同志一时难以明辨是非，产生了某些思想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向共产国际全面说明情况，以获得支持。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政治上十分成熟、办事稳重细致而又熟通俄文的任弼时，认为他是前往共产国际履行这一使命最合适的人选。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的情况。4月，任弼时抵达莫斯科后，先后以书面和口头的形式，两次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情况，阐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军事战略方针及相关政策，包括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正确主张。
在报告中，任弼时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他说，毛泽东最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他指出：“毛泽东同志才是我们党的领袖。”
任弼时的正确陈述，对共产国际影响很大，他的报告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使共产国际真实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情况。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经过讨论，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是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对日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
7月，王稼祥回国，由任弼时接替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同王稼祥和任弼时谈话，明确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这实际上表明共产国际明确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
上述史实充分说明，任弼时为共产国际了解和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承认并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纠正王明的投降主义错误起到重要的作用，为确立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立了功。
1940年3月26日，任弼时卸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职务，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任弼时参加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不久又担任党中央秘书长，负责书记处常务工作。从此，任弼时参与中共中央的重要决策，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之一。
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任弼时处理问题周到，待同志和蔼可亲，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叶剑英对任弼时有一段形象的赞语：“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初回延安时，任弼时住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蓝家坪，而毛泽东住在中央军委所在地杨家岭。为了加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任弼时着手建立了一个电台，于1940年11月开始正式收发报。这部电台供毛泽东专用，凡是从共产国际发来的绝密电报和“万万火急”电报，均由任弼时亲自翻译；毛泽东发出的电报，翻译成俄文后，都经过任弼时校审定稿拍发。为了工作方便，任弼时的住所也搬到杨家岭，以便随时和毛泽东联系协商工作。
不久，任弼时协助毛泽东领导和组织整风学习运动、大生产运动及精兵简政等工作。
在整风运动中，任弼时全面回顾了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他说，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论著，认识到毛泽东在理论上“提问题敏锐、明确，掌握统一战线有功绩”，加上季米特洛夫的嘱咐，提高了对毛泽东的认识。回到陕北后，又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及有关战略问题的著作，认识到毛泽东之所以正确，“是基于坚定立场和正确思想方法”。质朴的言语中，表现出对毛泽东的佩服和信赖。
在整风运动中，康生搞“抢救运动”，后又抛出“自救运动”，大搞逼供信。任弼时发现问题后，几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提出必须马上纠正。后来，毛泽东接受了他的意见，两人商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八字方针。随后，中央又制定了九条，使整风运动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那个时候，康生只怕两个人，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毛泽东。
194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新的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这一决定不仅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而且实现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对全党工作的一元化领导，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党的七大时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即，任弼时协助毛泽东领导了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又委托任弼时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隆重召开。任弼时作为大会秘书长，代表主席团宣布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他在开幕词中特别指出：
“在24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了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这次大会，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
一次激烈的争执
任弼时素来谨言慎行，十分尊重和信服毛泽东的领导才能。但是，在转战陕北斗争中，他却和毛泽东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执。
1947年3月12日，一架国民党军队的轰炸机在延安上空丢下了成串的炸弹，顿时，延河两岸升起了熊熊大火和浓烈硝烟。与此同时，国民党的34个旅共23万人从南、西、北3个方向向延安逼近，战火已经烧到延安的大门口。
鉴于国民党胡宗南部的大举进攻，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暂时主动撤离延安，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依靠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的地形，大打人民战争。同时，用“蘑菇”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寻机歼敌，以达到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目的。
