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民辉 、扈秀海•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都有热情好客的传统美德，孔子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是最好的佐证。后来，这种“好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变得更加明显，但是，过分的热情好客反而造就了国人与外国人的“贵贱”之分，从而出现了让国人极度反感的“超国民待遇”之说。
“超国民待遇”是在国民待遇的基础上增加的待遇，即超过了本国公民的待遇。这不是一个新兴事物，它一直存在着，原来所谓官方的“超国民待遇”是指中国在同等条件下给予外商直接投资高于本国国民投资的待遇。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在我国大量存在，中国对外资企业一直采取税收优惠、投资优惠、外汇管理优惠等许多优惠政策。外资企业享受的“超国民待遇”税费，既丰盈，又实惠，涉及企业所得税等9种税费，这些“超国民”税费，在开放初期为更多吸引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这种“超国民”税费越来越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要求，产生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市场经济秩序不断纵深推进，我国已快速进入现代化结构转型期，“超国民”是社会分层的催生物，作为社会等级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社会分层体系，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而强烈的关注。“超国民待遇”从长远看，必须终止。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应一律平等相待。
1994年以来，全国人大、国务院着手逐步统一内外资企业税收制度。在我国现行税收体系中，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等原来内外资企业分设的制度均已先后实现了统一。至2010年，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上享受的官方“超国民待遇”被彻底终结。
民间“超国民”：再起风波
官方”超国民待遇“虽然终结了，民间的”超国民待遇“却依然存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愈演愈烈，并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华工作的外国人享受着比普通国人两倍还多的“个税起征点”，一名普通的国内居民若扣除三险一金后月收入超过2000元，就需要缴纳个税，然而在国内工作的外籍人士，其月收入只有超过4800元才需缴纳个税。这在全世界也一定是绝无仅有的。
西部首个外籍人士集中生活区－一四川成都天府国际小区，向四川的外籍人士敞开大门。据悉，占地面积160亩、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天府国际小区，将整合公共服务设施，并在管理服务和配套上与国际接轨，除了教堂、中英双语幼儿园、西式医院、图书馆、户外运动场所等硬件设施以外，国际小区的物业管理也将与国外接轨。
为了帮助7名日本乘客赶上飞机，2008年8月22日，齐齐哈尔驶往大连方向的2220次列车临时停车一分钟。同年9月24日开出的广州至遵义1291次列车上，疑患狂躁症的贵州籍男子曹某因为在车上乱喊乱叫，被列车长和列车员用胶布捆住了手脚，最终曹在挣扎了一个晚上之后，于次日9点多死去。
一名日本游客，骑着自行车环游世界，在到达武汉的时候把自行车给弄丢了。武汉警方当时就予以立案并将盗窃的自行车连夜归还，当时许多人认为如果这辆自行车找不回来，中国人的脸就丢光了。
飞机因故延误时，外国人可以免费到贵宾厅休息就餐，而国人只能自觉到大厅就餐等待。
奥运会，北京某社区打出“少出行，为外国友人让出宽阔大道”的标语。
我们很荣幸地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给外国人“超国民待遇”的世界大国，不仅在法律政策上给他们特权，还帮助外国友人赶飞机、找失物，甚至用超一流的硬件设施、超一流的物业服务，为了维护小区纯正“血统”而制定特殊政策。诸如此类的现象是真正体现了我们热情好客的传统美德，还是源于我们整个民族的不自信，希望通过这些能够保住面子，能够凸显我们良好的形象？
笔者认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好客，而是一种病态的思维。今天，中国经济发展了，国际影响力大了，但是民族自信却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强，过分的好客殷勤是源于内心的自卑－－中国人近百年来所受的屈辱导致对外国的恐惧和自卑。中华五千多年的历史熏陶和灿烂文化抵挡不住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侵入，对西方物质文明的羡慕导致西方“金钱至上”思想的侵入。在利欲的驱使下，我们觉得似乎外国的一切都好于中国，那种崇洋媚外、卑躬屈膝的心理暴露无遗。这些过分的“超国民待遇”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种不正常的心理。
