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新时期“中国崩溃论”三步曲

•张新宁•

胡锦涛总书记多次指出：“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这是我国现时的一个重要阶段性特征。有人称之为“又一次处在十字 路口上”，尤其是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唱衰中国，屡屡发出“中国崩溃论”、“中国硬着陆论”、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之类的言论。他们通过制造舆论、炮 制理论、乱开药方等手段，企图将中国的改革引入歧途。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科学的分析。

正当我国进入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之际，国际上除“中国威胁论”之外，“中国崩溃论”也陈渣泛起，甚嚣尘上。所谓“中国崩溃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认为中国经济转型中遇到的资源、环境、通货膨胀以及与此相连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质量提高等问题难以解决。如在本世纪初，“中国经济 崩溃”的论调曾流行过一阵子。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不少西方经济学家撰文认为，中国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建立在廉价劳动力与巨大能源 消耗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正在逐渐步入死胡同，中国终将成为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美国军事政治专家乔洽•弗里德曼声言：“我对中国的评价 是崩溃，而不是崛起。中国做得很好，但同时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贫困。”

2．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由大量投机资本支撑。如华尔街著名对冲基金经理查诺斯声称，中国飙升的房地产业是由大量涌入的投机资本支撑起 来的，中国的情况比“迪拜糟糕1000倍，甚至更严重”。他甚至怀疑，超过8％的经济增长“是中国伪造”的。香港对冲基金“独立战略”总裁大卫•罗奇近日 指出，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目前已“站在悬崖边”，“面临着银行大规模放贷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冲击”。

3．认为中国经济存有巨大的经济泡沫。如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夫也不无担忧地说，中国“因过度放贷引起的经济泡沫”破灭后，中国的经济 增长有可能将跌至最低2%的水平，并引发一场在10年内都会造成影响的地区性经济衰退。有“末日博士”之称的努里尔•鲁比尼日前语出惊人：“中国大概会在 2013年后遭遇一场硬着陆。事实上所有与过度投资有关的历史场景都会以一场金融危机或长期的低增长来谢幕。”金融大鳄索罗斯在2011年6月14日接受 采访时称：“中国已经错失了抑制通货膨胀的机会，中国经济目前可能存在硬着陆的风险。”“中国治理经济的药方正逐渐丧失效果，且工资上涨推动的通胀正在显 现。”章家敦2011年12月29日在美国《外交与政策》杂志上发表《中国的崩溃即将到来，2012年版》的文章，认为中国的体制、法律、经济结构、人口 结构等问题都成为造成中国即将崩溃的原因。他宣称，中国在过去十年没有崩溃，但中国的好日子就要结束了。

历史地看，过去30年，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成绩的总和，因为世界上7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大于所有过渡经济国家成 绩的总和，因为中国经济总量30年中增加了约18倍。而像东欧这样的转型国家经济总量平均才增加了1倍（当然东欧的起点比中国高）。虽说中国在发展过程中 遇到一些突出问题，如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质量亟待提高、分配制度不合理、两极分化严重、官员腐败日趋严重、社会信仰危机加剧等，但还远没有达到所谓“崩 溃”的程度。历史地看，我们建国60多年，包括改革开放30多年，也多次遇到过重大的困难和曲折，不但没有“崩溃”，反而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 实施正确的决策，化解了这些矛盾，而且变害为利，总结了经验教训，以更加坚实的步伐前进了。毛泽东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存在矛盾，而矛盾正是发展的 动力。可以说，在任何发展阶段都会有矛盾，只是各有特殊性罢了。矛盾并不可怕，我们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化解矛盾的经验，包括抵御金融危机的宝贵经验。

