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对媒体控制更严厉

根据10月10日公布的一份有关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新闻自由状况的报告，华盛顿对泄密者的严厉追究以及对信息的控制，给记者和政府内幕的揭秘者造成了心理威慑。

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新闻工作者协会原本主要关注美国国外的新闻自由状况。但鉴于奥巴马担任总统以来，华盛顿对于政府内幕泄露的司法起诉案件的数量以及对记者调查资料的窃取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该机构也对美国的新闻自由状况进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评估。

“奥巴马没有履行承诺”

《华盛顿邮报》前主编伦纳德•唐尼撰写了这份长达30页的分析报告，题为《奥巴马政府与媒体》。该报告指出，奥巴马在登上总统宝座的时候，主张建立开放、透明的政府，并曾经严厉批评小布什政府的做法，“但是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

目前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担任新闻学教授的唐尼写道：“在奥巴马领导下的华盛顿，政府官员越来越害怕接受媒体采访。政府对泄密者的战争，以及其他控制信息的努力，在我眼中是从尼克松政府以来最严厉的。当年《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进行调查时，我也是参与其中的编辑之一。”

唐尼与很多记者和编辑进行了访谈，受访者包括美联社的一位高级编辑。此前曾爆出消息称，政府秘密窃取了100多名美联社记者的电话和接线台记录。

“毫无疑问，为媒体提供内幕信息的线人提高了警惕，”美联社高级执行编辑迈克尔•奥雷斯克斯对唐尼表示，“线人变得越来越紧张不安，对记者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淡，而这不仅仅是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报道时，很多调查话题其实是针对更加寻常的领域。但奥巴马政府对记者调查采取了极端控制性和抵制性的态度。”

为了避开记者的调查，白宫研发了自己的网页系统、社交媒体平台，甚至还创造了一个网络新闻广播来传播有利于政府的信息，打造良好形象。在某些情况下，白宫还自己录制有关总统会见大人物的视频录像，而这些会见计划从来没有在总统的公开日程安排表上出现过。唐尼的报告认为，对这些信息的保密显示出奥巴马改变了往届政府的传统做法。

华盛顿方面的自我辩护

白宫发言人埃里克•舒尔茨对这份报告作出回应说，奥巴马已经承诺其政府将为实现前所未有的开放而努力。他还指出，奥巴马政府是第一个公开白宫访客记录的政府。

舒尔茨还介绍说，政府处理的公民根据《信息自由法》质询执政信息的案例数量之多创下历史纪录，并且提高了处理速度，通过一部新法律加强了对告密者的保护，而且还提高了在政府开销、数据、民众接待活动等方面的信息透明度。

他特别指出，现有的告密者保护法律不适用于情报机构雇员，但奥巴马总统签署了一项政令，以避免揭秘者遭到打击报复。

在唐尼撰写的这份报告里，奥巴马的新闻秘书卡尼表示，针对政务不透明的抱怨其实是白宫和媒体之间“自然张力”的一部分。他说：“事实证明，认为人们全都三缄其口不再向记者透露任何内幕的观点是错误的。”

都是恐怖主义惹的祸？

唐尼认为，“9•11”恐怖袭击事件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之后，机密就越来越多，对信息的监管和控制也越来越严。虽然报告并没有直接对小布什或奥巴马政府在这方面的做法进行比较，但一些记者告诉唐尼，他们感觉后者的控制更严。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华盛顿首席记者鲍勃•希弗说：“每届政府都会从自己的前任身上吸取教训。他们行事变得更加机密谨慎，并且会加紧对信息流动的控制。”

奥巴马初上任时，白宫受到来自情报机构和国会的巨大压力，政府被要求制止国家安全机密的外泄。奥巴马任内的第一桩告密者司法案件发生在2009年4月，一名为联邦调查局工作的希伯来文语言学家向一名博客作者提供了有关以色列的机密信息，因而遭到起诉。

