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犀乡资讯网 发布于 2016-07-11 00:00作者：editor3
第十五章：狱中战线的斗争
第一节 牢狱战线的形成
第二节 毫无人道的迫害政治拘留者
第三节 怎样进行监狱内的工作与斗争
第十五章
牢狱战线的斗争
第一节 牢狱战线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斗争的热潮。我们北加里曼丹三邦人民也勇敢热烈地投入了这场汹涌澎湃、叱咤风云的运动中去。英殖民主义者为了镇压人民的斗争，以维持其苟延残喘的殖民反动统治，在马来亚实行了“紧急法令”。1952年8月9日，在砂拉越也实行“紧急法令”，紧接着就开始逮捕反帝反殖人士。
1960年6月7日，政府在宪报公布内安法令及1960年紧急状态条例。内安法令于6月22日在国会三读通过，紧急法令于7月31日正式被取消，内安法令在8月1日正式生效，取代了紧急法令。
以阿都拉曼为首的联盟政府，在国际上认贼为父，悍然投入英美阵营，在国内采取反共反人民政策。他们援引内安法令和庞大的暴力机构，惨无人道地镇压人民的斗争。特别是汶莱人民“12.8”武装起义之后，更是肆无忌惮的进行大扫荡、大逮捕。1962年12月11日至16日，在砂拉越各地第一次大逮捕行动中，共有48位在工、农、学、政、商等各界的领袖、积极分子与成员琅珰入狱。从此以后，这种恣意逮捕行动，持续不断，而且不断升温升级。
当初被拘留的政治拘留者，是关押在各省的监狱里，随后就被断断续续押到古晋三角坡中央监狱，大部分集中在楼上，楼下关押女拘留者。
三个月后，男同志被转移到对面江的武吉西奥，这是警察训练营改成的临时集中营。分为A、B、C三座，女座照旧。在这里，战友们曾开展二次有限期的绝食斗争（ 其中一次是1963年7月22日展开48小时有限期绝食斗争），外边局势也越来越紧，监狱当局便考虑做出新的安排和调动。
1964年10月11日，50名政治拘留者(附录一)被迁移到马来亚吡叻州的华都牙也特别拘留营(Batu Gajah Special Detention Camp)，监禁在B座。在那里, 20个月时光，是受尽了精神的虐待和肉体的折磨。
1966年6月5日后，分两批移回砂拉越，关进了古晋刚建好的朋尼逊6哩政治犯拘留营。集中营占地约80依甲。男座有A、A2、B、C、D、E、F、G、H、和I，每座平常人数约130人。女座有K、K2和J，每座最多64人。还有L和M男女混合座，是关快要被释放者的营房。
从1962年12月11日第一次大逮捕起，到1977年12月11日最后一批政治拘留者的释放为止，牢狱的斗争整整经历了15年。15年来,有近万人身陷囹圄，仅1972年古晋6哩集中营顶峰时就总共拘留了近2千人。
牢狱斗争是整个革命斗争不可割离的组成部分，它作为一条秘密与公开相结合、非武装战线,积极支援配合了武装战线的斗争,为整个革命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场曾撼大地、泣鬼神的牢狱斗争，在革命斗争中谱写了自己宏伟壮丽的历史篇章。
第二节 毫无人道的迫害政治拘留者
在臭名昭著的内部安全法令下遭扣留的政治拘留者，不但丧失了作为一个公民所应享有的一切自由民主的基本权利，还遭受各种各样蛮横无理、惨无人道的迫害。
一、 在敌人惨无人道的迫害下，多位狱中战友牺牲
（一）1964年6月10日，王仰仁跟另三位同志在泗里街被捕。敌人马上用直升机把他载到古晋，押入暗房。敌人不断进行严刑拷打和疲劳审讯，使用卑鄙的政治欺骗、施以金钱、物质、美女的诱惑，都不能丝毫动摇王仰仁坚定的立场和改变他为革命为人民的红心。在6天的残酷迫害与折磨中，打得他遍体鳞伤，指甲被拔掉，颈项,肋骨被捏断，医生化验舌骨破裂,最后我们最可敬的王仰仁烈士活活被敌人打死 ！
（二）邱善尧是泗里街各行业职工会主席。1964年4月8日，邱善尧在泗里街被捕后，身体一直很虚弱，全身浮肿，随后又患上了胃病。虽有看当局安排的医生，却说“没有病”，随便开了一些普通药品敷衍了事。随后又移往马来亚华都牙也拘留营关押，反动当局根本没有进行医疗，邱同志被病魔折磨到骨瘦如柴，后演变成胃癌，终于在1966年初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三）A座的钟勇华有心脏病，但还是遭拘留。1967年9月6日,钟同志在篮球场上突然昏倒，病情非常危急，但是营方不及时积极抢救，一拖再拖，造成他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去世。