正如《中国震撼》一书的作者张维为所言：“过去20年中，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做了无数悲观的预测，今天这种西方的‘中国崩溃论’已经崩溃。现在国内还有一 些人只认同西方模式，他们认为只要你跟西方不一样，未来就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是死路一条。我把这种观点称为中国国内的‘中国崩溃论’，我想这种观点也将崩 溃，而且不需要20年。”就连美国化解国家风险咨询公司总裁丹尼尔•瓦格纳也坦言“中国崩溃论可以休矣”：“中国经济需要保持9％的增长率才能保持稳定的 就业率。在过去10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的增长率，这证明了中国经济增长强大的续航能力，甚至在全球金融风暴中亦是如此。如果我们从中国1993 年起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中国打破了世人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及其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成见。”

与西方学者制造“中国崩溃论”舆论遥相呼应的是，一些学者将这些零散的说辞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企图误导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别有用心。

对于西方的理论，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做辩证的分析。当今社会思潮激荡，各种流派碰撞，使得西方理论肆意泛滥。因此，在各种理论更加频繁地交流、交融、交锋中，我们尤其要深入揭露西方理论的本质，西方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阶级性。西方理论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作辩护。马克思指出：“每当资产阶级制度的奴 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这种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行为和无法无天的报复行 为。”列宁也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虽然如此， 资本主义始终是雇佣奴隶制度，始终是极少数现代奴隶主即地主和资本家奴役千百万工农劳动者的制度。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封建制度相比，改变了经济奴役形式，为 这种奴役做了特别漂亮的装饰，但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这种奴役的实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就是雇佣奴隶制。”

二是自私性。西方理论折射出扭曲化、极端化的西方自我中心主义情感。列宁指出：“健全的资本主义在最自由的国家里引起 了世界大屠杀。健全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有的，而有的倒是象美国这样最自由、文明、富裕而技术又很先进的共和国的资本主义，这种民主制的资本主义，这种共和 制的资本主义为了掠夺全世界而引起了最疯狂的世界大屠杀。”

三是虚伪性。在西方播撒理论的诱惑性话语背后，暗藏着妄图进行公开或隐蔽侵略的野蛮目的，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当 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对于西方理论中的腐朽思想必 须坚决予以摒弃抵制，这是在激荡、碰撞、交融过程中的必要扬弃。

以“中等收入陷阱”为例。2007年，由印德米尔特•吉尔和霍米•卡拉斯主编的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 这一概念，是指新兴市场国家入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从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是人均GDP到了 3000美元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就会集中爆发，人均GDP无法突破1.l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种发展的停滞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世 界银行的报告提到，二战后有13个国家在25年以上的时间内一直保持高于7％的增长率，“如今在东亚有5个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为中国、印尼、马来西亚、菲 律宾和泰国”。这实际上是一种暗示，因为他们把“陷阱”视为普遍现象；而且“中等收入陷阱”成了研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时髦词汇。“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 提出，便立刻在我国引起各方面的反响，因为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10年已经约为4400美元，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有的学者分析了这 一概念的内涵、特征及其实质，有的学者探讨了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更有多数学者探讨了我国该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并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 施。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中等收入陷阱”理论不是建立在 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不能正确、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非科学的理论概念。

1．“中等收入陷阱”论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根据“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其典型代表在亚洲有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 律宾，拉美有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上述8国仅占中等收入国家的8.7％，占194个国家的比重为4.12%，因而不具有普遍性。再从实际情况看， 将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8个典型国家，近5－10年来人均国民总收入、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并保持稳定，有的国家甚至还高于 同期世界平均水平。

2．“中等收入陷阱”论用数量掩盖了经济发展的本质。发展是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 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的总和。从方法论上看，“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把量和质人为地割裂开来，把量变视为一个孤立的东西，脱离了质的规定 性，很容易落入表面化、片面化、脱离实际的认识“陷阱”，有意回避时代的性质，更不讲所谓现代化要把什么“化”成什么，用人均占有量指标体系的“招魂 幡”，把发展中国家引入了八卦阵。