到目前为止，政府一共根据1917年的《反间谍法》对6名政府公务员和两名合同聘用人员提起了诉讼，因为他们被认为向媒体泄露了国家机密。而所有往届政府的类似诉讼案件加起来只有3桩。

2012年，美联社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央情报局在也门成功挫败一次炸弹袭击阴谋的报道。唐尼的报告中写道，尽管白宫后来对中情局的这一战绩表示祝贺，但这篇报道加剧了奥巴马政府控制信息的努力。今年5月，有消息曝光称政府秘密调取了美联社记者的电话记录，导致多家新闻机构和民权组织发出了强烈的批评和抗议。

今年9月，美国司法部宣布，调查人员通过美联社记者的电话记录中的线索，发现一名前联邦调查局的炸弹技术专家向记者透露了在也门的上述机密行动，这名工作人员已经认罪。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10月11日德国之声电台网站）

•丁小希•

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近日发布题为《奥巴马政府与媒体：美国后“9•11”时代的泄密调查和监控》的调查报告，称奥巴马政府防止泄密、控制信息的强硬手段正对美国新闻的自由与民主构成威胁，这与他所承诺的“透明与开放的政府”背道而驰。“棱镜”项目曝光后，美国情报机构和政府工作人员更是三缄其口，连不涉及机密的信息也不愿和记者讨论，仿佛有无数双眼睛监视着他们。

信息监控干扰正常工作

保护记者委员会对数十名从业30多年的媒体人士进行访谈后得出结论，白宫的政策严重阻碍了记者与采访者之间的交流，众多新闻记者指出他们和美国政府的关系恶化到难以开展工作的程度，因此委员会请《华盛顿邮报》执行编辑莱昂纳多•唐尼执笔，就美国新闻状况展开调查。该委员会总部设在纽约，原本主要关注国外的新闻自由状况，这是其首次发布有关美国新闻自由状况的报告。

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对于嫌疑泄密者的调查，加上广泛的电子监控项目，让政府工作人员对和媒体谈话空前谨慎。那些可能掌握了国家涉密信息并与媒体谈话的政府工作人员将受到调查，包括接受测谎及对其电话和邮件过滤审查。报告描述了奥巴马执政以来就机密信息泄露发起的刑事指控是历届政府加起来的3倍。政府通过所谓“内部威胁项目”，要求联邦工作人员监控他们同事的一举一动和电子通信记录，白宫就控制信息，包括滥用政府控制媒体以逃避媒体监管，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唐尼说，美国当局根据《间谍法》起诉了6名政府官员和2名雇员，控告他们向媒体泄密，其中包括前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斯诺登。

严厉的法律程序不仅针对政府工作人员，矛头更是指向了记者。记者的电话通信记录和邮件被司法部掌握；一名福克斯新闻的记者被称作是泄密者的“教唆、协同和帮助犯”，另一名《纽约时报》的工作人员被要求作出不利于被告的证词，否则就会坐牢。根据报告，数不清的华盛顿记者称政府工作人员现在根本不愿讨论“哪怕是没有涉密”的信息，因为国家的严密监控，他们知道记者可能没有办法保护“线人”。

研究国家安全问题的记者杰弗瑞•史密斯说，“我现在害怕给别人打电话，因为它意味着我的所有电话记录和邮件都可能受到监视。”《纽约时报》记者斯考特•肖恩说，“现在我们面临很严峻的问题，人们生怕说错话而受到制裁。在涉密信息和非涉密信息之间有一个灰色地带，在原来的采访中，很多受访者可以在那个灰色地带披露信息。但是现在，他们已经不敢进入那个区域了。”

美联社100多名记者的电话通信记录被秘密审查。他们的高级编辑表示，受访者现在都变得神经敏感和十分冷淡，且并不仅仅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报道上。奥巴马政府“极端地控制”媒体，并且“极端地不愿意”受到媒体干预。

同时，一些政府机构的新闻发言人现在对于记者的提问经常是不回应或者敌对的状态，哪怕记者是受到政府指派而来。记者们表示对奥巴马政府所谓“最开放和透明政府”的承诺表示非常失望。《纽约时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大卫•桑格说，这是他所采访过最封闭、最控制狂的一届政府。

