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
《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写于2012年年底。2013年2月10日被《红旗文稿》第三期重点刊登。2月28日放到博客。随后3月28号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也是以此文为基础。尽管如此，此文并没引发多大关注。直到5月1日《求是》杂志第九期转载之后，才一石激起千重浪－－－－显然，《求是》并不是如同自由派群体所讲的，是一份没有人看的杂志，相反，其海内外关注程度超出想像，其影响力更是无远弗届。
作为一个作者，自然是希望自己的的文章能够引发关注，引起争论。特别是不同的立场交锋，更会激起智慧的火花。然而，事实却是令人十分失望。迄今为止，反对的声音要么是语言暴力和人身攻击，要么是猜测“动机论”，却鲜有心平气和的学术研讨。如果这一切仅仅表现在一个个普通的网民身上，或许并不需要太多的“上纲上线”，毕竟在匿名的网络空间，网络在很多程度上已经成为民众发泄现实中不满的场所，网络也正扮演着社会出气阀的作用。但许多知名的自由派学者也如此，则不能不令人凝重。
吴稼祥先生是一位曾在体制内高层工作又在海外流亡过的自由派人士。应该说，也是接受过西方文明的熏陶，真切感受过西方民主的游戏规则。也知晓对立的双方如何在不赞同对方意见的同时，也要捍卫、尊重对方的发言权。孰料《求是》转发此文后，他在自己的的微博竟然如此写道：“假如搞一个无耻排行榜，宋鲁郑能排第几名？”。这里没有对观点的任何批驳，有的只是人身攻击。
尤其是令人不解的是，二十多年前，当他提出“新权威主义”的时候，他也被漫骂所围剿。他自己也说：“说是论战，实际是论少战多。不少反对新权威主义的人与其是说在讨论问题，不如说是在宣泄愤怒，新权威主义者被他们形容为德国纳粹、民主的叛乱、鳄鱼的爪牙、过街的老鼠和袖子里藏着铁钩的阴险之徒。”
显然，“不论而只战、只骂”并非吴稼祥先生所愿，既然如此，当他面对不同观点时，何以他却以“已所不欲而施于他人呢”？
更离奇的是，如果吴稼祥先生真的是一点也不赞同本人观点，而被本人观点所激怒而失态，或许也可令外界有些许理解。但事实上，如果看一下他的观点，却竟然和本人有相当多的共识。《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3月25日第九期对他进行了专访。他这样说道：“从纵向上看，现在确实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首先从物质财富来看，从来没有这么丰富。第二，从没像今天这么绝对幸福－－－－我的意思是，现在饿死人的事情没有了。第三因政见不同就遭杀戮、文字狱等迫害现象，较之历史，状况也是最好的。从这些方面而论，称现在的中国是盛世，不是没有道理。”（第83页）
应该说，我的观点只不过说是自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而吴稼祥先生已经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可以说更进我一步。更不同的是，我得出的结论是建立在很高的标准之上的：改变中国积弱积贫、一举消除了自曾国蕃时代起就困厄国人的兵随将有的军阀化倾向、完全摆脱了国际强权势力对中国事务的干涉、重建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
而他的标准仅仅是没有饿死人、文字狱迫害现象较之历史是最好的。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仅仅没有饿死人、文字狱不如过去严重，他就能得出结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假如真要如他所愿搞一个无耻排行榜的话，究竟谁能排在前面呢？还有，另一位自由派知名人士茅于轼先生最近也公开放话认为今天的中国是173年（即从1840年算起）以来最好的时期。茅先生是不是也应该去角逐吴稼祥先生提议的无耻排行榜呢？再扯远一点，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也说过类似的话，为打开中美大门做出杰出贡献的基辛格这样说道：“自从我首次访华之事，中国经济成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和塑造全球政治秩序的重要力量”，是不是也会入榜呢？
当然，吴稼祥先生和我观点近似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我反对中国走向西方民主制度很重要的两个原因一是认为这将导致多民族国家分裂，二是民主化代价过高，将造成国家的动乱。而吴稼祥先生也有同样的看法：“民主前的困难是国家越大，冰山越大。如果民主化冲击力越强，冰山自卫能力比较差，就可能把冰山撞裂……，假如国家是单一民族，分裂的危险还小一点，反之则不然。民主后的风险是复辟。因为民主化造成了混乱……”。
