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争机器:美国如何利用中情局参与毒品走私

美国干涉最终导致全球毒品生产扩张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情局畅行无阻，早已陷入给毒品走私贩做帮手的泥沼中而不可自拔，而且也没有理由去相信，中情局已经着手摆脱这个泥潭，这是事实。中情局利用并庇护走私犯造成了灾难性的恶果，从毒品生产统计数据中便可一窥究竟，每当美国插手干涉，毒品产量便上升，一旦美国停止干预，产量就会下降。

例如，1979年，由于美国间接干预，阿富汗鸦片产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而自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以来，这种现象反复出现。鸦片罂粟种植的公顷面积增加两倍多，1999年已达到9.1万公顷的高峰(2001年因为塔利班问题下降至8000公顷)，但在2006年上升到16.5万公顷，2007年增加到19.3万公顷。在2008年，种植面积下降到15.7万公顷，这主要是因为之前生产过量，大大超出市场可吸收量。

没有人应当为这种增长而感到大为震惊：在任何一个毒品生产地区，但凡是美国从军事或政治层面插手干预了，该地区的毒品生产就会大幅上升，绝无例外。20世纪50年代，这种模式频频再现，缅甸正是如此(正是因为中情局插手，从1939年40吨的毒品产量上涨到1970年的600吨)，泰国如此(从1939年7吨上涨到1968年200吨)，老挝也是如此(从1939年不到15吨上涨到1973年50吨)。

最具讽刺意味的当属哥伦比亚，自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军队干预，所谓“禁毒战争”不过是蛊惑人心的旗号。笔者在1990年的一次会议上预言，这次干预必将导致毒品产量的增加，而非减少。可是即便如此，笔者仍被实际增量吓了一跳。1991~1999年，哥伦比亚的古柯种植面积增加了3倍(从3800公顷增加到12300公顷)，罂粟种植面积大幅增加5.6倍(从130公顷增加到750公顷)。解读这种毒品产量增长模式难以一言蔽之。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的干预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之一，而非问题的解决办法之一。

华盛顿如今已经接受了一个现实，阿富汗毒品生产问题是美国如今在阿富汗所面对的诸多难题的主要源头。现担任奥巴马政府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特别代表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理查德已于2010年逝世——译者注)曾在2008年的一篇专栏中写道，毒品是美国在阿富汗所遭遇的各种问题的关键，“必须瓦解阿富汗毒品当道的现状，否则一切均会付诸东流”。历史告诉后人一个事实，是毒品让圣战莎拉菲主义(Jihadi Salafism)猖獗，而不是圣战莎拉菲主义让毒品猖獗。

然而目前，美国政府及其政策非但没有遏制毒品走私，反而是让问题更为严峻。在这段令人惶恐难安的历史中，所谓的反恐战争——尤其是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只是最新一章。

“9•11”事件和操纵深度事件的美国传统

即便是在九年之后，很多美国人依然无法接受，“9·11”事件居然是一场深度事件，而且我们曾被刻意误导。

不论我们接受哪种版本的“9·11”事件分析——即便是官方所谓的此事是19位阿拉伯人和“基地”组织成员独立行为的分析——“9·11”事件显而易见是我们所称的深度事件：在主流媒体和公众意识中被系统性忽视或扭曲的事件。“9·11”事件委员会高级顾问约翰·法姆后来撰写了一本书声援委员会对一系列事件的解读，不过他也承认，“发生袭击的那个早晨，究竟发生了什么，公众被严重误导了”，他还指出，“政府某些层面，在某些时刻……达成一致意见，不说出事实的真相”。我们可以有凭有据地指出，“9·11”事件中存在欺骗，至少从事后来看是如此。

显而易见，伊拉克战争之前，发生了秘密深度事件——针对美国无辜公民的致命假旗帜行动。笔者所指的是2001年炭疽邮件事件(炭疽攻击事件是在美国发生的一起从2001年9月18日开始为期数周的生物恐怖袭击。从2001年9月18日开始有人把含有炭疽杆菌的信件寄给数个新闻媒体办公室以及两名民主党参议员。这个事件导致5人死亡，17人被感染。)，后来发现，这些炭疽的源头就在美国。

炭疽事件中，美国卫生部门人员在华盛顿特区邮政大楼前仔细检查

我们已经看到，FBI曾怀疑是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的斯蒂芬·哈特费尔发送了这些邮件，后来也将隶属美国政府的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布鲁斯·伊文斯列入怀疑名单。不过那时，各种报告混淆视听，例如西蒙·瑞夫在《每日邮报》上刊载的文章：

【近几周来，美国遭遇炭疽恐怖，伊拉克被认定是此次事件最有可能的源头。据美国政府官员透露，目前正在制定新计划，将对萨达姆·侯赛因进行报复性军事打击。虽然针对装有炭疽孢子的邮件的调查还在继续，不过美国科学家们已经有了“里程碑式的”发现，矛头直指伊拉克。美国调查者们愈发坚信，奥萨姆·本·拉登“基地”组织的一些身份不明的“隐藏”支持者通过走私将炭疽带入美国境内，然后邮寄给众多目标人物。】

很久之后，当谈到底特里克堡时，《沙龙》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指出，

【“炭疽邮件本身就来自这家政府实验室，指责伊拉克是这些邮件罪魁祸首的虚假报告也来自这家实验室”。】

曾收到致命炭疽邮件的两位参议员——达什利和莱伊——均为民主党派，两人最早对仓促提出的《爱国者法案》提出了质疑。遭遇了炭疽恐慌之后，两人改弦更张，转而支持该法案。

通过深度阴谋，小布什政府将伊拉克拉入战争

不论身在美国的哪些人是炭疽袭击事件的罪人，本次事件都是长期策划的一次假旗帜欺骗行动，信件中还有字体潦草的词语“真主万能”推波助澜。为将伊拉克拉下水，操纵秘密深度事件的同性质且更复杂的例子要数伪造大量文件，故意扬言伊拉克曾从尼日利亚购买黄饼铀矿，以将伊拉克拖下马。

“9·11”事件之后，笔者对以下观点越发深信不疑。

(1)通过从整体上分析深度事件，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观察其基础问题。

(2)不论我们如何分析深度事件，它们全都进一步让美国政治走向腐蚀腐败，目前是自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时代以来，最为严重的时期。

(3)表现出重复特征的深度事件蒙蔽了美国，这个国家经历的所有近期的战争皆为此故。

基地组织是美国的心头恨

甚至连《“9·11”事件委员会报告》都承认，2001年夏天，“国家急不可待”地要向“基地”组织发动进攻。这份记录有力地驳斥了康多莉扎·赖斯在2002年5月发出的论调，“我想谁也不会预料到，这些人……会拿飞机当导弹，会劫持飞机去当导弹”。然而就在这“急不可待”的危机之中，2001年8月，中情局堂而皇之地向FBI隐瞒重大情报。如果当时分享这些情报，也许就能帮助FBI查找其中一位劫机犯哈立德·阿米达。正是因为扣住消息，8月，一位FBI特工准确预言道：“有一天有些人会丧命”。

笔者在2008年出版的《战争阴谋》一书中指出，中情局这次向FBI隐瞒关键情报，罪无可恕，与1963年10月中情局向FBI隐瞒有关李·哈维·奥斯瓦德的重要信息完全如出一辙。前FBI局长克莱伦斯·凯利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抱怨，消息被隐瞒是1963年11月22日未能监视奥斯瓦德的主要原因。换言之，要不是因为消息隐瞒，肯尼迪遇害或“9·11”事件就不会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