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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赐稿 作者：东台后生 时间：2013年4月08日 十年文革，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遭到全面否定，笼统定义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长期以来，对于右翼媒体不断曝光、揭秘、批判的发生在文革期间的种种人道灾难，官方讳莫如深、民间义愤填膺。在媒体上把持话语权的极右人士则借题发挥、以点盖面，借这些形形色色的人道灾难“佐证”文革本身的“邪恶”，进而全面攻击、妖魔化文革发起人毛泽东。谁要敢于质疑、谁要想在文革话题上支持毛泽东，谁就有可能戴上一顶“文革余孽”的大帽。 文革以后清理过“三种人”，但无论从政治理论、法律依据和道德伦理上看，对“三种人”的清理都远远算不上对文革灾难的清算，反给人一种以清理为名排除异己的猜疑。对毛泽东不满的当权者似乎把对文革灾难的“不清算”视为一种政治大度，却放任极右人士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不遗余力的拿文革做话柄，攻击毛泽东和毛时代的社会主义路线、体制。左派人士在文革议题上则几乎完全处于劣势、守势，仅可在反毛者抛出的若干人道灾难个案上做分辨、澄清的招架状。 我就奇了怪了，大河奔流，泥沙俱下，在文革这场涉及亿万人的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人道灾难(相对案件比例和受难人数，肯定不比现在时刻发生的刑事犯罪、黑恶势力所伤害的受难人数多)，都是左派人士和毛泽东的真正拥护者们干的?右派分子(包括党内走资派及蒋先生未能带去台湾但心怀反共异志的全体激进人士)和他们的支持者都是全然不会挣扎的受难者吗?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所有的右派分子及其支持者们难道真的像他们今天讲述的那样比羔羊还羔羊，放弃任何抵抗，任由工农群众、红卫兵乃至红小兵们请客吃饭般地轻松揪斗、“荼毒”吗?那些同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们，为什么会分帮分派彼此打个你死我活而且至死都还坚信他们是在为捍卫领袖路线而战斗牺牲?在极右势力动辄挥舞“法制”大旗的今天，为何不能从法律专业角度去审视文革中出现的打砸抢杀悲剧，而统统归罪于文革运动本身、归罪于毛泽东? 清明将至，一些右翼媒体又开始炒作重庆红卫兵墓的话题借以攻击文革和毛泽东的支持者。我没去过重庆，无法到那凄凉的墓前凭吊冤死的重庆红卫兵小将们。可是右翼媒体对重庆红卫兵墓的煽情渲染，却让我联想起少年时代一座只闻其名、不敢观瞻的无名冢，想起不久前我与父亲和他的工友罗叔的一些对话。 我生于六十年代末，长于南方一个国营林场。到小学四年级，从分场来到数十公里外的总场住校读书。脱离了父母约束的孩子都野，我和来自各分场的同学们那时节可算是野得一塌糊涂，但是离总场部不过三五里的一座山，我们都绝不敢涉足。传说那山上有一个无名冢，高年级的同学神神叨叨地告诉我们新来的，那坟里埋着四个冤死的人，因为死得太惨，冤魂不散，会显灵。孩子们都把那座小土山视为禁地，大人也绝不会向我们解释什么。 我父母都是六十年代初从城里到林场去当工人的，后来被人叫做老知青。八十年代初，我全家调回城里，儿时的记忆在几十年后依然鲜活，关于那个神秘得只在臆想中的无名冢，直至今年元宵节，已然从去年3.15开始关心起政治的我，才从父亲和他工友罗叔的叙述中，略窥到深埋在那坟冢里的一桩至今仍不见天日的惨案! 我的父亲母亲与罗叔很多年没联系过了，父亲是在街上碰到罗叔的，就把他拉到家里吃午饭。罗叔生有一儿二女，八十年代末辞掉公职，先后办过几个小厂，可以算是先富起来的那批人，现在两个女儿都嫁去了香港，他也去了香港定居，此次回来过年省亲。按说罗叔应该是个比我差点遭遇下岗的父亲更幸福的人，可是说起他那夫妻反目、儿子重刑的家事，在饭桌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我转移话题，向父辈们询问起他们年轻时的故事，重点聊文革时期的故事，那可是他们豪情满怀、战天斗地、造反、恋爱、成家、生儿育女的火红年代里的故事啊! 