对外国人的病态心理，还可以延伸至中国人在国外的行为态度上。公众场合的喧哗、夸张的举止，以及奢侈品购买力“展示”，引来了不少负面评价。两种态度虽然岔向两个极端，却不能跳脱中国人自卑的心理。从国家层面说，一个国家对待本国国民的态度体现着综合国力和民族自信，决定着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从国民层面说，国民对待外国人的心态，最终来源于国民如何自处、如何看待自己。
对于外国友人应该给予必要的帮助，可是这不代表我们要给予他们不合理的“超国民待遇”。我们不奢求国人能够有超越洋人的待遇，但是至少要获得与他们同样的待遇。“倘若对老外的‘超国民待遇’一直存在下去，不仅会有损社会公平与正义，也会抑制公民收入可持续性增长和生活水准的日益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对外籍人员给予‘超国民待遇’，同时也就意味着，本国公民享受不到真正的国民待遇，这实际是对国民的一种制度性‘歧视’。”（吴睿鸫：《老外的“超国民待遇”早该清理了》）
如此“超国民”，情何以堪
国人过分热情好客的“超国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国人与外国人的“贵贱”之分，正是在民间这种“超国民待遇”的纵容下，很多外国人认为自己就该享受特权。以致发生了很多外国人在中国的不文明行为，对比国人素质的不断提高，真是让人“情何以堪”。
2012年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后，输球的著名球星奥沙利文竞叼着烟走进新闻发布厅，居然还说：“在英国是禁止在室内抽烟的，但在中国，我感觉好像可以随心所欲。”
在南京中山路德基广场边的慢车道上，一名中国女孩与一外籍男子因为交通摩擦发生了冲突。两人的摩擦因外籍男子的举动而升级，他向围观的市民竖起了中指，有围观市民与他发生了肢体冲突。
一名叫作“白白的太阳”的网友在浙江宁波和义大道星巴克前的喷泉前边，看见两名外籍男子坐在草坪边上嗑瓜子，脚下吐了一地的瓜子壳。这名网友上前劝阻，不料老外一脸不屑的样子，还振振有词：“没事，这是中国，你看谁都是这样的！”
外籍男子在沈阳开往北京的动车上，双脚放到前排座椅上，挨着女乘客的头。女乘客表示不满，外籍男子还口出“京骂”，过程被拍成视频传到网上。有网友认出该人是北京交响乐团的大提琴首席奥列格•维捷尔尼科夫。
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我们看到盲目热情好客换来的不是外国人的感恩戴德，而是加剧了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错误认识和否定，进一步加强了外国人对中国人鄙视的心态，甚至破坏中国社会公共秩序。国民“崇洋媚外”的自卑思想越来越严重，老百姓不仅认为外国人高一等，还认为外国人素质高、富有……中国很多优秀女孩都想通过涉外婚姻改变自己的一生，一些女孩非外国人不嫁。
民间的这种“超国民待遇”还加剧了土生土长的本国精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鄙弃和否定，这严重挫伤了本国国民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造成高学历的、富裕的中国人纷纷移民国外，长此以来，中国的高级人才、财富随着移民潮都集中到国外，从而影响中国未来的长远发展。
别了，“三非”们
当好客的礼仪之邦遭遇蜂拥而至的外来客，中国必须要深思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急功近利展示自己，还是在“待客水平”和“待己能力”上达到适度的平衡？一个不善待自己国民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强大的国家。一个国家要想强大，必须首先重视自己的国民，让他们摆脱长埋在心底的不安与自卑。中国要有底气地站在世界舞台上，不能单纯依靠这种“超国民待遇”获得他人的感恩戴德，我们要获得的是尊重。中国要崛起，中国人要让外国人看得起，那么对外国人和外国企业在中国的一切“超国民待遇”就必须终止，那些破坏社会秩序的“三非”们也要尽快驱赶出境。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随着中国在世界地位进一步提高，中国开始成为许多其他国家公民向往的国度，每年来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入境人员良莠不齐，前来中国工作、办厂、旅游、做生意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同时，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工作的“三非”外国人也越来越多。