滥用特权逃避媒体监督

奥巴马政府利用社交媒体、在线视频和他的个人网站为公众提供各种“官方信息”和政府数据，但是这些信息都是政府的一己之见，而且许多是记者不需要的。“政府应该透明”，奥巴马一再强调，但报告暗示这种透明绝不仅是政府单向地公布信息。奥巴马利用网络和公关团队打造个人形象，在社交网站上设立官方账号，在竞选和执政后在这些社交媒体上第一时间发布白宫工作人员为其拍摄的总统照片、视频和文字。

自从美国陆军士兵布拉德利•曼宁在2011年将美国政府机密文件泄露给“维基解密”网站以后，美国政府专门推出了一个“内部威胁计划”，通过监控帮助各大情报机构阻止员工泄露内部消息。该项目会对情报机构工作人员的可信度进行评估，同时设立了对破坏协议和未及时上报出现漏洞的惩罚；外泄信息者则会受到间谍罪的指控。

据美国媒体报道，内部威胁计划针对情报员工进行监控，造成了员工之间的不信任。五角大楼一位匿名人士称，政府不仅严密监视“高风险”员工，还会对“看起来闷闷不乐”的员工进行监控。“棱镜”项目的曝光可能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内部威胁”百密一疏的结果，但从政府对斯诺登的强硬就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于政府泄密者的态度。《纽约时报》编辑玛格丽特•沙利文毫不掩饰地指出，“这是最秘密、新闻自由攻击最多的一届政府”。

《华盛顿邮报》曾把美国后“9•11”时代称为情报机构和军队、反恐等其他美国政府部门组成的“绝密美国”，根据斯诺登向《华盛顿邮报》披露的信息，美国16个情报部门在2013财年就拥有超过500亿美元的“黑色预算”。秘密的监控计划无限制地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扩展。到2011年，400万美国人因为接触涉密档案受到审查，越来越多的信息被归为涉密级别。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

• 赵可金•

美国是一个自诩为新闻自由的国家，记者和媒体拥有令人侧目的影响力，甚至许多媒体自比“牛虻”，专门叮咬那些社会政治丑恶现象。长期以来，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都在夸夸其谈美式自由，甚至有些政客以此为幌子，批评他国的新闻制度。据德国之声报道，总部位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新近发布一份有关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新闻自由状况的报告，揭露出的内幕令人触目惊心，华盛顿正在加强对信息的控制，不仅越过法律界限，非法窃取100多名美联社记者的电话线路和接线台记录，而且严厉追究所谓的“泄密者”，对记者和内幕揭秘者形成巨大心理震慑。 作为一名从事美国政治和外交研究的学者，我对此丝毫不感到意外。美国宪法和法律文件上所追求的神圣原则是一回事，在实际决策和行政管理过程中则是另外一回事。作为一个发达国家，美国在政治制度上的确比发展中国家成熟，但驾驭美国政治制度机器的政客们的作为，并不比发展中国家更先进，甚至在一些问题上为一己之私而罔顾公平正义的做法，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保护记者协会”所揭露的事实恐怕仅仅是冰山之一角，在美国白宫和政府各部门内部都有专门对付媒体的机构和人员，对他们而言，很多问题被媒体曝光只不过是危机管理失败的产物，很多没有被揭露的内幕则更多在“媒体公关”的名义下得以摆平。

因此，为推动媒体公关沟通，白宫一般都设立各种形式的公共关系办公室、公共关系顾问，专门从事总统公共关系工作。尽管白宫公关承担的事务十分复杂，但都必须坚持一个原则：偏爱好消息，规避坏消息。为达到其政策目标，一些政客和政府官员有时甚至会操纵民意测验的结果，使之产生有利于自己的民调结果。美国学者劳伦斯•雅各布等人通过研究尼克松政府与两大民意调查机构—路易斯•哈里斯公司和盖勒普机构的关系，发现尼克松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策略，促使这两大机构与其合作。当然，尽管白宫并不能控制媒体，但美国学界的研究发现有充分证据表明，哈里斯因白宫压力而修改其公布的结果。不过，在意识到美国政府侵犯新闻自由的同时，也须意识到所有信息的揭露有着复杂的政治根源。那些揭露白宫侵犯新闻自由的“爆料者”也有其复杂的政治动机。

