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
大众传媒在美国外交中扮演三种角色。首先是告知者（informer）。美国媒体向公众提供公共信息，保证其参与外交讨论的前提。其次是解释者（inter－preter）。美国媒体为所发生的新闻事件提供背景和解释，为公众形成外交看法提供一个框架。再次是政策催化者（catalyst）。政府利用媒介促进有利于各自利益的决策，并影响决策环境。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里，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享有声望的大众传媒。
然而．美国媒体无法排除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媒体在新闻价值观、报道方式和内容选择上拥有强有力的“约定性权力”。从美国媒体作为意识形态载体和私人财团工具的角度来看，这种约定性权力是美国意识形态的权力。意大利的葛兰西认为这是一种“文化霸权”。美国媒体批评家赫尔曼与乔姆斯基曾指出．当代美国新闻媒介的国际报道中存在着一种宣传模式，而影响这一宣传模式的有五大决定性因素：大众传播媒介的规模、所有权的垄断、所有者的财富及其倾向性、大众传播媒介所有制和广告收入以及对共产主义的仇视，它们共同构成了支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层基础。
美国媒体从属于政治
尽管《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了大众传媒的独立和自治地位，但该宪法权利仅适用于和平时代，一旦战事突起，美国国家安全受到打击或面临严重威胁时，媒体从属于政治的现象就会格外突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就任命成立了一个公共新闻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提名记者乔治•克里尔（GeorgeCreel）负责协调政府的宣传工作，加强政府与报纸之间的联系，大众传媒成了美国政府的“马前卒”。
在国家安全危机的压力下，美国政治权力会极大扩张。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主流媒体对美国政府及其战争政策众口一词，假消息、谎言和人为制造的“伪事件”四处横行，混淆视听。许多媒体报道被美军和国防部过滤，不利于美国政府的报道被压制，媒体成了政府的“牧羊狗”。
外交报道内外有别
美国媒体在外交事务报道上内外有别。政府可以对其他国家实施政治宣传，新闻报道成为政府外交的附属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对外宣传就已成为美国外交的重要部分。1953年，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爱德华•W•巴雷特（Edward W．Bar－rett）出版了《真实是我们的武器》（Truth IS Our Veapon），认为应该把宣传作为同苏联竞争的一个重要武器。正如他在书中所说．“美国的国会议员，正像一般的美国大众一样，对于宣传的内容普遍持怀疑态度，但如果你以战争的面貌出现．从国会获得拨款就会很容易。”
在大多数民众心中，战时新闻机构只是“以恶制恶”的权宜之计，战争结束之后必须立即撤销。多数学者也认为，这是一套专门用来混淆事实、激发激情或丑化敌人的办法。说谎或只说一半真相是其公认的做法。
利用大众媒体开展外交
基于美国大众传媒对美国外交事务的巨大影响力，许多国家也逐渐利用美国媒体为本国的外交服务。众所周知，大多数美国大众传媒被美籍犹太人控制着，他们在报刊、广播、出版、电影等方面拥有巨大影响力，报道立场明显偏向以色列，通过操纵舆论影响美国民众对以色列的态度。
1998年11月15日，美国犹太人曾经做过一次关于犹太人在美国电视台（主要是CNN、CNBC和MSNBC）露面的研究。结果显示，媒体一般不报道巴勒斯坦人，即使他们露面，也通常是以杀人犯、恐怖分子等犯错误的面貌出现，而以色列人往往是受害者。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著名大报的报道立场也基本如此。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92期，摘自2013年10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