随后不久，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又决定成立前委、工委和后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党中央和前委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而刘少奇、朱德等同志领导中央工作委员会，转移到晋察冀解放区，完成党中央委托的任务；叶剑英和杨尚昆等则率领党中央及中央军委机关的大部分人员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前赴晋绥解放区即山西临县三交镇一带，进行工作。留在陕北的机关人员也全部武装起来，和警卫部队一起合编为中央支队，由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治委员，叶子龙为参谋长，廖志高为政治部主任。
不言而喻，任弼时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毛泽东曾诙谐地对任弼时说：“你们四人负责组织一个‘政府’，管理我们八百人的‘国家’，你们必须把这个国家管好。”任弼时一方面要和周恩来一起，协助毛泽东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另一方面还要指挥这为数不多的警卫部队，同胡宗南的几十万虎狼之师进行周旋，保证党中央的安全。
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不久，便先后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狠狠地打击了胡宗南的部队。蒋介石恼羞成怒，命令胡宗南不顾一切地寻找战机，同人民解放军决战。党中央和毛泽东则命令西北野战军避敌锋芒，挺进陇东。
1947年6月7日，胡宗南部刘戡率四个半旅从延安、安塞经蟠龙真武洞，由东南向西北扑来，离中共中央机关只隔几里。与此同时，胡宗南部董钊也率兵由延安经安塞高桥向保安进发。当时，解放军主力在陇东地区，离中央机关驻地王家湾有几百里。毛泽东身边的全部兵力只有4个连。把炊事员、饲养员等后勤人员算在内，总共不过300余人，其中还有一个短枪连，真正能投入战斗的只有200多人，形势相当严峻。党中央决定立即从王家湾转移。
当时的情况是西边有马鸿逵部，南边有刘戡、董钊部，东边濒临黄河。根据以上情况，任弼时以支队司令员的名义通知部队向北走，如有情况可以向东走。他认为西边和南边均有敌人，而向北走路宽，活动余地大，情况紧急时还能过黄河，这样可以确保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安全。
部队接到通知后，整装待发。可两个钟头过去了，还没有得到出发的命令。中央支队政治部主任廖志高有些沉不住气了，他走进毛泽东的住地，却没想到他听到的是任弼时和毛泽东正在为此进行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不同意向北、向东转移，更不同意一有了情况就过黄河。他主张迎着敌人向西转移，而且中央一定要坚持留在陕北。任弼时心里很不踏实，作为中央支队司令员的他，把保卫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安全看成是全党赋予的重托。中央留在陕北，任弼时是完全同意的。但现在遇到险情，他自然地把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作为考虑问题的根本立足点。他迅速思考着毛泽东的意见，还想竭力说服毛泽东同意自己的想法：部队向西转移，很可能和敌人相遇，即使部队避开了胡宗南的主力，西边是马鸿逵的防区，部队仍有可能与敌人遭遇，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仍没有保障。
毛泽东此时丝毫没有多考虑自己个人的安危，他考虑的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全局，他具有超人的审时度势、洞察一切、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才能。他语重心长地对任弼时说：“中央留在陕北，是一个战略问题，这样可以牵制住敌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如果中央过了黄河，西北战场的敌人就会很快扑向山东，或其他战场，这对全国解放战争是不利的。”而且毛泽东预料，敌人不会往西，西边是一条很荒凉的小路，即使敌人向西追，速度也会很慢，向北到青阳岔，则是一条大路，敌人如果追过来，速度会很快。
经过争论，任弼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事后证明毛泽东的预料是正确的。在这次惊涛骇浪中，毛泽东临危不惧，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坚定意志，和任弼时为保障领袖绝对安全的万一之虑，被后人广为传颂。
一如既往的信任
关于行军路线的这场争执，并没有影响毛泽东与任弼时之间的关系。毛泽东依然十分信任任弼时，对任弼时的意见一如既往地重视。
1947年11月，中央支队抵达米脂县杨家沟之后，任弼时因血压过高，被迫离队去钱家河村休养。在他走之前，毛泽东就土地改革问题同他进行了一次专门谈话，并委托他研究各解放区土改的经验教训，老区、半老区土改的区别，以及划分阶级的问题等。土改工作是当时关系解放战争全局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任弼时做，可见他对任弼时是多么的信任。
任弼时肩负重任，无心养病。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带病到米脂县杨家沟周围三十几个村子广泛调查，亲自访问农民，询问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征求他们对土改工作的意见。任弼时还亲自参加一些村子斗争地主的大会，实际感受农民进行的土改运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广泛的收集情况，任弼时对全国各解放区的土改情况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和把握。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举行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由于它是在12月召开的，所以人们习惯地称它为“十二月会议”。
会前，毛泽东起草了作为会议主题报告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会上，毛泽东作了这一报告，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土地改革、整党、经济、统一战线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今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任务。在对土改情况充分准备资料、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任弼时抱病在会上就土改问题作了重要发言，明确提出了对农村各阶级应采取的政策。任弼时的这篇讲话，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它对于会后中共土改路线的成熟、土改中具体政策及工作方法的进一步规范以及引导土改中“左”倾错误的纠正，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会后，任弼时由杨家沟返回钱家河。他一方面同周恩来协助毛泽东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党所面临的关于土改、整党、工商业、统一战线和新区工作等方面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另一方面则继续利用休养时间进一步研究土改问题。
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任弼时撰写了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并于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进行了演讲，详细阐明了阶级分析的标准。这是一篇关于土改的马克思主义论著。文中对中共在土改中应采取的各项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毛泽东对任弼时的这篇讲话十分重视，做了精心修改，并决定以任弼时的讲话代替中央的“一月决定”，作为进行土改的纲领性文件下发。“一月决定”即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任弼时等讨论并原则通过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草案）。这个草案论述了在各种情况下反对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的问题、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性质问题、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