（四）D座的王焕朝在敌人的迫害下，身体日渐瘦弱，饮食无味，他给医生看，说“没有病”。就这样一天天拖下去，王同志已骨瘦如柴，经常昏倒。后检查出是罹患白血球过多症，营方还是只给一些普通止痛药片服食。
为了拯救同志的生命，牢内开展了1968年“6.6”无限期绝食斗争，逼使敌人释放了王同志。释放后，敌人又故意拖延他去中国医病，直到病入膏肓，才准他出国。但已太迟了，王同志抵达中国广州不久，就在医院逝世，当时是在1969年年初。
（ 五） 诗巫后埔港的蔡比利(方学)由于9.30特工队叛徒的出卖而被捕。她的爱人林学义牺牲在第二省的印尼边界， 敌人还是不断迫害她。
1973年4月27日，蔡比利死在诗巫狱中。
（六）1971年7月，政治拘留者蔡家晋因大腿疼痛而送去医院。但不久后，当局宣布他已经死亡，死因不明。
（七）1962年12月11日，诗巫后埔港林爱贤被捕。当时他是一位工运干部。由于长期的折磨与迫害，1965年在吡叻州华都牙也扣留营里神经失常，变得胡言乱语，有时大吵大闹，有时用拖鞋来跪地膜拜，飞蛾、蜘蛛等昆虫都抓来吃。在同志们交涉下才获得释放。回家几年后就逝世了。
必须指出，无数被捕的革命同志与群众在牢狱中遭到虐待与迫害，受到凶残的攻击，打至内伤，有的释放后不久就逝世，更多的身体健康遭到严重的损害,受苦终生。敌人的法西斯暴行，真是罄竹难书 ！
二、 狱中同志遭到恶毒的殴打
大部分被捕的同志都遭到无理的殴打。
1967年2月27日，第一次无限期绝食斗争开展后，敌人丧心病狂的毒打同志们，丘立基、黄拔怡、刘瑞金等同志都先后遭到毒打。
在1968年6月6日无限期绝食斗争期间，E、F、G座有许多同志被殴打。
在一次搜查中，G座的张石源同志无缘无故地遭到数十名狱卒的围攻。
黄仁生同志为了抢救同志，也同样遭到一顿毒打。张炳坤和郑荣见义勇为，在抢救这两位同志时，也遭到敌人的拳捶脚踢。随后，这些法西斯暴徒又强押一部分同志到石灰牢里去进行殴打，以警棍、小刀进行恐吓，及以强迫去嗅他们的臭皮鞋等方式进行羞辱。在这次殴打中，张石源被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郑荣被打得昏厥过去。
同年8月，F座以张炳坤为首的10多位同志又被强压到牢中医院，惨遭毒打，狱长的警棍都打到断掉，同志们被打得伤痕累累，有的身负重伤。
同年10月，E座的黄永昌向来访的家属揭露了敌人的暴行，随后就惨遭10多个心地恶毒、行为卑鄙的狱卒狠凑毒打，打至昏倒，醒来又打。可恶的营长还强迫他下跪吻其臭皮鞋，和迫他求饶等。
1970年1月19日，A座有一半（50名）同志被调往B座的途中，在营长和一个高级医务官的指挥下，这些凶神恶煞的打手强拉硬推并殴打我们同志，有的被打倒在地，被拉起再打，许多同志被严重打伤，有的被打昏了，其中许永兴与陈仁福伤势最重。
以上略举的只是我们同志被殴打的一些例子，这不过是沧海一粟，而执行殴打我们同志的罪魁祸首是来自马来亚的官员，这是马来亚反动政权所豢养的法西斯暴徒。他们是砂拉越副总监那惹加查利，集中营前任营长达星，后任营长罗其福及副手拉马达士、彭发庆、纳哇拉南、德吉星、可兰集星以及一大批喽罗走卒。
三、 强行隔离，妄图各个击破
除了在思想上妄图分化瓦解我们的战友之外，也千方百计从组织上进行分化瓦解。他们把我们成百上千的同志分成强、中、弱的等级,然后区别分开来拘禁，妄图分散战友们的凝聚力、向心力，然后各个击破。
1964年10月11日，敌人强押50名砂拉越拘留者到马来亚华都牙也拘留营。在那里，我们同志被个别禁锢于不同的互相隔离的个人牢房，彼此初期不能来往见面。后期在我们同志争取抗议下才放宽可以自由来往，有个别同志也被调到政治部盘问。
1970年2月9日，女K座有60多位女同志被大批的男女狱卒抛摧泪弹，用水龙头驱散，15名女同志被强押到石灰牢单独监禁20天之久。从此她们就被蛮横地隔离在K2座。
1970年1月19日，敌人同样是使用暴力把A座的一半战友隔离到B座。
四、 押入隔离室和沙厘房进行个别监禁等集体处罚和折磨
所谓“隔离室”（Segregation Cell）又称“石灰屋”，它面积8尺 x 8尺，是 密封的，只有一个1尺方的小窗，房门是用坚固的厚红木制造的，平常是关著。房内除了一张被、一个枕头、一个尿桶，其他什么都没有，一天24小时的单独监禁，除了大便和冲凉，其余的时间都在小房间内。而且头一两个星期，吃的是面包和腐坏的咸鱼。每星期会见家属一次，以及写信、看报和看电影的权利都被剥夺殆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关上一年半载，都可能使人精神错乱。其中一次，詹世林只是与他座战友招一下手，就被押去隔离室处罚。赵松胜和陈宗明作为代表向当局要求放人，也被押去隔离室个别监禁。
