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遗产 – 21老友部落格

戴维•麦克莱伦　

对于马克思的去世，《泰晤士报》确实发布了讣告，但其中惊人的谬误也表明马克思在去世时并非像今天这般广为人知。在马克思的葬礼上，恩格斯曾断言“他的名字及工作将存活数百年”。这一预言已得到了确证：在马克思去世后的那个世纪里，他已经变得举世闻名，极具影响。

1期望与现实

马克思称他不仅已经发现并解释了社会定律，而且断言这些定律表明社会能够且即将由没有权力的人们——工人阶级改变。他们要通过革命创建一个新的社会。马克思在世时，这一革命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成功。然而仅在他逝世后的三四十年，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激发了世界史上真正的大变动—— 1917年11月的俄国革命以及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从那时起，世界不复如前。而在世界其他地方，他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他构建的哲学、历史、经济学及政治学体系，已经成为本世纪精神支架的一部分。可以说，我们关于历史和社会的许多思考都是在与马克思的“幽灵”对话。

马克思的观点已经被许多不同的解释覆盖，并被用来赋予不同种类的政治以正当性。我们应如何评价这一“幽灵”在当代世界的重要性？在其逝世一个多世纪后，马克思的观念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如果有的话）？马克思的时代是蒸汽动力和电报机的时代，对他来说，他所了解的旧共产主义同盟中的传统手工业者正在被不熟练的或半熟练的工厂工人——真正的现代工业无产阶级所替代，这导致了大剧变。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一个世纪，工业无产阶级正在分裂，并在西方社会逐渐失去其身份认同。工业的比例显著下降，技术性、专业性及服务行业人员的数量正在增加。马克思分享了19世纪普遍的进步观念。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核能的最新发展，人们开始怀疑人类支配自然的努力是否在根本上走错了方向。全球变暖潜在的灾难性影响才刚刚拉开序幕。

马克思的许多期望并未得到实现。一是西方工人阶级缺少革命动力。由于大多数工人阶级缺乏对革命政治的支持，马克思主义领导者们面临着困境：要么反映工人的情绪并制定弱化革命性的改良政策；要么脱离他们宣称要代表的群体并凌驾其上，以此确保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二是马克思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虽然马克思对民族感情比较敏感，但他认为阶级划分将比民族划分更加强大。事实上，所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中都有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元素。南斯拉夫、中国、古巴和越南的革命都有民族主义强烈的弦外之音。

2阐释史中的马克思

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解释比其改变世界的努力更加让人印象深刻。正如大部分政治理论那样，西方对马克思的阐释强烈地受到更为广阔的知识范式转型的影响。因此，西方的马克思阐释史乃是试图契合甚至融入西方社会中主导性智识趋向的历史。毕竟，马克思就是在黑格尔的阴影中发展了自己的思想，而恩格斯的观点则更多带有19世纪对实证主义与科学的狂热的印记。弗洛伊德的影响，则可在赖希、马尔库塞和早期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的作品中得以感知。纳粹主义的出现及影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的中心移至法国，并见证了存在主义作为主流哲学模型的大肆泛滥，以及随后结构主义的大起大落、后现代主义的体系混乱和 1980年代“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冲突。

197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开始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萨特的影响开始让位于阿尔都塞，后者在1969年1970年用英语出版了《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通过利用结构主义语言学、心理学和人类学在当时的声誉，阿尔都塞试图“恢复”马克思的结构主义者身份。因此，他尽管使用了不同的概念术语，但延续了斯大林对早期马克思与晚期科学的马克思的划分。结构主义意味着，理解社会系统的关键在于其组成部分的结构关系，即这些组成部分通过规范性原则得以联系在一起的方式。

随着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优势的增加以及对市场力量的强调，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了自身的目标可能采用其对手的方法论原则已在预料之中。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这一进程的前奏，该书运用英国的分析哲学对历史唯物主义一个传统的、功能主义的版本进行了辩护。1980年代，采用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作品开始涌现，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罗默的《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以及埃尔斯特的《理解马克思》。前者使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成为当代关于分配公平辩论中的术语，后者则通过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扬谷器”来扬弃马克思。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分支是关于“基本收入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市场社会主义。米勒的《市场、国家与社群》在精神上更接近马克思，施维卡特的《反对资本主义》虽然与马克思的观点有差距，但仍不失为完美的例证。尽管在克服资本与劳动分野的意义上，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但它几乎没有强调经济平等。马克思不是市场的朋友：根据需要而非应得确定收入是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因此，从马克思的观点看，市场社会主义可能是目前能达到的最好状态，但作为最终目标却是不成熟的。

相较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导向和自称的科学方法，1980年代关于道德应得的讨论必然重新对马克思主义与伦理问题产生兴趣。在1983年的《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中，史蒂文•卢克斯对马克思特质的呈现是通过对资产阶级法权中公民权利的谴责和对共产主义社会道德解放的论述来完成的。而布伦克特的《马克思的自由伦理学》和伍德的《卡尔•马克思》都强调自由及自我解放的基本价值。近来，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成为该领域讨论的具体议题。例如，有学者主张，马克思既制定了超历史的道德评判，又断言正义的原则仅适用于特定社会，不能用以评价其他社会的正义与否。而卢克斯和伍德声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摒弃依赖于自我实现和自由等价值，它们不同于基于超然永恒原则之上的正义观念。

3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崩溃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比较匮乏。有人（包括我）认为，苏联实验并非马克思观点的体现。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社会主义站在资本主义的肩上，而苏联70年的历史可被视为一种发展捷径——它缩短了西方生产力缓慢增长的进程，其失败则使俄国痛苦地回到世界历史的主流中。但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并未对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作出有效的分析。原因很明显，马克思的智识力量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概念结构并不适用于那些非显著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在中国的遗产是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毛泽东主义对卫生及教育系统的改进，这种经济进步将是不可能的。但是，由此带来的社会紧张，能否为马克思主义取向的社会经济政策所遏制仍有待观察。

那么，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如何呢？再回到充满信心的1960年代虽然不太可能，但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研究决不是灰色的。马克思的方法对于解释世界依然有效。而20年前福山宣称自由资本主义将成为“历史终结”的观点，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越发被视为不可接受的悲观主义。

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是19世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智识成果之一，它实现了对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强力综合。当萨特称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时代的哲学”时，他知道，马克思的许多观点得以形成的方法——虽然是无意识地——已经成为我们观察世界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倾向于将人视为社会的，而不是孤立的个体；通过马克思对社会学发展的贡献，我们研究改变及改善社会的方法；我们重视经济因素在人类发展中的主要作用；我们看到在特定时期，观念与特定社会经济集团利益之间的关联；马克思的批判已教会很多人去发现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不平等与不正义，并试图缓解这种不平等与不正义。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表达自己对更公平社会的希望的话语。

马克思在生命的终点大声说：“可以确定的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的观念——尽管遭到扭曲、修订或重新阐释——仍将继续对我们的心智发挥影响。它们已经将新的维度增添到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中。不论一些理论多么可疑，一些价值多么模糊，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人类探寻共同生活新道路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作者系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客座教授；译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