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恐怖主义向世界各地扩散，“伊斯兰国”等暴恐组织传播方式呈现“网络化”趋势，而实施方式呈现“独狼化”、分散化趋势，以中东、南亚和非洲为主要策源地的国际恐怖主义新版图逐渐形成。恐怖主义袭击的目标遍布世界各地，欧美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新焦点，非洲成为恐怖主义重灾区。尽管“伊斯兰国”面临穷途末路，但全球面临的安全挑战依旧严峻。
恐怖主义进入新一轮高涨期
近年来，全球恐怖组织与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地区热点问题叠加共振，恐怖主义向世界各地扩散，进入全球扩张和高发态势期，主要表现在：
其一，南亚地区暴恐活动“高烧不退”。“基地”、巴基斯坦塔利班（“巴塔”）、“圣战联盟”等加速向阿富汗（阿富汗北部属中亚地区）转移，阿富汗塔利班（“阿塔”）暴恐活动的频度增大，赫尔曼德省、坎大哈省等地面临巨大压力。目前，“伊斯兰国”踪迹遍布阿富汗25个省份，建立了多个武装训练营，参训武装分子近5000人。“基地”组织、“巴塔”和“哈卡尼网络”等暴恐势力与阿境内势力共组暴恐同盟，建营地、募新人，不时在巴基斯坦境内发动袭击。一些国家利用巴基斯坦发动代理人战争，巴反恐形势出现反复。与此同时，“伊斯兰国”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渗透力加大，其暴恐模式刺激南亚暴恐势力“再包装”与“再网络化”。
其二，非洲日益变成恐怖主义重灾区。非洲多国乱局为地区恐怖势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博科圣地”、“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北非分支等恐怖势力，趁利比亚、突尼斯、埃及等国出现“权力真空”，大肆扩张。“博科圣地”连续制造暴恐事件，企图以武装割据的形式，在中西非建立根据地。“索马里青年党”加速融入国际恐怖组织网络，对地区安全威胁增大。“基地”组织分支继续扩张，在撒哈拉沙漠腹地建立恐怖基地，不断策划恐袭活动。新生恐怖组织不断在非洲大陆滋生蔓延，埃及、利比亚、突尼斯等国，出现了名为“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的极端组织。利比亚成“伊斯兰国”第三据点。
其三，中亚反恐形势日益严峻。一些中亚国家的非法宗教学校打而不绝，极端组织活动频繁。“伊斯兰国”不断加快在中亚地区的渗透步伐，组建“马维兰纳赫尔”分支，企图实施大规模杀伤性暴恐事件。“伊斯兰国”中亚裔“圣战”分子加速回流，拟以费尔干纳谷地为根据地，开辟“第二战线”。南亚和阿富汗极端势力也向中亚扩张，费尔干纳地区再次成为恐怖主义的策源地和重灾区。“伊斯兰国”与中亚极端势力融合，已成为地区安全局势的最大隐患。
其四，恐怖活动在东南亚死灰复燃。在东南亚，从中东返回的“圣战”分子数量猛增，当地政府破获的暴恐阴谋案件猛增。东南亚国家交通和签证服务便捷，已成为“伊斯兰国”发展和输送成员的中转站。此外，在暴力极端思想渗透影响下，东南亚国家部分温和穆斯林群体逐渐“强硬”。据调查，超过10％的马来人对“伊斯兰国”有好感，至少有2000多印尼人公开支持“伊斯兰国”，印尼每14名高中生就有一人支持“伊斯兰国”。此外，缅印边境暴恐事件增多。
暴恐组织自身出现的变化
在向世界各地扩散的同时，暴恐组织自身也出现一些新变化。
“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之间的主导权之争，一度导致全球暴恐活动升级。“基地”组织在中东、南亚和东南亚都有分支机构，同时不断向非洲萨赫勒和马格里布地区迅速扩张，使那里成为新的动荡地带。“基地”阿拉伯半岛分支还利用也门局势动荡，将触角伸向欧美。“基地”组织的马格里布分支，控制着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马里等同撒哈拉沙漠边缘管控薄弱地带，以及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马里等萨赫勒地区国家。“伊斯兰国”也将恐怖的触角延伸到了北非、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在南亚，“伊斯兰国”对“阿塔”和“巴塔”等本地势力构成强烈冲击。“基地”组织、“阿塔”和“巴塔”专门组建应对“伊斯兰国”的同盟。“阿塔”不仅抽调上千名精兵强将组建“特种部队”，还发动媒体攻势抨击“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的全球比拼，导致全球暴恐活动进入扩张期。
“伊斯兰国”调整战略化整为零，酝酿形成新的恐怖动荡地带。在国际社会联合打击下，“伊斯兰国”连番遭到重创，几十名恐怖头目被击毙，大量地盘丧失，被迫向南亚、中亚、东南亚、非洲和美欧等国家和地区渗透，频繁制造恐怖事件，企图在北非、西非、萨赫勒地区开辟“第二根据地”，在南亚、东南亚甚至是欧美地区构建跨国恐怖网络。“伊斯兰国”在中亚国家建成新的活动基地，在印度、孟加拉国等南亚地区扩大势力范围，企图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控制的地区相连，重建一个伊斯兰国家。目前，“伊斯兰国”恐怖活动触角从南亚、中东的个别国家，扩展到包括非洲和欧洲在内的更广泛地区，从少数热点地区扩散到世界多数地区，加速形成全球恐怖主义网络新格局。
