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观批判

•李仙飞•

摘要：尽管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政策上与古典自由主义十分接近，但是它们代表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社会阶层，并且有着截然不同的伦理诉求。“资本主义和金融自由”相等是新自由主义对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并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

西方存在以New Liberalism称谓的新自由主义和以Neo－Liberalism称谓的新自由主义，前者是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后者是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本文所 批判的是后者。新自由主义构建了一套罗马“百神庙”式的理论体系，自愿充当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冷酷的代言人；它们倡导的恰是达尔文生物自私论和霍布斯 “丛林原则”：自由地进行弱肉强食。

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主流的、基础性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形成于17世纪的英国，在其代表人物洛克的《政府论》中得到经典表述。在自由主义降生的第一个百年 中，一代具有启蒙精神的思想家、政治家大力弘扬个人自由的理念，提倡宗教宽容，捍卫思想自由，要求放松经济管制，建立民主政治。个人自由、理性至上成为反 封建专制暴政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利器。

自由主义由于地理环境、国别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存在着各种流派和分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派别实质上基本隶属于两大线索：一条可追溯 到洛克、斯密的“英美传统”；另一条则是以卢梭为源头的“欧陆传统”。区别这两大线索关键在于两种自由观的差异。艾赛亚•柏林对两种“自由”进行了一个经 典的界定，即所谓“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的本意是不受他人强制和干预的个人自由，它所要求的仅仅是“免除限制”；而“积极自由”则是指 “自由就是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英美传统”的自由至上主义的思想隶属英美的“消极自由”传统。其基本理路是：个人自由是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应当不受 强制；自由市场是个人自由之源，其自发力量能形成自然秩序，应由“看不见的手”来进行“自然调节”；对国家、对政府权力永远保持着充分的警觉，政府干预只 会制约个人的自由。波普将这一信条极而言之，认为“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如无必要，它的权力不应增加”。“欧陆传统”的“积极自由”的基本理路则是：自 由是一种积极的、争取自主的能力；个人自由有赖于个人对公共事务的付出；民主国家保卫真正的个人自由，国家权力越大，自由就越大；市场制度不是万能的，无 限民主将毁灭自由。

在自由主义的古典形态中，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主张是一致的。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一般都共享某些哲学基础。自由主义产生伊始，就没有将自己的视角局限于具 体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而是试图发展出一套关于个人、国家、社会的基本理论。这些理论构成自由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在现实社会政治中，自由主义最初的 表现方式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从洛克、贡斯当到密尔的理论大致反映了自由主义在这方面的诉求。随着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的确立，自由主义关注的重点 转向经济方面。它的基石是私有财产、市场经济以及国家较少对经济的干预与控制。一些人将这种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学说称作古典自由主义。从19世纪中后期起， 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尖锐，自由主义也开始进行反思，这就产生了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即我们通常所说的New Liberalism，也称作牛津唯心主义学派。其主要理论受黑格尔主义影响较大，强调国家应该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一是国家应该干预 经济，保障公共利益；二是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提供更加充分的保障，保证社会公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再度复兴，而且批判的矛头直指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这种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哈耶克称之为古典自由主义，而最近二三十 年的批判者则称之为新自由主义（下文所指新自由主义皆为此概念）。1927年，奥地利的米瑟斯出版《自由主义》一书，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否 定社会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奠定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起，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理论和 政策主张虽然没有被社会普遍接受，但是他们并没有放下自己的旗帜，而是一直坚持著书立说，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精心雕琢自己的理论。在20世纪七八 十年代，随着“滞胀”危机的出现，凯恩斯主义陷入理论困境，新自由主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两个主要流派领衔，迅速崛 起。“滞胀”原本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日趋激化的产物，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将其归结为凯恩斯主义的罪过。

古典自由主义是18、19世纪由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发展的，他们相信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可以自动调节私有制经济而使其有利于整个国家和人类。古典自由 主义是一种简单鲜明的哲学，其中心思想是在法律之下的自由－－人们可以追求自己的兴趣和欲望，只受那些不允许他们侵犯别人自由的法律的约束。新自由主义将 现代计量经济学、全球化金融市场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现代术语收纳到传统自由主义中，可以说是古典自由主义极端的翻版。

新自由主义者宣称他们的自由观来自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观。这等于举起了一面冠冕堂皇的大旗。因为古典自由主义总是和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 杰出代表亚当•斯密联系在一起。斯密是公认的现代市场经济之父，他的学说典型地代表了这种古典的自由主义。但是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说的“自由”从 来不是一个概念，它们的实际内容和真实涵义是不同的。以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成于18世纪，斯时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尚未成为统治阶级，自由主义所 说的“自由”是反对封建主义国家对当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工商业资本家的种种限制，以求实现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和包括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 动。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斯密看到了只有当自由竞争的所有个体都可以自由竞争时，才会有结果，出现一个正常的秩序。所有个体行为的结果都是源于自我利 益，而自我利益则受到经济行为的调控。今天被遗忘的是那些对”无形的大手“的限制，也就是斯密在赞美劳动分工的同时提出的限制。他很早就指出了非人的劳动 条件造成的恶果－－“它们把人这样的生灵折磨到无以复加的冷漠和迟钝的地步”。为了束缚“无形的大手”的毁灭性的力量，需要国家为了工人们的权益进行干 预。