“三非”外国人来中国的目的已经不是单纯地工作、居住等，他们有的是来流浪、诈骗、抢劫甚至从事政治阴谋的。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涉外警务系教授向党说：“随着外国人的增多，‘三非’问题也在增加。除了带来管理上的难题外，还会埋下诸多刑事犯罪隐患。……前几年，某国际汪洋大盗在上海就制造了一起影响很大的珠宝盗窃案；前一段时间，英国籍男子酒后在公共场所对一名女子进行猥亵，路人发现后制止并报警。另外，跨国贩毒、跨国偷渡案、跨国洗钱等案件都有外国人的参与，甚至在中国发生的各种恐怖事件也有外国人的影子。”“三非”本身就是违法，再加上一些人参与犯罪，“三非”现象愈演愈烈。
“三非”外国人往往容易扰乱社会治安、破坏中国经济建设、制造不稳定因素等，他们在中国制造的危害，已经影响了中国人民的生活。
“三非”问题同样存在于开放与发展程度较高的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
“三非”们已经激起了全国的愤怒声浪。就在这股声浪中，北京市公安部门宣布从2012年5月15日开始，开展清查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三非”外国人的“百日行动”，引来舆论关注。此后的100天内，民警进行了路面随机例行检查以及入户检查，市民发现有“三非”外籍人员也可向当地派出所举报，一旦核查属实，相关人士将面临罚款或拘留处罚，并限期出境或驱逐出境。
清理“三非”外国人并不是中国首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涉外警务系向党教授说：集中清理不是中国的独创，日韩、欧美国家也根据本国非法移民增多趋势，不时搞一些集中清理。我们国家在北京这次清理之前，广州其他地方也有，奥运会之前、大运会之前、亚运会之前，包括其他地方都曾有类似的清理行动。《中国青年报》2012年5月23日报道：“中国青年报记者查实，十年来，广东、浙江、上海、四川等多地公安部门都曾发起同类专项行动，其中，上海市查处的‘三非’外国人案件，从2002年的485起猛增到了2009年上半年的1800余起，其中非法居留从437起增到1600余起，非法就业案件从30起升到了100多起，处罚的涉案外国人从525人次攀升到2000余名。仅2009年上半年，处以行政拘留的外国人近50人。”
如今，世界已经是个地球村，外国人进入中国，中国人也走出了国门，真正实现全球大流通。有必要对在各个领域的不合理“超国民待遇”和“三非”们，逐一进行清理，尽早扫地出门。
“三非”的治理还需标本兼治，完善长效管理。我们需要在对外国人管理模式上积极创新，致力于建立人才签证制度，进一步扩大“绿卡”签发对象，为引进外籍高层次人才提供充分的出入境和停居留便利。同时，加快构建防控机制，从源头上杜绝外国人犯罪、非法入境、非法居留等现象的存在。针对“三非”外国人问题，还应加大打击力度。具体而言，一是要构建全国协同打击的机制，“三非”外国人已遍布全国，只有全国协同打击才能收到预期效果；二是将打击“三非”外国人纳入日常工作，实现常态化；三是搭建全国范围的涉外综合信息平台，有效整合涉外信息，从而使“三非”外国人无处遁形。
法律依然是公平的尺度
我国至今没有一部针对外籍人士的移民法，也没有一个专门针对外籍人士管理的移民局，这在全球范围来看，都是很少见的。作为“移民法”的，只是一部国务院于1986年12月颁布的《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其《实施细则》除了对“不准入境”一项做了点修改之外，其他至今几乎原封不动。这部法律早已被质疑“落后于时代”。比如，对非法出入境的外国人，处罚是“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或者处3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也可以并处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我们不禁质疑，对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只处以这样的处罚是否过轻？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通过整合、修改及补充，加快完善法律制度，填补法律和管理上的空白，做到对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有法可依，加大对外国人入境的准入审批和管理力度。
向党教授说：“处理外国人违法犯罪案件时要不偏不倚、一视同仁，依据法律和事实，客观公正地处理，这是今后坚持的方向。”刑法学专家、中国政法大学刑法研究所的阮齐林教授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在华外国人多了，由此引发的犯罪成了社会问题。但不能说因为他是老外，就对他网开一面。”
法律法规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尺子，如果这个尺子不能一视同仁，那么这个尺子就会越来越无用，即使在本国也会被无视，这对一个拥有着十几亿人口的世界大国来说，是很危险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即使是外国人的行为也得用这把公平正义的尺子去衡量。我们期待中国更有底气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95期，摘自2013年11月《中外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