中央原本准备以“一月决定”作为当时土改指导文献的，但后来毛泽东却改变了想法。3月17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电中指出：“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的一篇讲话，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刘少奇接电后，随即于19日复电表示：“‘一月决定’内容由弼时同志以一个讲演的形式发表甚好。”
在解放战争面临大反攻的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不仅直接指挥西北战场，而且要部署全国整个解放战争，工作特别紧张，常常是彻夜不眠。任弼时对毛泽东非常关心。有一次，当他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时，忽然站住了。他望一望四周说：“这沙沙的是什么声音！”警卫同志告诉他，这是房东养的蚕吃桑叶的声音。他说：“这太吵了，会影响主席办公的。我们在这里要长住下去，明天换个房子吧！”行军每到一处，任弼时都要亲自安排住房，布置警卫，组织物资供应，指挥纵队架设电台，安装电话，还参与决策研究。可以说当时他是中央队伍中身体最差的又是最忙的一个人。1950年，毛泽东回忆解放战争时说：“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小小红鱼，寄托着战友的无限深情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进驻北平，任弼时和毛泽东等一起住进了香山。任弼时抱病召开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和筹备5月4日召开的全国青年大会。5月8日，由于精神上的兴奋及极度的劳累，任弼时出现了昏迷的症状。医生分析，可能是眼底血管出血引起的。
紧张的工作、艰苦的条件及早年的牢狱生活，使任弼时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他的病早在党的七大前就发作了。后来，经斯大林派来的米尔尼柯夫医生诊断，他患有动脉血管硬化、糖尿病和脑供血不足等病症。
米尔尼柯夫向毛泽东汇报说，大多数领导同志都还算健康，唯有任弼时一人堪虑。他脑血管硬化，影响到双目视力，这不是好兆头，表明他的病情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毛泽东听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深为这位战友和助手的健康担忧。党中央决定，要任弼时停止工作，立即休息。任弼时1946年曾休息过一段，1947年又在米脂县的杨家沟休息过一段。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休息，他带病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随后又参与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久病在身的任弼时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倒下了。
1949年任弼时再度休养后，毛泽东特意派人将一缸红鱼送至任弼时的住所，并附亲笔信说：“弼时同志：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毛泽东六月九日。”这时，新政协即将召开筹备会，中央书记处其他成员正在起草文件，刘少奇即将出访苏联。在紧张繁忙的时刻，毛泽东派人送来红鱼，小小的红鱼，寄托着战友的无限深情。
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此时，正在玉泉山疗养所休养的任弼时心情无比激动。是啊，他和毛泽东并肩战斗、顽强奋战，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任弼时休养了一段时间，但病情没有根本好转。为此，中央决定送任弼时去苏联治疗。11月21日，毛泽东亲自致信斯大林，商议任弼时赴苏治病一事。11月底，任弼时赴苏治疗，临行前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到景山东街任弼时的寓所探望。他们谈话开始不久，医生给任弼时服药，毛泽东以为谈话时间超过了医生的规定，说：“我马上就谈完，我就走。”毛泽东与任弼时握手道别，一再嘱咐他安心养病，尽早恢复健康。
这年12月16日，毛泽东也来到苏联进行访问。不久，毛泽东到任弼时所在的莫斯科皇宫医院探望。任弼时报告毛泽东，治疗有进步，年底可以出院。当任弼时转入莫斯科郊区的巴拉维赫疗养院休养后，毛泽东又专程到疗养院看望。当毛泽东得知任弼时的血压已经降下来时，便高兴地握着苏联医生的手说：“好得很！好得很啊！我代表中国人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950年5月底，任弼时从苏联返回祖国。医生本打算让他再静养一段时间方可适量地参加一些工作，但工作惯了的任弼时怎么也躺不住。6月25日，任弼时在听广播时获悉了朝鲜发生内战的消息后，便赶紧给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写信，要求恢复部分工作。信中说：“我回抵北京后已近1月，血压尚继续下降中（160左右），身体也觉得坚实一些……最近几天内，每日看电报、文件及报纸总共在4小时左右，尚能支持得住，不感觉太疲劳。自然初期不要过分疲劳，但做点工作，如分管组织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请加考虑……”
见他工作心情急切，毛泽东同傅连暲医生通了电话，详细询问了任弼时的病情。经中央商议，毛泽东特批示：“同意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
恢复工作不久，任弼时便把自己的病情抛到了脑后，他先是把工作时间增加到5小时，后又要求医生把工作时间增加到8小时，而实际上他一投入工作就全神贯注，往往工作在8小时以上。
由于过度疲劳，病情恶化，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突发脑溢血，不幸与世长辞，享年46岁。
闻听如此晴天霹雳般的噩耗，毛泽东十分悲痛和震惊。这不仅仅是由于任弼时是新中国成立后逝世的第一位党中央领导集体成员，而更多的原因在于：一则任弼时堪称党性和才干俱佳，可谓德才兼备的优秀领导干部；二则由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3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他们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同志加战友的深厚情谊。如今，任弼时却突然英年早逝。
任弼时逝世的第二天，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治丧委员会。这天上午9时，毛泽东到北京景山东街任弼时住处，亲自看着任弼时入殓，给他覆盖党旗。他叮嘱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一定要扶养好孩子们，让他们好好学习，长大继承他们父亲的遗志！毛泽东还沉痛地亲自扶着任弼时的灵柩，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表现出对亲密战友深深的痛惜和悼念之情。
为了纪念任弼时，沉痛之中毛泽东提笔写下了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1951年7月18日，任弼时的安葬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汉白玉墓碑的正面，端端正正镌刻着毛泽东的题字——任弼时同志之墓。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00期，摘自2013年第6期《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