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者杨泉博士以首相马哈迪首次出任首相时提出用英文教数理的教育改革就是个例子，这是没有教育原理和科研数据支持、只是依据个人的教育经验而提出的改革。数年后，教育部和教育学者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印证了它的弊端；最终，教育部不得不紧急刹车，放弃该措施。
“错误的措施不但浪费国家钱财和资源，而且长远来说，受害的还是学生们。”
缺乏完善规划 事倍功半
杨泉博士认为，长期以来，我国教育部所进行的改革尝试，经常没按照循序渐进的系统化规律进行策划。
他指出，基本上，新政府并没有对教育改革作出新的方案，只是些从现有的教育大蓝图计划内抽出一些改革建议而已。所看到的也只是一些简短的政策性宣布，更没公布清晰的具体改革内容和实际执行措施，因此，很难看得出新政府能否可以在教育改革上取得突破，或是像以往一样，只是昙花一现，最后不了了之，以失败为终。
杨泉也是前理科大学教育系副教授，他接受《透视大马》访问时说，教育改革并不是一朝一日就能实现，它是需要精心策划，按照循序渐进有系统实践规划，才能达到的。
他认为，缺乏有系统的教育改革规划，一般只是治标不治本。首先必须要弄清楚改革课题和目标：为什么要对该课题进行改革？改革对象，包括利害关系人是谁？行动前，有否对课题曾经进行回馈调查，并作详细的分析和研究？此外，还要参考国外的相关模式，开研讨会，广邀国内外专才集思广益，以便提出改革蓝本，具体的记述具体方案和策略，方案必须包括实践作业活动时间表。
他强调，改革研讨应包括进行小规模试行运作，然后根据试行效果进行改进，才按部就班、逐渐的在全国推行较大规模的实践运作。在各个运作过程，部门官员必须在每个阶段收集回馈信息，进行调查研究和评估以及监查实践运作等，才能确保改革计划能够顺利进行和完成。
“而在试行阶段，改革单位更要考量多方面的因素，尤其是教育拨款、基本设施建设和教育资源（软硬体）等是否充足。通常，我国教育改革都是由教育部提出，然后由上下的传达到学校去。在规划改革的策划过程，一般的改革利害关系人 （如教师、学生和家长）鲜有机会真正的参与改革运作。实际上，教育改革能否取得成果，与这些利害关系人的自愿和积极参与分不开的。因此只有授权力（empower）于相关利害关系人 参与改革运作，改革成果才能事半功倍。”
杨泉认为，政府要减轻老师文书负担可以从根本上着手，实际上，要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改革学校管理制度做起。像一般大专学府那样，把学校行政工作和教学管理分开。学校则另外设立行政部门，聘请相关职员和专才来处理财务和文书等行政、包括收学费、电脑输入、举办考试以及心理咨询等工作，让教师们专注教学。
“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学校都是以此模式办学的。当然，教育部肯定需要大度的增加学校的行政拨款，才有可能实现此项建议，一劳永逸的减低教师工作量。问题是政府的经济能力允许吗？”
教育体制缺陷
此外，他分析道，教育部体系过于庞大，而中央管理体制本身就具有许多缺陷，其中各部门的横直联系和协调经常会出现问题。中央单位什么都要管，不肯下放权力给校方或县属部门，老师工作所以会负担过重，就是因为各个部门缺乏协调、教育部官员们按照个别单位要求，不断的增加额外工作量所造成。
例如，公共考试加入校本作业的和实行校本教学的措施和网络软件设计的不足，就把原本已繁重的老师业务负担变得更加繁重。考试作业是考试局官员的任务，相关的文书工作应由考试局全面负责，不应该把责任推到教师身上。因此，新政府应该改组整个教育部，采取精兵简政，适当的下放权力给州、县教育局和学校，才是改革的上上策。
他总结说，归根结底，新政府必须让课程发展回归教育，拆除政治干扰，让学者专家们按照国家的需要和特点，参照世界各地的优秀体制，制定具国际水准的课程纲要，重整国家教育的学术地位和威望。
师范学院中文组讲师陈诗蓉认为，其实我们的教育从不缺乏理想与理念。对于整个世界的教育趋势与走向，我们的触觉也堪称相当敏锐。只可惜常是只取其形却未得其神，加上思维不变，结果只能用旧瓶装新酒。
她解释许多教育在理论层面，听起来是非常理想的，只可惜在执行上常面对阻力，很多时候大家只是为了做而做，既感受不到意义，也看不到实际效果，自然也就找不到持续的动力，最后就像走过场一样，无疾而终，草草收场。
应赋予校长更大自主权
另外，只是下传命令，却没给予前线老师相应的支援，例如常只顾“出新”，却忘记“推陈”，导致老师们的工作有增无减也是导致改革难以推进的原因之一。
她认为，教育部下放权力是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在强调创意，讲究个性的21世纪，唯有让校长拥有更大的决策空间，才可能出现各有特色的学校，培养出更有特色的学生。
“当然主要政策还是应由教育部来制定，但在执行层面应让校长拥有更大的自主空间，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只是根据指令，被动接受被动执行。学校毕竟不是工厂，教育也不是流水线式的生产，过去那种处处讲究标准、划一，为了满足监控需要，而层层管制的管理方式，不只增加了老师的工作负担与压力，也叫老师丧失专业自主权，是许多老师产生职业倦怠感的导因之一。”
陈诗蓉说，唯有让校长有更大的权力，学校才有自己的特色。
“目前世界各国的教育制度是按这个方向发展，尤其是21世纪后，教育不再是统一和标准，反而趋向一种创造力。不能把学校复制成为工程，对孩子及教育未来极具不利，流水线的制作标准，肯定失去生命力。”
马来西亚儿童文学协会会长黄先炳博士认为，真要落实教育改革，并不能只靠教育部长，应该是整个教育体系的改革，包括教育部旗下的各个部门，州教育厅、县教育厅至学校。
他指出，我国公务员有160万，其中教育部人力资源占4成，约60万，庞大而又操作已久的部门，要改变需要有很大的魄力的领袖不可，而且还要有周详的计划。
“单就部长对外宣布的一些政策，难以落实教育的改革。例如废除统一考试，虽然上层有很好的理想，但是下层在执行时，却出现千奇百怪的方案，偷天换日的有、换汤不换药的也有之，不一而足。认真在尝试落实这个概念的，恐怕还是占少数；这样的改变会因人而异，日后再换领导，又是一种新的提倡。这并非实质意义的‘教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