尽管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政策上与古典自由主义十分接近，但是它们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社会阶层，并且有着截然相反的伦理诉求。17和18世纪的古典自由主 义代表反对封建特权的下层市民，它为自由企业制度辩护，甚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自由主义者还往往是某些西方国家的被剥削者和处于无权地位者的代言人。 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最初学术讨论中，只有宣扬无调控市场完美性的思想得到了认同。而这些思想则与宗教信条相差无几。新自由主义所说的“自 由”把政府干预说成是对自由的限制，对自由的剥夺。因为政府干预约束了垄断资本和大公司的自由，政府规模和干预范围的扩大挤压了私人资本的市场空间，侵害 了这些权势集团的利益。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反对弱势群体试图通过政府干预实现平等的任何努力。随着它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 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反讽性地完成了“自由”的自我背叛：新自由主义再次干预了自由市场。“又一次，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变成了‘扒手的 手’。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市场养成了一种探寻非常有利可图的、但却非生产的活动的习惯。”这种极富扩张性和攻击性的伦理以科学名义为社会生活中的诸多不善之 举下达了最终判决。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是一个由市场界定人类全部成就的，资本主义政府借此名义折磨人民的“铁笼”的“自由”－－弱者无论如何无法摆脱控 制的“自由”。

在西方现实的运用中，新自由主义的抽象性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反动性一拍即合。“资本主义和金融自由”相等是新自由主义对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通过这一理论使得自己的掠夺性变得隐蔽并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灾难。

“财富”在斯密那里，不是金银，而是劳动的产物。到了新自由主义门前，摇身变成金融垄断资本的利润。“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 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 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马克思经 过系统分析而总结出来的资本主义的基本运动法则，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得到证明。

资本是金融的核心，金融资本是资本的纯粹形式。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一些新的特点：金融资本在国内经济和政治上占 据统治地位之后，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全球并走向国际化。金融资本成了国际垄断同盟推行殖民政策的有力工具。通过金融资本进行资本输出，金融寡头控制别国经济 命脉，将巨额财富聚集在少数国家。少数食利国靠榨取殖民地人民的剩余价值而存活，“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 融扼杀的世界体系。”近20多年来，国际金融垄断集团诱导甚至以贷款、援助的附加条件等软硬兼施手段，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特别是金融自由化，为在竞争中 具有绝对优势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构建自由进出各国并确保其套利套汇收益的操作平台，导致金融频繁动荡，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不断发生。据世界银行统计，20 世纪80~90年代，全球共发生大大小小的金融货币危机108次，其中，80年代45次，90年代63次，90年代的频次比80年代多40％。这些金融货 币危机绝大多数发生在新兴工业国家、发展中国家，而美国的金融体系没有发生大的动荡，不仅如此，美国的金融寡头还落井下石，大发他国国难财。金融自由化使 得虚拟资本大幅膨胀，美国利用美元纸币盘剥世界，多次转嫁危机，并在拉美地区强制推行“华盛顿共识”，导致拉美地区成为发生金融货币危机最频繁的地区。 1994年墨西哥的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的货币危机和2001年阿根廷的债务危机等等，都是金融自由化导致的恶果。

新自由主义推行的金融自由化，在欧美国内和国际运用的是截然不同的评判标准。这一点足见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观的抽象和虚伪。在欧美国内，新自由主义极力否 定国家干预，大力宣扬自由化。一进入国际范围，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的性质就变了，国家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代言人和最后贷款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甚至能够 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弗里德曼公开宣称“为了我们的自由，政府是必要的”。作为一种国际规则，金融自由化首先是一种要求， 甚至是强制的要求。它不是主动的自然过程，也不一定符合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和管理水平。比如，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大力鼓吹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 化，这仅适用于美国的国际垄断资本进入其他国家市场。近百年来，美国政府从未被迫施行过金融自由化。但长期为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在货款给韩国、泰国 时，就要求其开放金融市场、提前实现金融自由化、取消对外国的股权限制。诚如列宁和福斯特等所言：“金融资本在国内和国际上特别流动灵活，特别错综复杂； 它特别不固定，脱离直接生产，特别容易集中，而且早已集中，于是几百个亿万富豪和百万富豪便直接掌握了整个世界的命运”，“当前世界金融危机暴露出新自由 主义本质上不是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的复活，而是垄断金融资本的一个特殊阶段，其仍然具有垄断性、金融资本主导性、停滞、危机等根本特征”。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23期，摘自2012年第12期《高校理论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