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
内容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分注重总结实践经验、注重理论创新、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注重借鉴当代世界文明成果。我们要丰富它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首先要通过研究国史，深刻认识它的这些内在品格。贯彻十八大精神的聚焦点、着力点、落脚点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运用十八大的这一核心精神，指导、加强和推动国史研究；同时也要自觉发挥国史研究的优势，用以宣传贯彻十八大的这一核心精神，为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贡献国史学界的力量。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了说明这个结论，报告用很大篇幅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奠基到开创再到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要学习好贯彻好党的十八大精神，领会好阐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加强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研究，尤其是要通过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差别和联系，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本质和品格的认识。
一
自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创立以来，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共产主义是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分的，其中的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个社会的历史到底有多长？里面还有没有不同阶段？每个阶段划分的标准是什么？对这些问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长期以来一直不很清楚，而且普遍存在着把它的时间看得比较短的倾向。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并经历了由不清醒到逐步清醒的认识过程。
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左”的急于求成的思想占了上风。所谓急于求成，其中一“急”就是急于进入共产主义。那时有的文件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有的文件甚至提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即1967年以前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虽然比较谨慎，加进了第四个五年计划中，但也只是往后推了五六年。后来，随着共产风、浮夸风等问题的暴露，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头脑逐渐冷静。
在195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会议决议也明确指出，“现阶段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在接着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1959年底，他甚至说到：“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他以后还说过：“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然而，对这些思想他并没有很好发挥，特别是后来错误地把阶级斗争当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使党和国家在发展道路上出现了严重偏差。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针对国际共运史和我们党过去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时间的长短及主要矛盾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他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我们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主要就是根据这个认识制定的；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主要根据也在这里。
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一个从不清醒到逐步清醒的认识过程，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有一个从不清晰到逐步清晰、从不全面到逐步全面的认识过程。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我们党就提出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搞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一开始只能向苏联学习。但学习中也强调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学，有选择地学，不要硬搬。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特别是中苏两党关系变坏后，毛泽东为我们党和国家制定了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要求“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并明确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号召，启动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应当说，那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只不过由于后来在探索中走偏了方向，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因而是不成功的，与后来被赋予特定内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拉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序幕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最初一个时期，我们党对它的认识也不像现在这么全面、完整、系统。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就提出搞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提出要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健全民主与法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等等，但在三四年内并没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直到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才在开幕词中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过，对这个概念，党的十二大报告并没有作出解释，也没有加以阐述。
党的十三大到十六大历次党代会的报告，分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说明，进行了阐述。例如，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出找到这条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命题，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概念，并把它们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作为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内容；还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然而，上述党代会都没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加以概括。
最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完整表述的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接着，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并把它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起，作为党和人民通过90年奋斗取得的三个最重要的成就。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概括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内容：并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以上过程说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是一次完成、一步到位的，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渐清晰、不断丰富、日趋完善的。并且，直到今天对它的认识也不能说就完结了。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还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要继续跟踪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对它的认识不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辟的，但这条道路并不是建立在新中国开国时所面对的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烂摊子上，而是建立在新中国已经进行了近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报告说：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还说：新中国头30年“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两段话再次表明了我们党对新中国头30年历史的一贯评价，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是对新中国头30年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与新中国头30年的历史只能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不同阶段的历史，新中国头30年的失误和曲折与它取得的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相比只能是第二位的。
从《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新中国头30年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取得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行了土地改革，铲除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社会基础，实行了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政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大团结，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
第二，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以及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制定了《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法院、检察院等组织法，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证。
第三，没收了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资产，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施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庞大的国有动产和不动产，发展了各级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人员，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第四，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思想，学习外国要结合中国实际、不要照抄照搬的思想，人民内部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思想，党与民主党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科学文化工作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在经济工作中要实行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企业内部要两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技术人员、工人、干部相结合）的思想，以及党要领导一切、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执政党必须坚持“两个务必”、必须反腐防变、必须接受群众监督的思想等等，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第五，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支持了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建立了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外交关系，进入了国际“核俱乐部”，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了捍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自卫战争，打破了美国以及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封锁政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必要的国际环境。
对新中国头30年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的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要充分肯定，对那个时期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失误和曲折也要进行具体分析。例如，要把具有全局性的失误与个别的、局部的失误加以区别。我们对于“三反”、“五反”，批判《武训传》，“三线”建设等工作，就不能因为其中有缺点错误就全盘否定。再如，要把失误与发生失误的时期加以区别。“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时间，我们不能把这十年党和人民所做的工作连同“文化大革命”一同彻底否定。再如，要把可以避免的失误与难以避免的失误加以区别。由于个人专断造成的失误无疑是可以避免的，而因为缺少经验造成的失误则难以避免。还有一些问题是属于缺少条件造成的，是在当时情况下不得不付出的必要代价，不能和失误混为一谈。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实行统购统销，对部分农副产品定量供应，这些是在当时条件下为了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如果不是这样，当时的经济建设就无法进行，人民生活无法稳定，更不可能给后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再如，要把造成失误的动机与结果加以区别。“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毛泽东的本意是为了给中国找到一条更快发展的道路，是为了防止党脱离群众、国家改变颜色。邓小平说过：“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他还说过：“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
三