3．“中等收入陷阱”论回避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插手。在资本主义国家掌握金融霸权、军事霸权、国际话语主导权的世界，它 可以使一个国家迅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也可以使一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甚至回到低收入国家。日本和韩国是由美国一手扶持起来的。日本 本来就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二战中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其基础还在，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人均GDP继续高速增长，不仅在速度上大大快于欧 美发达国家，而且基本保持了社会的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扶持，使它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重新恢复，并且利用它作为朝鲜战争的后方供应基地，使之 几年之内渡过困难时期，加上给以一些贸易等方面的优惠，便很快发展起来。

4．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都有各种各样的“陷阱”。仔细分析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其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不相同。如有的国家 不能保持持续的制度创新，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有的国家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不能通过稳定地提高效率来保持经济增长；有的国家经济发展失衡导致资 源配置恶化和供需失衡；有的国家在发展中过度依赖外部世界，经济活动缺乏内在的稳定性。“中等收入陷阱”仅从收入的角度泛化矛盾，抹杀了矛盾的特殊性。

辩证地看，“中等收入陷阱”论确实是在占有一些材料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今后还可继续深入研究。然而，一个真正的 科学概念，不管它如何新颖，关键在于必须以充分的事实作为依据，必须进行从现象到本质的分析，必须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深入研究“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 念，它不具备这三个“必须”，仔细推敲则漏洞百出，尤其是以某些现象和假象掩盖了事情的本质，对中国更有一定的误导效应。如果过度迷信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造 成认识上的“陷阱”，以至不能正确洞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趋势、大方向。

西方学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指手划脚，乱开药方，居心叵测。

2012年春在我国访问的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发表了一份题为《2030年的中国》联合研究报告，审视了中国到2030年之前的战略抉择，针对中国 增长模式的未来结构提出了六条建议。建议之一便是“推进结构性改革以强固市场经济的基础，即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 门，促进竞争，深化土地、劳动力与金融市场改革。”该报告建议中国采取的措施还包括银行私有化并减少监管、国企私有化、要求国有企业上缴更多的税金和利润 以减少私有企业在社会支出方面的负担等。

那么，世行中国药方是“糖衣炮弹”还是“苦口良药”？据媒体报道，该报告形成之初唯有国资委提出强烈反对意见，认为《报告》提出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的建议违反宪法，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

全面地分析世行报告关于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的建议后可以看出，它与一些新自由主义领军人物散布的“尽快消灭国有制”战略如出一辙。近几年在一些地方和领域 形成了一股贬低、诋毁国有企业的风潮，大有墙倒众人推之势。例如，一些学者散布国企“冰棍效应”（即自然融化，赶快卖掉或送出去），宣判“国有企业的财务 利润基本上是围绕着零而波动”，“唯一的方式是寄托于企业的民营改制”（即“私有化”）。散布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要实施“尽快消灭国有制”的战略这股风 吹偏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改革思路，刮乱了企业运行和发展的正常秩序，传染了企业管理者化公为私的瘾癖，助长了一些官员“权钱交易”的贪欲，冷冻了广大职工主 人翁的地位和权益，提供了让一些人短期暴富机会。一言以蔽之，就是让人们看到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已经毫无效率、只有被私有经济取代。公有经济、国有 企业果真是一团漆黑吗？历史实践做了否定的回答，而那些官商勾结、鲸吞公产、破坏环境资源者却愈来愈多地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制度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成分共同发展。在公有制主体地位中，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有起主导作用，在多种成分发展中它是“老大”，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共和国的“长子”。国有企业作为“第一主体”在市场经济中能够发挥主导作用，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其一，决定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发挥公有制的优势，按照社会主义要求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坚持以人为本，尽最大的社会责任。

其二，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包括金融、粮食、能源、军工、交通等各方面的安全。在近几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有企业抗风险的能力超过其它所有成分。近几年许多私营企业经不起国内外经济风波的冲击大量倒闭，而国有企业却能够抓住机遇，迅速发展。这表明，离开了国有经济，我国的经济安全将受到重大威胁，甚至会遭受灭顶之灾。