美国是一个高度分权化的国家，“走后门”也是一种常态，政府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其中，媒体和政府就是一对“欢喜冤家”，彼此在矛盾对立中共存，共同主导美国政治和社会。如果你走访一家美国报馆，你就会发现，那里张贴着“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的一条鼓舞人心的语录：“如果由我来决定，是要政府无报纸还是要报纸而无政府，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但当杰斐逊当上总统，同存心作对的媒体吵了几年之后，他的想法有了变化：“我们的报纸提供的，大部分不过是一些心存不满者的漫画像而已。的确，他们滥用出版自由的权利，已发展到了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闻所未闻、难以容忍的地步。”作为补救措施，杰斐逊呼吁用“有益的压制”来对付“虚假的诽谤性文章”。杰斐逊对媒体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已十分普遍。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10月23日《环球时报》）

• 余飞•

“白宫第一女记者”海伦•托马斯,从1961年开始担任美联社驻美国白宫记者,一共向10任美国总统提过问,以问题尖锐著称。今年7月,这位美国新闻界的“大姐大”与世长辞。回顾海伦辉煌的新闻生涯,无法避开她落寞离开新闻舞台这一章节。

2010年6月7日,海伦宣布退休,并立即生效。同一天,白宫举行吹风会,白宫发言人吉布斯言辞激烈地批评海伦的言论“令人生厌,应受到严厉斥责”。此前的5月27日,在白宫为犹太传统月举行活动时,出席这一活动的海伦被一家网站记者问及如何看待以色列逮捕巴勒斯坦人事件。海伦建议居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应回到他们在波兰、德国、美国等地的家中。这一言论最终导致海伦被迫辞职。

海伦的离职经历并非个案,在美国“新闻自由”的华丽外衣下,政治、商业利益的勾兑,往往让媒体人身不由己。

前不久,美国保护记者协会发布首份有关美国新闻自由状况的报告,认为奥巴马政府加强了对信息的控制以及对告密者的司法追究,导致媒体和信息提供者承受巨大压力。

美国保护记者协会的这份报告,无疑揭开了美国新闻自由的虚伪面纱。

美报告称奥巴马对媒体施加威慑

这份长达30页的报告是由《华盛顿邮报》前主编唐尼撰写的,唐尼为这份报告所起的题目是“奥巴马政府与媒体”,因为奥巴马在登上总统宝座的时候,主张建立开放、透明的政府,并曾经严厉批评小布什政府的做法,“但是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

目前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担任新闻学教授的唐尼写道:“在奥巴马领导之下的华盛顿,政府官员越来越害怕接受媒体采访……政府对泄密者的战争以及其他控制信息的努力,在我眼中是从尼克松政府以来最严厉的。当年《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进行调查时,我也是参与的编辑之一。”

唐尼与很多记者和编辑进行了访谈,受访者包括美联社的一位高级编辑。此前曾爆出消息称,政府秘密窃取了100多名美联社记者的电话线路和接线台记录。

“毫无疑问,为媒体提供内幕信息的线人提高了警惕。”美联社高级执行编辑奥雷斯克斯对唐尼表示,“线人变得越来越紧张不安,对记者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淡,而这不仅仅是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报道时,很多调查话题其实是针对更加寻常的领域。但奥巴马政府对记者调查采取了极端控制性和抵制性的态度。”

唐尼认为,“9•11”恐怖袭击事件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机密就越来越多,美国政府对信息的监管和控制也越来越严。虽然报告并没有直接对小布什或奥巴马政府在这方面的做法进行比较,但一些记者告诉唐尼,他们感觉后者的控制更严。