众所周知，自由派群体一向回避或者否认民主化将造成混乱、将导致国家分裂，从这个角度讲，吴稼祥先生也算是自由派中的异类。只是一个和我本人观点有着如此之多重合之处的吴稼祥先生何以竟出此等语言来评价《求是》所转本人文章呢？
《求是》转发此文之后，国际上最为关注的媒体有二：一是号称全球影响力第一的BBC，一是号称全球影响力第二的美国之音。BBC的报道在另文已有评论，今不赘言。美国之音不同之处是采访了海内外的自由派学者，不过其表现同样是“出人意料”。
在谈这些自由派学者之前，还是要谈一下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是1942年由战时情报局所创办，冷战时归美国情报部管辖，是美国政府对外设立的宣传机构。所以其重点介绍的是对象国发生的危机和负面新闻。对于美国之音的宣传投入，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经很直率地说，“在宣传上花一个美元，就等于在国防上花五个美元”。
根据《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俗称《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 Mundt Act），美国之音是禁止直接向美国国内广播的。其理由是政府办的媒体会成为向公众发声的工具。
假如美国人想知道美国之音的内容，除非离开美国。1996年，美国一个非盈利公民组织要求国际新闻署（当时美国之音上级机构）提供美国之音的某些“海外节目资料”，国际新闻署以“《史密斯－蒙特法案》不许对内传播资料”为由拒绝提供，该组织诉诸法庭。却以败诉告终。其理由仅仅是该组织建立在美国！言外之意自然是，你要想拥有收听美国之音的自由，就必须去国外（不是虚拟翻墙，而是物理离开）。
所以尽管美国之音在全球大名鼎鼎，但在国内却不为人所知。除了法律的原因外，还有经济的原因：短波收音机非常昂贵，而且普通商店还买不到！所以仅有普通爱好得才拥有。
进入二十一世纪，美国之音似乎也想转型，改变自己不客观的形象。 于是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之音播出布什讲话的同时，也播出了本•拉丹的讲话，结果直接引发了当时的美国之音主席被免职（《南方周末》被免职的名记们应该心理平衡了吧）。2005年4月，美国之音宣布将其总部的部分职能转移至香港办公室，并招募8名员工。对此，14名国会议员联名给美国之音总裁写信，反对这项决定。信中说，“我们很难相信，雇佣了非美国国籍员工后，美国之音还能履行其传播美国价值的使命。”至此，此事不了了之。足见美国政府对其控制之严格。
一个竭尽全力、以各种理由对本国人封锁的美国之音，其公信力显然值的打一个问号。西方总批评中国的媒体是政府所办，不是新闻而是宣传。哪么我们也有同样的理由和逻辑来指责美国之音。不知各位是否还记得，当美国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时，美国之音却宣称“美国导弹的‘误炸’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方面在炒作和扩大事态，缺乏合作和解精神。可为赤祼祼的为本国利益服务，完全丧失新闻公信力。”
所以，当《求是》转载本文之后，美国之音采访这些海内外的自由派学者，不难理解。不过，我难以理解的是，难道这些自由派学者不了解美国之音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吗？
美国之音采访的第一位自由派学者是历史学家章立凡先生。事实求是的说，虽然和我章立凡先生立场不同，但他却是我少数尊敬的学者之一。比如他公开反对革命：“我不希望现在有革命。以往中国历史上革命都是暴力革命，没有什么颜色革命，没有天鹅绒之类的温馨革命。中国革命历来是以暴易暴，决不可轻易尝试。我主张中国人通过改良达成社会妥协，重订社会契约，确立宪政制度并走向公民社会。” 这就和某些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拉开了距离（大家可能还记得清华大学秦晖先生的大作《改良未必和平，革命未必暴力》）。此外，他不仅批评政府，也批评民众：“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制度，铸造什么样的臣民，按这种循环模式克隆下去是没有希望的。”（以上引言均见《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2月17日）。
以上观点，足见章立凡先生的理性和温和。然而，这一次面对美国之音，他的表现却令人大失所望。以下是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的实录：
章立凡：御用文人的命题作文 反着读＊
北京的历史学家章立凡5月3日对美国之音表示，据他了解现在海外有个别学者出于各种原因，为中国宣扬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接受中国政权的资金，成为它们的御用文人，从海外的角度为政府说话。章立凡说，他不清楚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否属于这种情况，但是他认为，文章中论述的三个自信就是为政府服务的。