恐怖组织加速升级，组织结构扁平化、网络化、小型化、分散化和草根化趋势明显，恐怖活动灵活性、机动性和隐蔽性上升。“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在高压严打态势下，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升级步伐加快，多层次的国际恐怖组织网络已经成形。“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虽彼此竞争，但在传播极端思想、扩张势力范围、延伸控制领地、发展恐怖同盟等方面大同小异。国际恐怖组织依靠本土恐怖组织在所扩张的地区扎根生存，并将其融入国际恐怖主义网络中，本土恐怖组织借助国际恐怖组织的资金、技术和网络等现代手段进行恐怖活动，扩大影响，如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不仅寻求“基地”组织的资金支持，还向其学习获取资金的新手段。目前，恐怖组织逐步裂变成“多中心、分散化”的庞大活动网络，全球有30多个恐怖组织宣布效忠“伊斯兰国”。
“网络恐怖主义”日渐成为恐怖主义发展的一个趋势。互联网、新媒体等的应用，使恐怖主义活动增加了技术含量，为恐怖主义传播提供了便利。网络社交媒体为恐怖组织煽动、招募、资助或策划恐怖活动提供了便利，成为传播策划暴恐活动的新阵地。当前，极端组织利用传统媒体、网络社交媒体和其他在线通信平台，针对近百个国家受众，使用20多种语言进行宣传，传播强度前所未有，仅美国每天有数千人在网络上“跟随”或“同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宗教极端思想借助网络手段加速蔓延，全球恐怖活动频度和烈度上升，恐怖主义危害性更加突出。
国际恐怖主义常态化的影响
国际反恐形势持续恶化不仅给相关国家发展带来冲击，还影响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目前，产生极端主义的国际环境和社会土壤仍很丰厚，地区冲突、贫穷落后等问题，是宗教极端主义落地生根的土壤，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无力感”和“挫折感”，继续刺激西亚北非局势动荡。出于应对新兴大国崛起的需要，美国安全战略调整与国际反恐需求渐行渐远，美国经常以“人权”等为幌子，肆意指责、干涉他国反恐政策，国际反恐斗争治标不治本，刺激诱发恐怖主义的根源性、体系性因素并没消除，极端主义、恐怖主义高发频发将成为常态。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新一代极端主义崛起，使国际安全局势更加动荡。极端主义正演变为以全球安全稳定为代价的重大动荡因素，将直接牵动主要大国、地区各派力量的角色转换和利益博弈。在西方式反恐的刺激之下，“伊斯兰国”正成为一支穆斯林世界的“联合国军”，来自世界各地的极端分子投奔加入该组织，中东的激进分子又走向西方各国，全球许多恐怖组织宣示效忠“伊斯兰国”，以其为核心的全球恐怖主义网络新格局正在形成。“伊斯兰国”的崛起撕裂了阿拉伯世界，诱发地区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肢解相关民族国家，冲击国际和地区现有安全格局，加快了中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政治碎片化进程。国际恐怖主义“被工具化”趋势正在形成，中东地区将长期保持全球热点状态。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正被以“国家行为”方式推向全球，恐怖活动从中东、南亚等恐怖中心地带，向欧洲、美国等世界经济政治中心地带转移，对全球安全特别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冲击快速上升。美西方和一些地区国家以打击“伊斯兰国”为借口，在中东地区进行战略角逐。美国对极端组织采取两面性政策，既打击又利用，俄罗斯借军事打击恐怖主义转移国际视线，欧洲担忧中东乱局危及自身安全，尤其是难民问题可能使恐怖分子渗透到欧洲。国际反恐斗争，日益成为大国博弈和各国推进地缘战略的工具，导致国际社会难以形成合力，恐怖主义“被工具化”，中东地区热度将长期保持。
新一轮国际恐怖分子的全球回流潮，使国际社会面临严峻威胁。2014年夏天以来，包括法国、德国、英国在内，共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7万至3.1万名极端分子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组织，这是继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第三波外籍“圣战”分子的流动潮。随着国际社会打击力度的加强，极端分子可能以难民身份返回母国，煽动境内极端分子制造类似“巴黎暴恐事件”“土耳其安卡拉火车站爆炸事件”等暴恐事件。据统计，已有20％至30％来自西方国家的极端分子返回本国，他们碎片化藏匿，成为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的安全隐患。2017年5月，著名的研究机构“门石研究院”发表调查报告，在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等四个恐怖袭击最严重的欧洲国家，被官方确认的激进分子的数目达6.6万人。受到“伊斯兰国”蛊惑，大量南亚籍或东南亚裔劳工、移民认同极端意识形态，且在叙伊战场上接受了各种军事技能训练，回国参加“圣战”的意图上升，