罗叔是个交游广泛、敢做敢闯的人，他在文革里的故事比我父亲母亲加起来都多：文革最轰烈的时候，他加入了造反派组织，到省委、省农业厅参加过静坐，结果被一顿肉香四溢的大餐和当政者一通冠冕堂皇的说辞，搅散了来自全省各地、纲领不一的造反队伍;他又参加了本地造反组织到林场所在地县城武装部的静坐示威，这回可没什么肉香、说辞招待，一通暴风骤雨般的机关枪把他们静坐的礼堂土墙半壁打穿，年轻的造反派们哭天喊地竞相逃命;造反派们想起伟大领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教导，商议连夜赶赴几十里地外的一个水电站，砸门撬锁，抢到几支步枪和一挺轻机关枪，又往县里闯——半道上罗叔心里打起小九九，溜了。后来听说，他们这一拨夺枪造反的造反派头头，被打死了。 罗叔讲起他的造反往事，以眉飞色舞始，以黯然叹息终。我问，林场内部就不分派争斗吗?父亲说，当然分啊，一派是造反派，以职工为主，是林彪江青一伙的;一派是保皇派，以干部为主，是忠于老毛的——我打住父亲的话，问，难道与林彪江青一伙的造反派在当时就是“反毛”的吗?所谓的保皇派如果确实是忠于毛的，难道那时候有谁反毛、需要人民去保他吗?父亲愕然想想，说，还真是这个道理哦，以前没想过。我接着就问，林场内部的造反派、保皇派发生过大规模武斗吗?父亲说林场内部没有发生过群体性武斗，只有在一些批斗大会上对被批斗者动过粗，他本人也被批斗过，不过父亲年轻时勇武，没人敢对他动粗。我的父亲在文革一开始，与林场的造反派走得比较近，慢慢发现造反派的几个头头在造反夺权的口号下各怀私心私利，于是就做了逍遥派，打倒四人帮后还庆幸自己没有在造反派里陷得太深被人更多的利用。 我问起无名冢。罗叔在那桩惨案发生时，回城里去了。父亲则有点后怕——他差点也成为那冢里的一缕冤魂，那四个可怜的造反青年曾来找他相约到广州军区上访，他当时恰好不在! 父亲已经记不住发案时的年月，只记得那时大概是公检法与当地政府都管不了事了，所以那四个造反派青年才会去军区上访。出门不远，也就几里地，就被林场的书记、场长、保卫科长带了十几个农业队的人截住。农业队的职工都是在当地农村招的，都听领导的话，几乎没有人参与城里知青的造反……父亲一一念叨出那四个受难者的名字，他们被押往那个小土山，以为只是会受到一点私刑，尝点皮肉之苦，还义正词严、宁死不屈地进行口头抗争、呼喊革命口号。岂料那保卫科长杀心顿起，在没有得到书记、场长同意(我以为在那种情况下两个保皇派头头即使不是授意也是默许)，就一刀捅向领头上访的受难者，将死之人这才意识到大难临头，苦苦求饶、大声号叫、哭泣……保卫科长动了第一刀，剩下来的杀戮行动由农业队几个性格暴戾的人干，四个造反青年转瞬命归黄泉，就地挖坑掩埋。不久，天降暴雨，山洪冲出四人遗体，被附近农民发现报到场部，他们封锁消息，又把尸体转移到农业队牛棚里掩埋……世上没有绝对的秘密，四个造反青年失踪日久，农业队里参与此事但未下手作恶的人中也有人透出口风，案情始得揭露。人们从牛棚下挖出四具尸骸，已分不清谁是谁了，就把他们一同埋在他们受难的山头上，不立碑、不具名，是为无名冢。书记、场长、保卫科长被免职，除此再无任何惩处。造反派们岂肯让战友就此冤死，遂再赴广州军区上访，我父亲这次也加入到上访队伍为死难者伸冤。上面派下专案组，将书记、场长、保卫科长关押审查——后来呢?我心情沉重地问。 没有什么后来了，后来四人帮就被打倒了，上面来文件说，文革期间所有的坏事都是四人帮主使干的，帐要算到四人帮头上，其他人不予追究。父亲说，书记、场长、保卫科长都被无罪释放、恢复工作。回城多年以后，父亲曾在某处见过那个保卫科长，对方躲躲闪闪地溜之大吉。父亲苦笑笑说，你怕我干什么呢?大家都那么老了，我又不打你，更不杀你，连骂你的心都没有，你怕我干什么呢? 我说，人命关天，这四条人命，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他们的家属肯吗?思想单纯的母亲插话说，他们都还没有结婚，有什么家属啊。父亲瞪了母亲一眼，说，你懂什么，他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不是家属吗?父亲这时神色有点急促，目光有点惨淡，大概念及了如果当时他不是错过那四名受难者的相约也早该长眠地底，又哪来我们这一家子儿孙团圆的家属?父亲说，政府给死者家里补偿了一些钱、帮一些亲属安排了工作，他们的亲属也都把帐算到四人帮头上，没有人闹了。 我最后问父亲一个问题：四个受难者不都是造反派吗?造反派不是与四人帮一伙的吗?这笔账怎么能算在四人帮头上? 父亲愣住，罗叔也满脸疑惑。矛盾，郁闷，喝酒…… 老一辈人，在那个时代，思想单纯，朴实无华。他们愿意把那个时代发生的悲剧归罪到“罪大恶极”的四人帮头上。而四人帮是文革的主力干将，四人帮罪大恶极，他们主导的文革本身自然也就罪大恶极。当代的精英分子比老一辈人思想精明、心怀叵测，他们更由四人帮的罪大恶极、文革的罪大恶极延伸到毛泽东的“罪大恶极”! 只是想请这些满口普世价值、法制正义的精英们告诉我，四个“与四人帮一伙”的造反青年的惨死，如何归罪到四人帮头上？归罪到毛泽东头上？