在对面江时，郑贞禄在敌人面前造反，就被押去中央监牢单独监禁二个月之久。丘立诚和钟松炳反对敌人无理折掉晒衣服铁线，也被拉去沙厘房囚禁折磨。
反动派动辄施以个别的或集体处罚和折磨，可以任意剥夺战友们会见家人、写信、阅报、听收音机等权利，处罚时间几个月。有时敌人狂性发作时，可以寻找借口，推委不予补换日用品，长达几个月之久。
在对面江时，有15、16位战友关押在小小的沙厘屋牢内。白天热得令人窒息难受，晚上又冷得令人发抖。有时在烈日炎炎之下强拉去做苦工，下午2、3点去做运动，甚至强迫去做“斗鸡”的动作，或作“狗爬”，受尽污辱。
五、 在“暗房”进行严刑拷打和疲劳审讯
所谓“暗房”，是在集中营以外的、隐蔽審讯地方，是政治总部专门用各种各样恶毒卑鄙的手段,企图瓦解革命者斗志及榨取情报的密室。战友们在这里，比在营内隔离室所面对的考验更为尖锐严峻。有的牢内同志形容:“如果说监牢是人间的地狱，那末’暗房’就是地狱里的酷刑场”。15年来有许多战友被关进了惨无人道、暗无天日的“暗房”，黄冠俊、何君灿、兰万成、林永伦、丘恒山、杨传兴、郑炳才、刘意礼、陆盛同、丘立诚、倪可文、陈李森、沈瑞娇等等同志都被押进“暗房”受尽了折磨和迫害。王仰仁同志就是在“暗房” 活活被打死。
押进暗房，短则最少1个月，长达几个月，甚至一年之久。在单独监禁过程，政治部轮流几天几夜不许睡觉的连续审问，被拷问者被迫脱个精光，身上还泼了水,让冷气机吹袭,冷得牙齿直打架。有时要你坐在冰块上，冷冻得全身麻木僵硬。有时倒吊在架上，手触不到地，还吊着打，一边打一边审讯。他们动不动就拳击脚踢，像打沙包那样打肚子、打肾部、胸部等表面上看不出受伤的痕迹，里面却是重伤了；有时，他们揪住头发，碰墙撞壁；有时夹手指、刺指尖、扯脱指甲；有时还强迫手淫和喝尿。女性拘留者也不例外，甚至把她们剥得赤条条地，用卑鄙、下流、无耻的行为羞辱她们。
六、 蓄意搜查
在集中营每隔几星期或2、3个月，监狱当局便要进行一次破坏性和挑衅性的所谓“搜查”。在战友宿舍被彻底搜查的过程中, 狱卒们任意破坏战友的私人物品，衣服等散落满地，甚至肆意拿走同志们的文件夹、乐器、习作簿、语文练习簿、药品、报纸和日用品等,简直是在进行“强盗式的打抢”。搜查时有的官员与看守的态度非常恶劣与具有挑衅性，他们用语言任意侮辱和嘲笑我们。这样经常的搜查使同志们生活和心情非常不安与痛苦，是变相的迫害与骚扰。
七、 从物质生活到医疗等方面进行虐待
15年来，反动当局不但对狱中同志进行政治迫害，他们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受到有形无形的威胁，而且从物质生活到病痛等方面也进行蛮横的迫害。
同志们住的条件很恶劣，营房建得很矮，锌片盖顶，没有天花板（经过绝食斗争后才有装置），周围没有树木遮荫，锌片围墙，空气不流畅。白天烈日暴晒时，有如被窒困在大蒸笼里，致使大家不得不躲到床底下喘息，或多去冲凉。
再说，每座营房住上几十人至百多人，只有四十光的灯光装置，造成不少难友犯上视觉毛病。水供应也短缺，洗刷、大小便、卫生等都受到影响。
在用品饮食方面很恶劣，这是营方勾結奸商的结果。他们在配给方面作手脚,用品一般如衣服、鞋、牙膏等都是劣质的，配给的蔬菜不新鲜，煮后发现有蟑螂、沙、草虫等，有的鱼没有破肚就放进去煮，且切的薄薄如刀片,有的咸鱼发臭生虫了，肉类是最恶劣的，有的韧得无法吃，有的饭中渗有细沙。家属拿来的东西受到严格限制，有时遭到拒绝，被允许拿进去的罐头，有时被用生锈刀打开；水果、高丽参等经过监狱的手,到同志们的手里时，已经所剩无几了—— 因为有的已经“不翼而飞”！
同志们由于长期受到肉体折磨与精神虐待，加上物质待遇恶劣，医药照顾极差，同志们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每次去找那些所谓“医生”不过跟反动派一鼻孔出气，无视同志们的病况，更常马虎乱开药方，不然就是拖拉，说：“你病痛很平常(biasa)，我也有”，使同志们遭到更多不必要的痛苦。男同志去看病，时常遭到无故责骂，甚至拒绝检查，女同志则给予不少侮辱，甚至不必要的脱衣服检查。
八、 无限期的扣留