恐怖主义使民族分裂问题、难民问题更加复杂化，国际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互相借重，在打击“伊斯兰国”中，库尔德武装与库尔德地位问题日益凸显，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等国的库尔德民族要求独立建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形成联动，引起了相关国家的极度不安。此外，西亚北非剧变与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动乱，以及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促使大批难民拥入欧洲，给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带来巨大冲击，2015年，逾百万难民和非法移民进入欧洲寻求庇护，其中多达5000名“伊斯兰国”训练的武装人员混迹其中。
核生化武器与恐怖主义结合的风险上升，近年来，国际宗教极端主义争取获得核武、核材料，或者更多生物武器的努力正在加强，阻止发生大规模杀伤性暴恐事件的难度增大，“伊斯兰国”拥有化武研发中心，有鼠疫病菌武器化计划，从叙利亚、伊拉克、车臣乃至全世界招募化武专家，觊觎核材料和生物武器。2016年3月，其在伊拉克以化武致600多人死伤。随着“伊斯兰国”苟延残喘，其孤注一掷发动核生化攻击的风险增加。
反恐斗争的出路何在？
全球已迈入反恐2.0时代，国际恐怖主义已成为影响世界战略格局演变与大国关系调整的新因素，国际反恐合作面临挑战与机遇。各国应以人类共同安全为最高目标，加强彼此的合作与团结，找准病根，拿出“标本兼治”的新药方，彻底战胜恐怖主义，
摒弃冷战思维和“双重标准”，搁置分歧，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反恐统一战线。摒弃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同时，力避有些国家表面上支持反恐，暗地却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此外，加强协调，联合起来阻断恐怖主义的资金来源。
重心前移，从源头加强对恐怖主义的综合治理，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成灾既与经济贫困、政局动乱、政治腐败密切相关，也与国际战略格局的变迁息息相关。反恐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军事等手段，从根本上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泛滥的势头，要克服单纯的军事手段思想，加强预防性外交，防止武装冲突、遏制冲突升级。
加强不同宗教、国家和地区间的交流，促进文明对话，加强文明对话，挤压宗教极端主义在网络及现实生活中的生存空间，防止年轻人沦为恐怖主义言论和思想的捕猎对象，同时，强化对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发布恐怖暴力视频音频、传播极端思想、煽动策划和实施恐怖活动，以及招募人员、流转资金等的打击力度，合作铲除、封堵恐怖极端思想传播渠道，切断恐怖分子流动通道和资金来源，
充分发挥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主导作用。要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尊重当事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遵守使用武力的国际法规定，强化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全球共治理念，打破各自为政的狭隘的局部利益限制，推进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阿富汗等国的社会重建进程，倡导更多国家参加联合国13项反恐公约，支持制定《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进一步完善反恐国际法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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