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云鹏•
几乎任何一片土地，任何一种文明，都会自然而然地孕育出自己的优秀儿女，而这些不同凡响的儿女们，无一例外都会为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文明留下思想的火种，留下可以承前启后的精神财富，留下独特的关于善与爱的智慧，对后世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力。在我看来，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诞生成长在中国这块神奇土地上，其历史作用和历史影响力之大，我们恐怕只有在中华民族摆脱近代以来的苦难历史、追求自强和复兴的巨大意义上来认识，只能从他的思想魅力和他坚守的社会理想、价值追求方面来考量。
毛泽东是近现代以来东方民族的优秀代表
过去，我们可能更多地从阶级划分，从政治制度的选择，从意识形态的区别这些方面谈论“世界”和“世界人民”，这当然多少有点狭隘。不过，我认为从“世界”和“世界人民”的角度看待事物的方法，仍然是重要的，也是一个文明国家所必须的。胡锦涛同志在一些国际场合的讲话中，就多次使用过“和谐世界”的提法，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一个政党的政治视野，说明了一个国家的政治胸怀，也说明了我们的国家是有精神底蕴和历史积淀的。
我始终认为，个体的生存发展，一国的生存发展固然重要，但有一种世界眼光，有一种超出本国利益、利害的思想本身，则更为重要，也更值得尊重。这就是“世界”、“世界人民”这个说法本身的意义所在。而在20世纪的中国，这一思想的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正是毛泽东。
在中国文明的源头，也就是史称“三代”时期的华夏始祖们那里，就有过“天下为公”的大同理念，也正是这个理念，直接导致了20世纪初伟大革命者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中国的革命，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由此拉开序幕。而四千年前的那个“天下”，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世界”。尽管那个时候生产技术落后、生产力低下，那时对“世界”有多大也肯定不似今天这样清楚详尽。但是，人们已经很彻底地思考了社会发展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比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原始社会混沌状态生产生活资料的平均，到稍后得到礼法社会承认的分化差别，“富”与“均”的问题在那时就被提出来了。争斗、割据、邦国间的征伐也就出现了。正因为这个原因，到了两千年前的孔子时代，他就说：“吾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富而能均，这才是古代圣贤们理解的社会和谐之道。不断改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提高生产力，这是社会发展问题；如何公平合理地分配生产成果，尽可能地让大多数人共享，让社会健康而祥和，这是社会哲学问题。
领导人民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毛泽东靠的是什么？既不是单一的军事才能，也不是单一的政治才能，靠的是他正确的“世界”观念，也就是对“天下大同”这一中国思想资源的正确继承，他的伟大就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斗争，主张什么，反对什么，一清二楚，是革命的道理和革命的实践确保了革命的成功。
毛泽东还有一个伟大之处，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领会，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找到了在现代世界里寻求发展中国之路的方向。毛泽东在他的著作、讲话中，“中国”是一个命题，“世界”是另一个相辅相成的命题，他始终都在辩证地把握着二者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看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首民歌，真是很有气魄的，它不是一般的歌功颂德，而是对一种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发展理想的高度认可。
新中国初期，尽管百废待兴，但那却真是一番气象万千的景象。因为当时的中国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和实践，对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的弱小国家和民族，都有着一定的示范作用。中国对世界各民族之间平等关系的倡导，对国与国关系的定位，在自身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对非洲国家展开的长期援助，让我们很早就知道了“国际主义”的真正含义。社会主义新中国，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对世界力量的消长对比，产生着巨大影响。那时候我们可能还没有输出价值观一说，但我们的确在输出价值观。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是一种“国际主义”情怀，一种“天下为公”的世界情怀，这既是中国固有的思想和价值，也是具有普适性的。
斯大林无疑是一代伟人，是苏联人民的优秀儿子，他领导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并最终取得胜利。就是这样一位伟人，当确切得知在苏联援助难以兑现的情况下，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帮助这个弱小近邻抵抗侵略后，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说：“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再加上我们自力更生发展“两弹一星”等战略武器的成功，使中国在西方世界强国面前拥有了空前的国际地位，那些近代以来，一向依仗强大军事技术支撑而玩弄强权外交的国家，学会了尊重中国。在与世界各种力量的接触中，毛泽东充分展示出了同西方势力对话的非凡能力和气魄。毛泽东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中国对国际关系的全新阐释与说明，靠的是对世界整体性把握的自信而产生的底气！说到底，这是东方文明、东方民族智慧的结晶。无疑，毛泽东是继承东方文明和东方民族智慧最杰出代表，是近现代以来东方民族的优秀代表。
所以，我们今天学习毛泽东，宣传毛泽东，就不能不敬佩他的全球眼光和世界观念。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确立自己位置的基本坐标，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获得尊敬的重要条件。
毛泽东是真正文武兼备的一代伟人