其三，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质量的提高。国有企业主要从事有关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如基础产业、控制特殊稀缺资源的产业、国防工业，特别是银行和保险公司等，能够率先实现集约化、集团化和跨国经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以产业规模和素质优势充任领头雁。

其四，对多种所有制的示范和引导。基于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它在市场经济中遵守法纪，履行社会责任，办成最好的企 业，特别是在对待职工权益、社会救助、环境保护中起到引导作用，做到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为人民尽责。其五，成为实现社会公平、实行按劳分配的主体。马 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分配的形式是由所有制形式决定的，按劳分配的基础是公有制，尤其是国有企业。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国有企业是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的基础，我们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基础就是扩大公有制，分配制度的改革离不开壮大国有经济。

那么，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是不是应该改革？当然必须改革，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内部管理的加强，让它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但是，改革不是改 掉，完善不是完结，而是使之更好，更有活力，更加壮大，而不能以牺牲国有企业为代价壮大私营经济。事实上，国有企业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它承担的任务 （50%以上）比它所占的比重（20%上下）大一倍还多，特别是对于保证经济、国防、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为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 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现在深化改革的问题不是削弱和取消国有经济，而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第一 主体”的作用。

在此，我们可以吸取苏东国家的教训。苏东剧变后先后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目标是自由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私有化，手段是 “休克疗法”。有人曾经认为：它们找出一条新路，可能会比中国发展得更快。然而事实胜于雄辩，1990－1998年俄罗斯的GDP年均增长率为 －6.6%，包括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乌克兰、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在内的独联体13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7.1％，、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在内的东欧 8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0.1％，包括波斯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南斯拉夫分裂后5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3.8％， 而同期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8.1％。

美国学者卡齐米耶日•Z•波兹南斯基在《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中分析：东欧国家与中国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反差表明，两者的改革模式存在着质的差异，即两者的改革纲领有本质性不同。东欧国家“改革”的深刻教训：

其一，东欧国家“休克疗法”改革的代价惨痛。自上世纪80年代末起，所有东欧经济体及俄罗斯、乌克兰都实行了十分激进的改革，即采用所谓的“休克疗法”。 东欧国家在刚刚开始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之后，马上就于1990－1991年期间出现了生产的急剧下降，其经济下滑的严重程度比上世纪30年代发生的资 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还要严重。其中，波兰的国民生产总值损失率为20％，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国民生产总值下跌了40％，俄罗斯的损失接近50％（由 世界经济中第2位降为第16位），乌克兰达到60%。

其二，东欧国家私有化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东欧国家在进行私有化时，当地的政府几乎分文不取地将国有资产送给了外国人和私人，认为社会主义所遗留下来的东 西只不过是一些毫无价值的破烂而已。1990~1999年间，波兰政府向外国人出售的工业部门和银行业所得的预算收入为90亿－115亿美元，占其原值的 1／20。1998年，匈牙利私有化完成时，向外国人出售国有资产所得的全部财政收入在100亿－120亿美元之间。总体而言，波兰和匈牙利的国有资产只 卖到了其真正价格的1／10。

其三，东欧国家怪异的所有制结构－民族资产转归外国人所有。东欧与中国在改革中的差异不仅仅在于改革的速度与广度，而主要在于所有制的变化上。东欧国家在 过去的若干年里让其所有制构成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私有化的进程中，他们允许外国投资者接收本国绝大多数的资本，如工厂和银行，放弃了自己的民族资本。 同时，苏东国家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分裂。

综上所述，西方新自由主义者重提“中国崩溃论”，企图将我国的改革引入歧途。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不要迷信西方提出的一些非 科学的、似是而非的甚至另有图谋的一些命题，造成思想混乱。要不唯书、不唯西，只唯实，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斗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只有肃清新自由主义等错 误理论的负面影响，才能保证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38期，摘自2013年第1期《世界社会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