美国政府控制媒体由来已久

其实,美国政府对媒体施压,并非只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出现。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华盛顿首席记者席费尔说:“每一届政府都会从自己的前任身上吸取教训。他们行事变得更加机密谨慎,并且加紧对信息流动的控制。”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之音代理台长惠特•沃恩秉持客观、平衡的新闻工作原则,没有听从政府官员的阻拦,部分播出了对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的采访录,同时播发美国政府官员的评论。随后,国务院发言人鲍彻说:“美国纳税人供养的美国之音不应该播放来自塔利班的声音。”9月28日,惠特•沃恩以及主管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的国际广播理事会主席,均被撤销职务。与此同时,美国之音在欧洲一个发射台的200多万美元经费预算被取消。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美国之音新上任的台长罗伯特•赖利只做了10个月,又被撤职。有学者分析称,罗伯特•赖利虽然立场坚定,但是没有能够有效阻止部下再次播出采访塔利班领导人奥尔马的片断,成为他被撤职的原因之一。

而在伊拉克战争打响后,美国政府即甩掉了“新闻自由”的大旗,用所谓“嵌入式”的报道模式,对媒体记者进行管控。

有学者研究发现,美国军方规定,“嵌入式”报道优先考虑美英媒体,并且只接受单位报名,不接受个人报名,这样可以弄清记者所在的媒体性质,也容易核实报名者以往的报道原则与政治态度。美英联军新闻中心发给记者的随军采访守则中列举了14项允许报道的内容与28项禁止报道的内容,其规则细化到要求电视媒体不能直播美军坦克在伊拉克高速公路上飞奔的镜头,以免使美军目标暴露给伊拉克军队。这种“嵌入式”报道不仅有利于对媒体与记者实施有效的监控,还可以把不利于美国的报道尽量压缩在官方认定的框架内,把重要的歧见排除在重大消息之外。

在设定报道规则的同时,美国也在封杀“不同声音”。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前记者阿内特因接受伊拉克电视台的采访,说“由于伊拉克方面的抵抗,美国的第一个作战方案遭到失败”而马上被解职。

自由表象后存种种控制手段

1791年批准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被认为是美国新闻自由的最大依据。但是,这份法律文件在现实中并不坚挺,来自白宫的种种干预新闻报道的套路一直在偷偷摸摸进行。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认为,在美国的新闻制度下,政府往往通过隐形的手段对媒体进行“软控制”。如白宫不希望媒体报道某一政策时,往往会选择在周末公布这一消息。这样,记者就没有时间进行调查采访；白宫如果希望推出某项政策,则会在周一举行发布会,给记者提供种种采访便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周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美国媒体对政府政策报道的主要渠道是:白宫新闻发布会上提供的信息或总统等国家领导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如果某一记者对政府的政策批评过多,有关部门就有可能向该记者供职的媒体施压要求换人,否则有可能取消该媒体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资格。

陈力丹认为,美国媒体所面临的管控,除了政府的“软控制”外,还有来自财团和商业利益的左右。

众所周知,美国有影响的媒体日益集中在极少数大财团手中,这些财团成为控制媒体的直接操盘手。

默多克是全球庞大传媒帝国新闻集团的主要股东,他在收购《华尔街日报》时,澳大利亚记者艾里克•埃利斯为该国《好周末》杂志撰写了一篇关于默多克时任妻子的报道《邓文迪•默多克:帝国背后的女人》。然而,报道完成后即被封杀,因为《好周末》杂志与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存在着股权方面的关系。经过辗转反复,这篇报道经删节后最终发表。但是,这篇报道在几家网站微微露面后,旋即消失。

标榜自由与隐形控制,几乎天天在美国上演。美国学者欧文•费斯在《言论自由的反讽》一书中说到,新闻自由造成的后果往往是强势的人有说话的权利,弱势的人说话的权利形式上是有的,但是别人听不到。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10月24日《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