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山河•
12月12日，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叙利亚之友”会议上发言表示，沙特将资助1亿美元给叙利亚反对派全国联盟。
伴随持续了近两年的叙利亚冲突，沙特的角色也越来越耐人寻味。在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传记中，作者帕特里克曾提到过这样一个故事：现代沙特王国的创始人——老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临终之时，曾对围拢在他病床前的儿子们说，为了保卫沙特的利益，一定要“盯紧叙利亚”。虽然这个故事是否真实难以论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两国长期的互动之中，双边关系已经被经常彼此对立的利益诉求深深地侵害。
叙利亚一直以其是一个世俗共和国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堡垒为豪，并一直与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沙特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君主制国家，笃信瓦哈比教派，一直将自己定位为伊斯兰的守护者，并且一直与西方保持着广泛的联系。特别是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在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和冷战的影响之下，叙利亚和沙特坚定地分列彼此敌对的阵营。每一个国家都热情地款待对方的反对派，在对外宣传中激烈竞争，并且扩充自身的联盟集团。
这些对立在两国关系的早期表现得淋漓尽致。1958年，叙利亚与埃及合并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面对这一情况，与纳赛尔一向敌对的沙特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后继者费萨尔国王联合美国和约旦，在暗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分化瓦解工作。1961年，他们的离间工作终于大功告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分崩离析。
在当时，这件事极大地恶化了沙特与叙利亚的双边关系。但是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随着纳赛尔的离世和哈菲兹•阿萨德在叙利亚的崛起，沙特与叙利亚的双边关系开始了过山车般的戏剧性变化。而这一切，不得不从统治叙利亚长达30年的哈菲兹•阿萨德说起。
1930年10月6日，哈菲兹•阿萨德出生于叙利亚（当时还是法国的托管地）西部拉塔基亚省卡尔达哈村一个贫困的阿拉维派穆斯林家庭。直至今日，阿拉维派都只是叙利亚境内人口占少数的什叶派中的很小的一个派别，因此，当时真的很难奢望这个在家中排行老五的男孩会为人单势孤的族人和他的国家带来什么。
但哈菲兹•阿萨德的表现无疑是令人欣慰的，他成为阿萨德家族中第一个上高中的孩子。阿萨德不仅学习优秀，在政治方面也绝对是早慧的。年仅16岁，他就在老师的引导之下加入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
纳赛尔、阿拉法特、萨达姆、卡扎菲……如同那个激荡时代众多叱咤风云的阿拉伯世界政治强人一样，阿萨德并没有经过现代社会流水线式的政治锤炼，而是脱身于行伍。1952年，哈菲兹•阿萨德进入霍姆斯军事学院。由此，这个来自弱小部落的穷小子交上了好运，开始踏上政治快车道。
1955年，阿萨德在这里完成学业，获得空军中尉军衔。那个时代中东地区延绵的战争无疑给了阿萨德最好的施展舞台。很快，苏伊士运河战争在1956年爆发了。在战争中，初出茅庐的阿萨德在空战中竟然将来自大多数中东国家前宗主国英国的一架侦察机击落。要知道，这在当时正在觉醒但仍处于疲弱和荒芜之中的中东具有多大的意义，一时间，阿萨德声名大噪，也由此一跃成为叙利亚所有空军中队的指挥官。
从1963到1970年，阿萨德实现了人生的跨越。作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党员，他在这短短的几年中主谋或直接主导发动了3次政变，而且全都奇迹般地成功了。而他本人也由一名来自少数族裔的高级官僚一跃登上了叙利亚的总统宝座。自此阿萨德连任4届，在总统职位上长达30年，由此成为20世纪后期中东地区在位时间最久的领导人。
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复兴党在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政变上台之后，便开始了其向实用主义的转型。阿萨德的政变，为叙利亚取得了相对的政治稳定。与早期复兴党相比，阿萨德更倾向于中间偏左的道路。在军队与政府的双重支持下，阿萨德在人民议会中建立了一个民族联合阵线，从而消除了来自左派力量的可能的威胁。
叙利亚的复兴党还格外强调对于军队，尤其是年轻军官的控制。因而在军队中，复兴党支持率一直较高。相比同时期的其它意识形态党派来说，复兴党既不像叙利亚社会民族党那样过分强调叙利亚民族主义和过分亲西方，也不像叙利亚共产党那样与苏联保持过于亲密的联系。但作为一个左派政党，其斯大林主义的民族革命色彩仍旧比较浓重，其追求民族独立自主与反对殖民主义的态度，与同时期激进的萨拉非主义，甚至是沙特阿拉伯笃信的瓦哈比主义并无二致。因此，在反对犹太复国、反对英美法苏干预阿拉伯地区政治等问题上，叙利亚这一阿拉伯民族主义治下的世俗政府与瓦哈比主义影响下的沙特阿拉伯竟然持有非常一致的态度。这一意识形态基础体现在战略目标上，便是意图武力阻止以色列建国，并将阿拉伯半岛从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
而在沙特方面，此时的费萨尔国王为了化解埃及所主导的泛阿拉伯主义对沙特的压力，也开始积极拉拢叙利亚，并为此不惜砸下血本，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每年给叙利亚多达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于是，两国关系在几年之内似乎又热络起来。
意识形态为两国关系的转暖创造了契机，但同样也潜伏着穿破两国关系的毒刺。毕竟，无论两国如何走近，世俗政权和君主政权的对立仍然显而易见，对于阿萨德政府以及复兴党来讲，在意识形态基础上反对其执政的主要力量就来自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来自城市中下阶层的逊尼派穆斯林在日渐强大的瓦哈比主义影响下，从1976年开始不断在叙利亚境内制造袭击，1982年2月发生在西部城市哈马的哈马大屠杀成为这些事件的一个高潮。阿萨德将叛乱归因于沙特境内穆斯林兄弟会的暗中指使，对哈马的逊尼派穆斯林实施了严酷镇压。而沙特的费萨尔国王不顾叙利亚的强烈抗议，对于生活在国境之内的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并没有采取驱逐行动。另外，在埃以关系方面，埃及领导人萨达特也将叙利亚的坚持一脚踢开，与以色列签署了和平协议。面对此情此景，哈菲兹•阿萨德火冒三丈，更让他生气的是沙特并没有对埃及此举采取什么坚定的反对立场，从双边关系到对于阿拉伯世界重要事态的态度方面，两国都出现了巨大的分歧，之前几年所积淀的友好关系瞬时间灰飞烟灭。
到了80年代，随着两伊战争的爆发，叙利亚和沙特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叙利亚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坚定盟友，而沙特却站到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一边。
其后，在广泛的地缘政治博弈中，这两个国家屡屡发现彼此处于对立的状态。这一状态不仅存在于两国之间和对宏观的国际问题的态度方面，就是在黎巴嫩、巴勒斯坦等中东热点地区，叙利亚和沙特也都有着各自立场相左的代理人。就这样，两国间持续的低烈度对立状态绵延了几十年，并最终随着叙利亚危机的升级，发展到了图穷匕见的地步。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80期，摘自2013年9月5日-8日《世界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