这里所说的文，当然不仅仅是指读过书，受过教育，有文凭之类。主要是要有一种爱国的观念、天下的观念，而且是“大而无外”的观念，是要胸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真理，这是个很高的标准。这里所说的武，自然也不是古代社会那种一般可以领兵打仗的“武”，而是一种对现代战争特点、武器装备特点，以及对战争的目的、要实现的价值等了然于心的“武”，也就是要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现代军人的“武”。最终，这样的“武”就是为了国家理想、世界和平理想的“大而无外”，是在家国、天下的链条中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武”。这就包括了对古今中外战争历史中那些有启示意义的战争思想、战争理论的熟悉，包括了对真正推动人类历史、真正促进世界和平的战争的正确认识。
孔子在《论语》中说，“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文质彬彬，而后君子。”这是对君子的要求，也是对个体人的普遍要求。文武兼备，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能文能武，不要偏废。或腐儒，或武夫，都要不得，对国家民族没有好处，当然对“大同世界”理想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基于上述理解，我认为，毛泽东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可以说是做到了文武兼备，做到了文质彬彬。毛泽东嗜书如命，走到哪里读到那里，直到去世前，他身边也还有没能读完的书。当他病重，自己没法读的时候，就让别人念书给他听，这都是为世人所知道的事实。但是，毛泽东又绝不是个死读书的人，他读书，是为了追求真理，追求中国的真理，世界的真理。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性实践中，毛泽东之所以能不断完善和修正自己的思想，就在于他不断的读书思考，在于他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国的革命现实，包括他对中国共产党这个肩负领导任务的政党现实的了解。
毛泽东的文武兼备，不仅仅表现在特殊的军事才能、政治才能或者二者的相辅相成上，更是表现在他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胸怀和抱负方面。既有思想家的远见卓识，还有战略家的行动能力。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过一篇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从这篇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什么是他的胸怀、抱负和卓越才能。
毛泽东在报告中着重指出，当时我们党的一些干部，存在着不注意研究现状，不注意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几个方面的情形，语气严厉，几乎有点“怒其不争”的味道了。因为他发现，党内许多同志，对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了解，满足于一知半解，工作作风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另一些人则只知道生吞活剥地谈外国，只起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事物、创造新事物的责任。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强调指出：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
总之，像毛泽东这样文韬武略的伟人，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近现代以来更是少见。我们知道有这个家那个家，但惟独是思想家又是行动家的，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个特例，是一个时代的高峰，也是思想的高峰、历史的高峰。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需要这样的高峰，强权横行的单极世界也需要这样的高峰。
诗文与情怀：毛泽东对中国精神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换
从思想和精神层面来看，毛泽东是非常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的，他总是在不断打破常规，革除旧习；不断地接受新事物，反对旧事物。然而，在他选择最个人化的表情达意方式，也就是诗词写作的时候，却是严格遵循着千年旧体诗词中的音韵、格律等传统要素。上个世纪，毛泽东在写给《诗刊》主编的一封信中，似乎是鼓励青年写新诗的，但自己发表的却都是旧体诗，他好像也从来没有去尝试过写新诗。
从毛泽东的文化立场来看，他是反对旧文化的，像鲁迅一样，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有很多东西是腐朽没落的，是为过去的统治阶级服务的。他更看重质朴无华的农民而不是迂腐的知识分子，因为底层劳动者的头脑中没有那么多顽固的旧思想、旧观念。他对孔孟之道的过激批判虽然被一些人诟病，甚至有人认为只是借古人的躯壳批判今天的人，但这和他对封建化了的儒家文化的厌恶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因为要建立新中国，创立新制度，提倡新道德，必须有新文化。但他的态度始终是批判地兼容并包、兼收并蓄。
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有过这样一段精彩论述：“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至此，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对历史文化的立场是再清楚不过了。
中国是一个千年诗国，古人留下来数量最多的文艺作品，大概就数诗词了。在中国，凡识文断字者，恐怕没有人不知道李白、杜甫，没有人不记得几首唐诗宋词。于是，便出现了一个问题：诗词这种东西，是继承还是扬弃，是严守旧制还是推陈出新？毛泽东在这一点上是没有任何犹豫的，他采用了旧体，但注入的是全新的思想内容。看毛泽东的诗词，我们找不到一点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气，看不到言辞的夸饰和刻意雕琢，也看不到对人生失意、田园隐逸的自欺，更看不到对山水自然的戏狎把玩。他是豪迈奔放的，大气磅礴的，也是超越一己悲欢和个人的。他的诗词，总体看，就是对他所追求的事业的自信心的表达，是对这项事业的必然性、真理性的由衷赞美。
关于毛泽东的诗词作品，已有不少专家做过精当深刻的分析解读。像《贺新郎•别友》、《沁园春•长沙》、《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等，这些如今也可以说妇孺皆知的名篇佳作，都可以看出他在为文方面的新气象、大境界。
同时，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也是我们对待民族文化传统的最好示范。他固然注重炼字炼句，但更注重情感情操的率性表达。他的诗词作品往往从社会政治的层面抒情，并在社会政治的层面产生深刻影响，其实，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文化的范畴。