章立凡指出，执政者的自信不是来自文人的文章，而是来自民众的信任。他说：“他说的这些东西，所谓的自信时代，我觉得就是迎合主流的所谓三个自信的说法。他 就是为这个服务的，我想他这么说也不奇怪。但是，你要讲三个自信，首先不光是体制自己要认同，感受到自信。而且民众也得要认同，你才能有这个自信。”
章立凡指出，现在中国实际是官民分裂的社会，在这个时候武断地说，我们就是自信，实际暴露出的恰恰是体制的不自信。而三个自信其实就是三个不自信。
章立凡说，老百姓现在都是从反面理解传媒的宣传。官方怎么说，老百姓从相反的方面理解就对了。因此对宋鲁郑的文章可以理解为，现在它们遇到问题了，它们一点自信都没有了。
在这里，我们不仅找不到任何对本人观点有理有据的反驳，更令人难以认同的是他开篇的几句话。
第一，他从“御用文人”的角度来否定此文，而不是从观点本身。这正如一些左派人士否定章立凡先生一样，不谈观点只说他是汉奸，就万事大吉。第二他从这篇文章是为政府服务的角度来否定此文。可是章立凡先生应该知道美国之音也是为美国政府服务的。他为什么还要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这里说到“御用文人”，我还是要多说几句。自己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写文章以来，公然对我收买或者利诱的只有一个：FENGHUANG网。2008年中法关系因为西藏发生冲突。尚有民族立场的FENGHUANG网不断把我的相关评论推上头条。并曾邀请我访问FENGHUANG网北京总部。但通过交流，却发现相互之间的政治立场相差甚远。当时一位副总这样对我讲：“好好写，我们一定把你捧红”。可以想像，当时自己刚刚从文，是多么渴望有FENGHUANG网这样一个平台，这种“承诺”又是多么的有诱惑力。但最终我以自己的言行对这种收买说不。因为我不能违背自己在西方看到的事实，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去美化一个问题丛生的西方，更不能为了“红”而歪曲自己的国家。
于是，我便遭到FENGHUANG网的封杀。先是从名博推荐中消失。后来引发读者抗议而不得不恢复，却又在链接上作手脚：点击我的名字却进入到FENGHUANG博客首页。
相对而言，过去一向擅长统战的中共，现在和西方相比，和自由派掌控的力量相比，在收买方面实在是落了下风。或许这就是官僚化之后的必然结果。
我们知道，章立凡先生的父亲章乃器曾被打成右派，文革时也倍受迫害。但令人不解的是，这种不从观点出发而是扣帽子的文革做法何以竟被章立凡先生所继承？难道这真是历史的重负吗？或者这才是章立凡先生所讲“有什么样的人民才有什么样的政府”之深意吗？－－－－你给别人扣帽子，搞文革之风，政府自然也会。由是观之，章乃器先生冤乎？
美国之音海外邀请的自由派人士则是同样大名鼎鼎的何清涟。而且是专门约稿。
何清涟女士以《现代化的陷阱》享誉中外。这本书，也确实体现了一位学者的严谨和一位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所以1998年出版后，销量高达三百万册。尽管十多年过去了，她的许多预言和中国日益强大、西方发生危机的现实并不吻合，但并不影响此书的历史价值。或者中国在二十一世纪表现如此亮丽，也多少和她当初的预警分不开的。假如西方也有何清涟女士这样的预警者，整天高喊西方要发生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话，或者西方就能避免这场危机的到来了。所以，对于她这样的学者，我也是有所期待的。但看完她为美国之音的所写的约稿，心情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失望。
她的文章题目竟然是：“天朝如今多谀臣”。又是以道德评判代替学术观点的争鸣。显然在她眼里，只要定性你是谀臣，你的观点自然就不值一驳。我们也知道，反对何清涟的某些左派人士也是用同样的手法对待她的，给她套一个“卖国贼”、“西奴”的帽子，却完全忽视观点。哪么，何以何清涟女士竟然也以某些左派人士为榜样呢？
被何清涟女士归于谀臣的，除了我之外，还有躺着中枪的不少西方学者。用她的话讲就是“为了各种目的献上谀词的外国朋友”。从她的这个标准看来，应该包括基辛格（其新著《论中国》）、傅高义（《邓小平传》）、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魏柳南（《中国的威胁？》）诸如此类，甚至还应该包括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前总理拉法兰、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国民党的荣誉主席连战、吴伯雄以及众多对中国经济肯定有加的诺贝尔经济学家们吧。