在臭名昭著的内安法令下，政治拘留者被剥夺了公民应享有的在公开法庭接受审讯及为本身辩护的基本民主权利，不经审讯被扣留的期限是两年。因此，每两年拘留者期限满后，就得到营方办事处去问话。假使你不放下思想、不跟政府合作，他们就会再发一张2年的扣留証给你，有的已经逾期了再补发,他们以无限期的扣留，妄图长期的迫害与虐待，来磨掉革命者的意志与瓦解同志们的革命思想。在“斯里阿曼”行动之前，许多同志都以坚持斗争、坐穿牢底为荣，他们经历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
第三节 怎样进行监狱内的工作与斗争
一、 在监狱领导核心小组的领导下，制定与执行牢内革命工作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在斗争条件与环境极为艰难险恶的监狱里，如果没有建立健全的统一的中心领导，就不能达到“五个统一”，就不能坚强有力地跟反动派及其走狗作斗争，以及巩固与发展自己。为达此目的，以省为组织单位，然后从各省派出代表产生一个领导核心小组，而这个小组是秘密的，是牢内的最高领导小组。这个领导核心小组的主要领导人是黄冠俊，他也是第三省的代表，组员有第二省的代表陈宗明，第一省的代表田文和和第四省的代表雷皓明。
1966年一从马来亚回来后，撤掉雷皓明，改由陈宗明兼负第四省拘留者的领导工作。由于调动关系，领导小组不能全在同座，根据需要后增加了丘恒山，蓝万成等。负责女战友的领导人是曾梅花、谢细妹，后来蔡银娥等也加入。公开的狱中代表是陈宗明、赵松胜和刘意礼。后期郑炳才，吴华东等也曾作过代表。
1966年后，在6哩集中营的各座都有选出代表，负责总务、体育、文艺、书报、语文学习等，组成一个公开的领导小组，处理座内的日常生活问题和必要时跟监狱当局进行交涉。
在牢内，同志们始终坚持以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互相结合的组织形式开展工作，仍然以秘密为核心，秘密领导公开为组织的基本指导原则。
狱中有了领导核心小组之后，还必须有赖以遵循与执行的路线、方针与政策。
那末，牢内革命工作的路线是什么？它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牢内革命派为动力，在革命组织的领导下，发扬革命气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思想组织上的建设，为完成打破牢狱回到牢外革命大家庭中去而奋斗。
而革命工作的方针是：不主动向敌人开展大斗争，积极争取群众，提高思想素质和政治认识水平，培养干部，隐蔽精干，提高组织形式，建立一元化的、健全的领导班子，巩固监牢阵地，配合牢外斗争，为完成第二个目标——冲破牢狱和牢外革命力量会师创设条件。
关于牢内对敌斗争的政策，有:(一)不主动、轻易地开展无限期的绝食斗争，若是敌人胆敢疯狂地迫害，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采取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二)开展适当的斗争，以维护过去斗争所取得的果实，改善生活物质条件。对敌人的迫害行动，如搜查、石灰牢处罚等等，应适当开展各种形式的非暴力的斗争，并向牢外广大人民群众揭露敌人的丑恶面目,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
在牢内进行组织和思想建设，提出了“提高牢内的组织形式，反对资产阶级的派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跟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作坚决斗争。
在经过领导几场轰轰烈烈的绝食斗争取得胜利后，牢内领导小组逐步在同志们中建立了威信，加上当时武装斗争正迅速蓬勃的开展，牢内外取得联系，相互鼓舞。牢内领导又决定开展一场思想整风运动，打破了省的界线，肃清了宗派主义与山头主义，纠正了许多错误思想，为牢内建立党组织铺平了道路。
在牢内建立了领导核心小组，并制定与执行了牢内革命工作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狱中战线斗争才能在漫长的岁月和尖锐的斗争中，得以继续存在与发展。
二、统一战线工作
为了做好牢内的工作，更好地开展监狱内的斗争，则必须做好牢内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此，牢内领导认真探讨和制定了明确的统战对象与政策：