你们或者强辩说，毛不发动文革，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人间悲剧——请允许我弱弱地问一句：蒋先生当年在西安事变中被中共推动做出全面抗战的决定，八年抗战中华大地上到处是日本侵略军制造的烧杀惨案，这些恶帐是否该记在蒋先生或毛共头上?改开三十多年，又有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家可归、曝尸街头、冤死狱中的惨剧发生，这些烂帐是否又可以算在发动改开的邓公及今共头上呢? 行文及此，我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个不曾涉足的小土山，遥想那无名冢里埋葬的四个冤死于文革时期的父辈青年，几欲淌泪。我比父辈们多读了一些书、对精英分子反毛污毛却漏洞百出的“小说家言”多了一些逆向思考，我确信那四个造反派青年的惨死归罪不到四人帮、毛泽东头上——倘按照今天的标准，当年领导、管辖几千名林场职工及家属的书记、场长、保卫科长，在那一方水土上，倒是可以晋身“精英分子”行列的! 黑白岂可乾坤颠倒?是非焉能信口雌黄! 文革如果得到清算，那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发生的人道灾难，一桩桩、一件件还能都归罪到毛泽东和他的左派同志、革命群众头上吗?被打倒的和没有打倒的右派分子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外加本性恶劣的流氓无赖分子没有在这场大运动中浑水摸鱼、兴风作浪然后倒打一耙吗?那些在文革的名义下发生的伤天害理、草菅人命暴行，究竟是政治错误使然，还是当属刑事犯罪行径? 为什么不清算! 左派应该为真理呼吁清算文革，而无须再为文革中发生的一些(参照当下的社会丑恶现象比例绝对是极少数)人道灾难背负道德十字架! 那些在文革中受难的爱国右派人士也应该支持清算文革!在那个曾被毛泽东痛斥“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心怀异志者阳奉阴违、人人高喊“毛主席万岁”的特殊历史时期，身受非人戕害的右派人士，焉知施暴者必是真正忠于马列毛的革命群众，而不是政治投机者、流氓无赖者甚至就是右派阵营里的阴谋家、野心家及其打手! 亲历文革初期阶段性动荡、局部区域武斗的当事者，多已垂垂老矣，一如我的父亲母亲;文革初期的红卫兵闯将们，而今有许多也已高居庙堂或执柄各行各业。只要从那段历史走过来的人，都有责任为历史留下一个客观的真相。清算文革，时不我待矣! 佛不可全享人间百善，魔不能尽担世间万恶。文革中发生了一些令人痛心痛恨的打砸抢杀野蛮暴行，谁也无从否认，只要中华民族没有真正实现伟大复兴、国家没有步入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纵观中华民族的古代史特别是近代史，放在文革(以及整个毛泽东时代)之外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包括二十一世纪的当下，这类暴行都有可能发生甚至还会更多(如果社会主义中国在敌对势力和汉奸卖国贼的颠覆下衰落或四分五裂的话)，岂可藉此别有用心地独罪文革? 文革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左派与资本主义右派之间的政治对决，历史不可以只由博弈的一方(即当今得势的右派分子)去书写、去定论! 清算文革，就是要超越左右，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澄清极右分子及敌对势力泼在毛泽东身上的脏水! 清算文革，就是要弄明白谁是那场革命运动的主体、谁是那场革命运动的目标，搞清楚数十年后的今天，究竟什么人才有资格恰如其分带上那顶“文革余孽”的高帽! 清算文革，就是要还给长眠于重庆红卫兵墓、南方林场无名冢以及冤死于文革中的所有英灵们一个公道! 清算文革，就是要甩掉国际敌对势力和国内反毛分子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实践强加的道德枷锁，在当前社会主义左派和资本主义右派大对决中轻装上阵，赢得更多没有经历文革的青年的觉醒、凝聚更多民心的支持，坚定不移地选择一条复兴中华、强国富民的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 谨以此文沉痛悼念安眠重庆红卫兵墓及无名冢的革命父辈们! 2013年3月3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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