可是按着何清涟女士的逻辑，西方岂不是更多谀臣？且不说西方不发生危机的时候。2008年西方发生了百年一遇经济危机，刘晓波却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号召中国向西方学习呢。至于为西方危机辩护的人更是如过江之鲫。比如陈志武先生，明明美国的债务危机已经威胁到国本和制度，已经无法持续，美国各界无不焦虑。但他却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中这样说道：“美国独立之初就债务累累，之后不断利用债券市场透支未来，而且还透支越来越多，可是其国力却越来越强”（第13页）。照此来说，中国的自由派都是西方的谀臣了？包括何清涟女士自己？
何清涟女士的文章可谓充满了类似的结论。比如说这是一篇“捂住眼睛看世界的奇文”，“宋鲁郑这篇文章通篇全是瞎扯”、“《求是》看重的就是宋鲁郑文章指鹿为马的厚黑工夫”。这种全盘否定的风格，经历过文革的人想必都不陌生。
印度者，也不乏为印度辩护者。但没有一个敢说印度比今天的中国好。他们都很真诚的认为印度未来一定会超过中国。因为印度已经完成了政治制度的转型，已经跨过了最艰难的险滩。而中国只是把最容易的部分做完了。最近，一向以为印度辩护而闻名的美国华裔学者黄亚生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做了改变。他说民主价值没有错，印度之所以不如中国发展好，是有特殊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教育发展水平太高，这是特例，其他国家都不如印度。
但我想不到的是，何清涟女士却为印度辩护，而且是说：“按人口绝对数计算，中国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为3.84亿，印度为3.43亿，中国比印度整整多出 4100万。”
你可以说中国有不公平的城乡户籍制度。你也可以像秦晖先生一样为贫民窟辩护，说这体现了自由。但像何清涟女士这样说中国有贫民窟的，还真是绝无仅有。至于她认为中国贫民窟的人口比印度多4100万，实在令人想不明白，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怎会对中国的现实如此不知？（我还很奇怪，何以美国之音对这样基本性重大错误的文章也照用不误呢？）难道何清涟女士没看过英国拍摄的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吗？不知道什么是贫民窟吗？
何清涟女士此文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中国现行体制的全面否定。认为中国的现行制度如同皇权，却又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言外之意，自然是连过去封建时代的皇权都不如。只是这样的观点，在三十多年的现实和实践面前，是何等的苍白。难道何清涟女士没有看到，刚刚发生的四川地震，中国政府是怎样在履行和承担责任的吗？中国应对禽流感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评价吗？（当然除非世界卫生组织也是谀臣）。
正如我在开篇所说的，我对海外自由派一直想不明白的是，他们也是接受过西方文明的熏陶，真切感受过西方民主的游戏规则。也知晓对立的双方如何在不赞同对方意见的同时，也要捍卫、尊重对方的发言权。怎么就学不会呢？
奥巴马到国会演讲，有一位共和党议员反对他的观点，一时冲动失态高喊：“谎言”。既然他认为是谎言，自然是对奥巴马的全盘否定。就如同何清涟女士对现行体制、对本人的文章一样全盘否定。但结果却是民主党、共和党齐声谴责，最后这位共和党议员不得不公开道歉。从这点来看，民主在西方能够运转的下去是有原因的。但反观中国的自由派群体，吴稼祥也好，章立凡也好，何清涟也好，岂不是正在用他们自己的行动对西方的民主说不呢？
不管是哪一派立场，其共识都认为未来十年是中国重要的转折点。要么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跨入发达国家行列，要么失败而前景难测。面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任何一方力量都不希望自己缺席。然而，自由主义在中国涌现的一百多年来，虽然一直不绝于缕，但却从未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从未扮演过重要的历史角色。这个原因除了国情、传统文化之外，恐怕还是要和自由主义者自身有关。他们在面对《求是》不同观点所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真相”，恐怕难以承担起历史向前变革的重担。历史也会再一次在他们身上重演：中国未来不管结局如何，他们均将只能作为历史的看客，作壁上观，被边缘化。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8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