与对待诗词的态度不同，毛泽东的政论文章，都是优美的白话文。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白话文修辞特点，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语文的发展。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就这个问题做过一点说明：“毛泽东的表达是更专注于他的思想的，是言之有物、针对性很强的语体，由于他无所不在的问题意识，我们往往更容易感受到的就具体社会实践而言的明确指向性，绝非是什么刻意的造句行文。他首先是社会活动家而不是语言艺术家。”今天我还是要说，毛泽东对现代汉语的贡献，是决不可忽视的。他的表达方式，不是文人所追求的那种隐晦曲折，或者隐喻象征之类，而是为了清楚地呈现自己的思想主题、观点立场，这很符合孟子说过的一句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有时，我们读他相隔十年、二十年时间写的文章，都会发现有着惊人的共性。他在尖锐的、直指问题核心的表述中，往往有嬉笑怒骂，有嘲笑和讽刺，但在说理时却缜密细致，行文严谨，十分讲究论题的层次和说理的逻辑性。
《矛盾论》、《实践论》是毛泽东的两篇重要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最早尝试。从注释中我发现，在《矛盾论》这篇著作中，他只有两次引用《汉书》、一次引用了《资治通鉴》的内容，大部分引用的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与观点。而《实践论》的全文，除了副标题中“知和行的关系”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哲学术语的一点痕迹外，也基本上是以引用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观点为主。因为他当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以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来诊断中国的社会现实，发现中国社会的问题，最终为中国的未来寻求一个可行的发展方向。
但是，在这两篇堪称经典的著作中，没有什么枯燥的概念和玄学，没有复杂的体系结构，通篇是生动的语言，简洁的说理。我举一个例子。在1937年写的《实践论》一文中，毛泽东有过这样一段论述：“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的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到了1951年，毛泽东在写给李达的信中就提出来，“《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他注重的是思想而不是言辞。结果，他的哲学成了最大众化的哲学，成了普通党员、乃至普通人民群众都能读懂的哲学。
所以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结出成功之果，得到中国社会，至少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高度认可，与毛泽东的这种创造性转换有很大关系。所谓创造性的转换，其实就是在透彻了解本国国情的基础上贯通普遍真理，而不是搞拿来主义，搞本本主义。通过毛泽东的诗与文，可见他对中国的传统思想价值、精神资源是有取舍的，既有批判的继承，又能进行创造性转化。他的诗，他的文章有大情怀，有大视野，也有纯正的中国风骨，这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认真体会的。
坚守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和精神家园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用什么来表明自己的自信心？是夸夸其谈的大话吗？是先进的武器装备吗？都不是。一个民族的自信心首先表现在要有优秀的文化，要有自己的优秀儿女。毛泽东正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杰出代表。
我有时候会想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一穷二白，在政治上受孤立，在经济上遭封锁，基础设施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但那时我们的国民心态却很健康，人们对自己的国家非常热爱，对民族的未来坚信不疑，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凝聚力空前，卫星上天，原子弹爆炸，几乎没有干不成的事情。原因何在？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洗净了一百五十多年被外强所欺凌的耻辱。我们的国魂被唤醒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被提振起来了。所以，许多在海外的中国人都回来了，包括像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为什么有这样的局面？我认为，新的政治制度建立和新政府的成立当然是主要原因，但毛泽东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杰出代表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个人魅力、精神面貌、精神气质和巨大感召力、吸引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处变不惊，总能纵览国际风云，准确判断世界的发展形势，从而为中国谋求战略空间；作为民族的代表，他不畏强权，不仰大国鼻息，维护国家尊严的决心坚如磐石，真正实现了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愿望。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内，他也是少数有阅历、有思想，以及有与各党派人士、不同政见人士和各种爱国力量对话能力的人物之一，他的威严与亲和力总是如影相伴的，从而赢得了非同一般的威望。
古时候讲君临天下、宾服四海，其实就是在讲把一国的政治理想推广到最大化。在不同的时期，往往就会出现将这些理想人格化的情况，所以就有了尧舜禹，有了不同的民族英雄。这种民族英雄，在历史上是起到过重要作用的。毛泽东当然是这样的民族英雄。而且，在我们的土壤中，在我们的历史文化中，诞生这样的优秀分子并不寻常，也不是任何时代都能够诞生的。所以，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一国的人民所喜欢、所爱戴的，应该是自己群体中的优秀分子、优秀儿女，应当以他们为榜样，塑造自己的人格。应该从内心里尊重他们和他们所坚守的社会理想、人类价值，而不是轻易就彻底否定昨天，抹黑自己的历史人物。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永远都无法积累自己的精神财富，无法发育和催生新的民族精神、民族活力，最终也就会丧失我们繁衍生息的根本动力，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52期，摘自2012年第23期《新湘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