历史新时期与新中国头30年相比，无疑发生了全面的深刻的和历史性的变化。例如，在党的指导方针上，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发展。在经济上，由单一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方式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由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一度封闭半封闭变为全方位对外开放等等。在政治上，由权力过分集中、党对政府事务包揽过多变为党政职能适当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由一度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民主权利缺乏保障变为高度重视民主与法制建设，初步建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由领导职务事实上的终身制变为实行退休制、问责制、离任审计制；在干部选拔任用上一度由少数人决定变为票决制、差额选举制；由政务不透明变为实行政务公开、决策听证等等。在文化领域，由一度轻视教育科学文化、歧视知识分子、只允许几部戏剧演出变为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等等。在社会生活方面，从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相对单一，变为日益多样化；从人的思想活动的相对统一，变为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从一切由单位管理、人员基本稳定，变为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人口大规模流动，等等。
但是，历史新时期与新中国头30年之间除了有明显变化外，也有内在的统一性。看不到它们的变化，就不可能看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特”在哪里；而看不到它们的统一性，也不可能弄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它们的变化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鲜明地区别了开来，而它们的统一性又把两个历史时期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使它们共同成为新中国光辉历史的组成部分。例如，新时期虽然允许和鼓励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允许和鼓励资本参与分配，但始终坚持包括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始终明确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和支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执政的重要经济基础、是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始终规定国家要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要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虽然确定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始终明确这种作用的发挥要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之下、要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要使国家计划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虽然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但始终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坚持自主创新道路；虽然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虽然不断完善国家的各项政治制度，但始终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各项基本政治制度；虽然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但始终着眼于党对国家的有效治理。虽然提出在文化上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虽然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但始终强调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虽然提出基层群众自治、加强社会建设、发展社会组织，但始终坚持社会管理体制除了公众参与、社会协同外，必须由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法治保障，等等。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问题，是一个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相关、紧密相连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凡是怀疑和反对改革开放的，往往会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的历史，凡是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往往会用改革开放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凡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成“新民主主义回归”和“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看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往往会把这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凡是把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的，也往往会反对或者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要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就不能不深入研究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异同及其相互关系。
四
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深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些特有的品格，同样要研究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变化及其国内国际的背景。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面对国内百业待兴、国际局势出现缓和迹象的局面，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并在经济建设中逐步增加市场调节的因素，大力引进外资，开放沿海和沿江城市，同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党面对国内改革开放进程日益深入和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局面，成功地稳住改革和发展的大局，并把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新的阶段。进入21世纪后，我们党面对国内经济和社会、生态等领域出现的突出问题，以及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金融危机，战胜了一系列重大挑战，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了崭新局面。这个过程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发展比较顺利，关键在于它既注重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又注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既不丢弃“老祖宗”，又高度重视中国的实践和时代的特征；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使实践始终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又使理论始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校正。
把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不同阶段总结的经验比较一下就会看出，其中虽然有一些共同点，例如，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每次总结都会提到；但随着实践的积累和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每次总结也会有所侧重，有所增减，有所变化。党的十四大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全面总结的头一次，那时由于国内政治风波以及苏东剧变刚刚发生不久，因此总结中除了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之外，特别强调了巩固和发展团结稳定政治局面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六大，面对新世纪国内国际的新形势，在总结自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的经验时，除了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及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外，还突出了两个文明一起抓、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等。而党的十七大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面对新的形势，特别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以及民生等方面的问题，除了十六大在经验总结中强调的那些以外，又特别突出了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作为一条经验，列入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十条基本经验，即“十个结合”中。
在先富与共富、效率与公平、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上，改革开放中的各个阶段也存在提法和表述上的或大或小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针对过去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而先富裕起来的政策。他指出：“四人帮”讲“宁肯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其本质就是说，社会主义就是穷的。”这“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但他从一开始就强调：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他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他在晚年还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他还提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和对当时分配领域中主要倾向的判断，党的十四大报告在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时强调：“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在分配政策上则强调：“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谈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纲领时仍然讲：“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在分配政策上，则进一步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进入21世纪后，城乡区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呈现拉大趋势。针对这种情况，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一方面提出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提出要“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在论述分配制度改革时，一方面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另一方面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并要求“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这些提法上的变化，表现出了政策上的一定调整。
党的十七大报告，面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提法有了更加明显的变化。首先，除了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相结合”放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十条经验外，还在阐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观点时，把“走共同富裕道路”放进了“坚持以人为本”这一条中，大大提升了共同富裕在发展战略中的位置。其次，在分配政策上，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而是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并表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鲜明地提出“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党的十八大在十七大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共同富裕，不仅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写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定义，还把“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作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把握的八个基本要求之一，把“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中；而且鲜明地提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求“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在分配制度改革部分，除了重申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两个提高”外，又增加了实现“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除了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外，又添上了“增加低收入者收入”。
从改革开放不同阶段一些重大问题的提法、表述上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分注重总结实践经验、注重理论创新、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注重借鉴当代世界文明成果的。我们要丰富它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首先要通过研究国史，深刻认识它的这些内在品格。
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主线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彻十八大精神的聚焦点、着力点、落脚点同样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运用十八大的这一核心精神，指导、加强和推动国史研究；同时也要自觉发挥国史研究的优势，用以宣传贯彻十八大的这一核心精神，为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贡献国史学界的力量。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51期，摘自2013年第1期《马克思主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