（一） 把死心塌地为反动派效劳的头子及为非作歹的凶手和只为了生活而工作的低级官员和狱卒加以区别，对前者采取孤立打击的政策，对后者采取团结教育的政策。
（二） 突破一切困难，团结帮助新进牢的革命者（敌人把他们关在不革命座内）。
（三） 把不革命座中的少数坏分子与那些在绝食斗争中坚持不了，但还不愿意叛变革命的加以区别。对前者跟他们划清界线，对后者则采取团结教育他们，只要他们愿意回头革命，继续欢迎。
（四） 争取团结教育革命派座内的民主人士。
（五） 团结教育政治拘留者家属。
（六） 团结教育在营内作杂工的工人和炊事的刑事犯。牢内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争取团结教育狱卒的工作。尽管他们原本是敌人雇用来营房工作的，但为数300多名的狱卒的绝大多数是工农或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也是受剥削与压迫的，大多数狱卒并不很敌视政治拘留者，少数还会有同情心。由于长期执行争取团结教育狱卒的政策，敌人也有所发现，为了破坏同志们同狱卒的关系，敌人常恐吓和处罚狱卒,把好的狱卒调走，把不好的调来，有的限制他们的行动，不许他们到牢内工作，不许他们自由进出营内。
经过长期坚持的统一战线工作后，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同志们争取到了少数的狱卒，并把他们发展成为我们的同情者。我们同时也争取到一些在集中营里煮食的刑事犯，通过他们的帮助，打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把牢内各座串联起来，使牢内各座有了统一的领导。同志们也争取了家属与牢外一些开明的资产阶级人士与群众的同情与支持。牢内之所以能够在那样艰难险恶的环境里胜利地发动四场无限期绝食斗争和多次的有限期的绝食斗争，这跟我们长期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三、进行思想教育工作
牢内的政治拘留者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深受剥削与压迫，对现实不满和有要求改造的一面，特别是革命形势好时，他们可以积极热情地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但是，他们也有弱点的另一面，特别是革命形势不好时，本身又面对较大困难与危险,及长期监禁,或跟个人主义有较大冲突时，他们中的一些革命立场就可能动摇、走向不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组织的思想教育工作则成了同志们更好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坚定革命立场，下决心坐穿牢底以及准备冲出牢门与牢外会师必不可少的重要的保证。这项工作也必须是長期不断地進行。
为了更好的进行牢内思想教育工作，牢内组织制定了关于思想教育的政策：
（一）开展大学大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工作，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使之出现一个新局面。
（二）展开思想整风运动，把斗私批修工作搞细搞深，促进思想革命化。
（三）学习研究北加与牢内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四）提拔干部，并进行有计划的教育培养接班人。
（五）实行红专政策，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培养专才以备将来革命的需要。
在牢内进行思想教育工作，首先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发动大家学习毛泽东著作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同志们以张思德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白求恩的“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精神，愚公的“不怕山高困难多，每天挖山不止”的精神，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和斗争的力量源泉。