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鲲鹏•
（本节主要参考资料：《芝加哥论坛报》2001年1月14日的报道：“Report alleges crime lab fraud”）
美国西部大城市洛杉矶警察局实验室玩忽职守的状况，被O。J。辛普森一案传得家喻户晓。而南方大城市休斯顿、东北部大城市波士顿的警察局实验室状况，前文已作了介绍。现在来看看美国中部地区最大城市芝加哥警察局的实验室。
本世纪初《芝加哥论坛报》和其他知名媒体揭露，芝加哥警察局刑事实验室的血清检测分析师帕梅拉•菲西（Pamela Fish），在9个重罪案的血清检验结果可以将被告从作案嫌疑人中排除的情况下，出庭作伪证，帮助检方将这9个案子的被告定罪，其中绝大部分判终身监禁。然而这个检测分析师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处，还升任为实验室的主管。
1990年，约翰•威利斯（John Willis）被控在芝加哥南部犯下一连串强奸案。警方手上的证据只有一张带有精液的手纸。那时DNA检验还没有流行，芝加哥警察实验室的设备只能对精液作血清检查，用以确定作案者的血型。在手写的检测记录上，菲西写了精液分泌物呈现A型血。但因为威利斯的血型是B，于是她在给检方的检验报告中，将检测结果写成B型血，审判时她又出庭作伪证，指威利斯是可能的作案者。最后陪审团判威利斯有罪，法官判他100年刑期。
1997年，威利斯根据伊利诺伊州刚通过的一项法律赋予的权利，在狱中提出DNA检验的请愿，获批准。DNA检测不仅证明他不是精液的来源，而且通过核对DNA 数据库，马上找出了真正的作案者，此人因为抢劫案当时正在坐牢。1999年，威利斯获释出狱。
血清检测分析师帕梅拉•菲西不仅是在威利斯一个案子上做手脚，她至少在9个案子上干了同样的事，其中包括著名的洛瑞•罗塞蒂遭强奸和谋杀案（见笔者撰写的《洛瑞•罗塞蒂案》一文）。菲西对洛瑞•罗塞蒂案采集到的精液证据做了实验室测试，结果证明这个案子的4名被告都不可能涉案，她当时在手写的检测笔记上写下了这个事实，然而在向陪审团作证时，她却说检验结果不能排除这些被告是作案者。结果此案的4个冤枉被告，三个判无期，一个判12年。
威利斯和另两位菲西参与制造的冤案受害者出狱后，有律师代理他们提起民事诉讼，向芝加哥市政府和帕梅拉•菲西索赔，但是没过多久就将菲西从被告名单上撤了下来。律师说这是为了使大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政府的错误上。不过很可能他们是从经济上考量，这种索赔案一般都以庭外和解结案，把政府和个人一起作为索赔对象，不好谈判，难以搞定。
正是由于威利斯等提出民事索赔诉讼，他们的律师得以检查实验室原始记录，菲西当时的手写检测记录，使她蓄意陷害，而不是无意中犯错误的劣迹曝光。有了这些铁证，政府被掐住了软肋，很快赔巨款息事，威利斯获赔2百50万美元。
而在索赔案提出时，梅拉•菲西刚刚荣升为实验室主管。这时芝加哥市警察实验室已经并入伊利诺伊州警察系统的总实验室，菲西出任的是州警察系统芝加哥DNA实验室主任一职。以后她没有因为协助检方将9名无辜者送进监狱而获任何处分，只是在丑闻曝光后，迫于舆论压力，警察当局将她安排到另一个部门做主管避风头。
在写文章过程中，我见识了美国大量的冤案，材料栩栩如生，触目惊心，但从来没有看到惩处冤案制造者的报道，至多是让他们“辞职”了事。这状况，是我对美国司法制度极为失望的原因之一。
是否起诉作伪证者，决定权在检察官办公室。检方对他们不喜欢的人当然会追究，可以让作伪证者吃不了兜着走，蹲好多年大牢。但是像菲西，尽管是作了制造冤狱这类危害重大的伪证，检方也不会动她一根毫毛，因为是自己人。这就是冤案问题的症结所在。在通常程序下，制造冤案的检察官更不会受到起诉，那不是要让检察官起诉自己了？真是要追究冤案制造者的责任，只能由更高的权威机构任命特别检察官作独立调查。但是哪来这么多资源？特别检察官只能用于特别重大的事件，冤案一类事太平常、太多了，根本排不上号。所以，冤案责任者在冤案真相浮出水面后，仍然悠哉逍遥，漫不在意。用DNA检验复查已定罪的被告，如果在检验报告排除他们涉案的一年后，冤狱者可以获得自由，就能算是不寻常的“高速度”了。
中国需要司法改革，司法独立是改革的方向，这些不容否认。但是改革不能只有激情，更要有冷静，有清醒的头脑。借此机会，向中国司法改革的提倡者、设计者、决策者们，以及热情的关注者们，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司法独立后用什么机制有效监督司法权？
别以为美国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机制，解决了这个问题。美国的三权分立，是为上层权力斗争制定了游戏规则，而在底层，司法权不受监督、滥用，是个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监狱里充斥了黑人、精神病人、弱智者，当然他们也是穷人。有很多案例，警察在恶性事件发生后破不了案，就随便抓些这种人进来向社区交差。近年来，采用DNA技术对一些过去已定罪、还在监狱里服刑的囚犯复查，已有300多人洗脱罪名获得自由，他们的平均冤狱时间超过13年。通过DNA检验纠正的冤案，主要为强奸案和强奸兼杀人案，约占了93％。这是因为DNA检验可以为这类冤狱者提供确凿的反证，而其他DNA技术无用武之地的冤案，恐怕永远埋没在岁月里了。
没有正规的监督机制，只靠舆论监督司法权，有很多弊病。用舆论指挥审判，如同文革时的革命群众审判阶级敌人一般荒唐。况且媒体只对具有新闻价值的大案件感兴趣，如果是不超过10年刑期的冤案当事人找媒体诉说，在美国根本连门也摸不到。
剩下的，就是内部自我监督，靠司法权力的自律。这样的改革只是将一种权力自律，改成另一种权力自律，那不是在鬼打墙，又回到原点了？
所以，“司法独立后用什么机制有效监督司法权？”，虽然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很重要。回答好这个问题，论证好这个问题，改革才有可能成功。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8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