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
五、“大跃进”与“洋跃进”
谈到毛泽东在经济方面的败笔，就不可能回避“大跃进”。它确实给当时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导致后来三年经济的极端困难，及重大的人间悲剧，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注1 不论毛泽东及其政党为民族的崛起做过多少伟大的贡献，由于政策的失误而导致人民大量死亡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否定或粉饰的。将人为的失误而导致的经济灾难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并不客观。笔者对此的一点发言权来自于一个不值得羡慕的优势：笔者的家乡所在地 山东省菏泽地区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十个重灾区之一，笔者家乡的小村子也饿死了六人，甚至正在东德访问的彭德怀在收到菏泽遭重灾的消息后而提前结束访问回国。
三年困难时期，至少在笔者家乡，自然的灾害并不比往年严重。但在“大跃进”和“大锅饭”中，一系列荒谬的行为极大地摧毁了正常的生产活动。
作者在此无意为“大跃进”辩护。但深感遗憾的是，当我们不断批评“大跃进”时，却很少有人检讨在毛泽东逝世后由华国锋和第二代主要领导人主导的 “洋跃进”及严重脱离实际的“十年规划”。这是否存在着评价历史问题时的双重标准?毛泽东曾为“大跃进”的失误检讨，而无人对“洋跃进”承担责任。虽然作个检讨也许不难，但面对今日中国无所不在的贪污腐化，中国哪一位领导人向人民公开作过检讨哪?
“洋跃进”的特点是无视国家的外汇支付能力，通过大型工业项目的全套引进来迅速提高工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由于严重脱离实际，缺乏科学论证，致使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和外债(从1977年的23.45亿美元外汇储备，到1980年的12.96亿美元的净外债)，为八十年代初可能爆发严重通货膨胀埋下了种子。一些大项目不得不半途停工。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成功，不仅缓解了财政状况，而且节省了一笔进口粮食的外汇，化解了“洋跃进”对经济的巨大冲击。否则，中国经济真要被拖到“崩溃的边缘”。
“洋跃进”的另一恶果，是由于论证的草率而导致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和对地方产业结构优化的永久性破坏。上海就是一例。
因上海远离能源、原材料基地，两条铁路已紧张不堪，而上海的优势在于一流的科研力量和劳动力队伍。因此，上海的产业发展方向应是优质轻工业品和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然而，重点全套引进项目 宝山钢铁总厂的建设却使上海的产业结构不可挽回地继续走重型化的道路。当上海汽车工业占中国市场半壁河山时，人们已经忘了它正是“洋跃进”留下的苦果。当然，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上海与其它地区的发展不平衡(题外话：中国政府应迫使上海将汽车工业的增加产能，设在有一定机械工业基础，同时又相对落后的城市和省份，如洛阳、贵阳附近城市、太原、南昌、株洲、柳洲、德阳、宝鸡等)。
当第二代领导人在一九八一年主持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批评毛泽东“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时似乎忘了，他们所犯同样的错误还没来得及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