同志们以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学习，带着问题学，学用结合，通过学习，进行探讨，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促进思想革命化。其次，在学用《老三篇》的基础上，提出破私立公，“二不怕”和自我革命等运动。就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例，在牢内为了创设条件体验与锻炼“苦”与“死”，有的战友赤着身子睡在洋灰上，有的饿着肚子不吃东西，有的在洋灰水沟边匍匐爬行，有的在炎日暴晒下，举重物跑个不停，有的在盛满水的电油桶浸三五个钟头，有的睡厕所，有的坚持三四个晚上不睡，有的种菜浇肥用手去搅大便，有的抓日本螺吃……。通过这样的运动，触及大家的灵魂深处，激励大家的思想改造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再次，发动了一场牢内思想整风运动，以毛泽东著作(特别是《整顿党的作风》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作为理论标准，探讨与批判当时牢内以省为单位的宗派主义思想、主观主义和“左”右倾思想,使牢内在新基础达到新的团结,实现了牢内的统一领导,并为建立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四、过有规律、丰富多采的狱中生活
在那受尽折磨的漫长岁月,在那暗无天日的不自由的监牢生活,胸有远大理想和崇高抱负的政治拘留者，都会把监牢变成社会大学，从中学习、锻炼、改造与提高自己成为一个有才有德、倔强不屈的战士。
在公开方面，有开办语文学习班，学习巫文、英文、华文。有一套丛书，如《哲学初步》、《社会学初步》、《逻辑学初步》，学习文化跟掌握知识和理论观点结合起来。通常只要有一本好书传进去，大家都争着用手抄起来，甚至有的躲在厕所抄到凌晨两、三点。还有一部分战友参加报读英国剑桥九号文凭考试、土木工程、建筑学和新闻学等的教授课程。
政治思想的学习主要内容有：初期,没有什么资料，靠大家的记忆，把各自在外边所学的编写凑合在一起，互相学习。后来牢外有传进一些资料与文件，学习内容就丰富了，大家不时举行座谈会和辩论会。牢内也曾出版过两、三期的手抄季刊《铁窗烈火》。难友中拥有一本叫《LA QUESTION》——《拷向》的英文书。林增化等战友把它翻译成中文，成了牢内精神读物之一。有些战友还进行文学创作，陈宗明也编写了一本厚厚的伊英字典翻译成《伊华辞典》和卓恒山编的《伊班语初阶》、《伊班谚语与谜语》。
1967年，通过斗争，政治拘留者争取到的乐器：口琴、笛子、二胡、吉打、小提琴、手风琴……在营房内响起了交响音乐，抒发了大家心中的情怀和战斗进行曲。同志们还有歌唱班，练唱革命歌曲、文艺歌曲和民间歌谣等。中国文革时期，还掀起大唱语录歌，连狱卒也会跟着哼“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女座办有舞蹈班，男座练武术和舞狮。春节到来之际，大家纷纷呈现各项节目:舞蹈、歌曲、诗歌、话剧、乐器演奏、相声、快版……洋溢着节日的热闹欢乐的气息。
除外,我们也安排每天早上读个别牢內生活文章，定期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检讨会，解决生活中存在各种人事矛盾和傍晚锻炼身体,有时还举办各种体育比赛。还编排值日表，让同志们轮流负责座内卫生和膳食、种菜等工作。
总之，尽管同志们身陷囹圄，饱受各种煎熬迫害，牢友们还是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尽可能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使狱中生活过得有规律、丰富多彩，又洋溢着战斗的气氛。大家都惦记着共同的信念：在狱中更好的充实自己，提升自己，锻炼好身体，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冲破牢笼，胜利会师，实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奋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