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犀乡资讯网 发布于 2016-07-08 00:00 作者：editor3
第十四章：关于“斯里阿曼”谈判
第三节 “斯里阿曼”谈判结束后
一、第一省留下 52位
二、拉让江地区留下122位
三、敌人加强军政进攻
（一）对第一省坚持下来的所施加的压力
（二）对拉让江地区坚持下来的所施加的压力
四、拉让江下游出现小宗派活动
附录 : (一)目前形势和合法斗争的问题
(二)谅解备忘录
(三)我对1973年右倾投降路綫的交代
(四)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声明
第三节 “斯里阿曼”谈判结束后
一、 第一省留下52位
开展了八个多月的“斯里阿曼”行动，终于在74年7月4日宣告结束。
在这之前，林和贵获知拉让江地区有留下一股武装力量坚持斗争，他也考虑第一省能否同样留下一部分武装人员。当时乌云密布、妖风狂吹之际，没有多少个干部和战士主动愿意留下来。倒是有一部分西加的同志，他们在砂拉越无亲无戚，怕出后会遭到政府的迫害，宁可留下或投靠印尼共。
作为领导干部的潘瑞清认为印尼的西加同志为了北加革命，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尽管他们水平不是很高，但我们作为本国的北加同志更应留下，有责任带领他们一起战斗。另外一位领导干部曾佩雄，原本是出去的，但当他看到潘瑞清希望另有一位领导干部留下配合他时，他就毅然留下，带领同志们一起战斗。
林和贵要求曾佩雄和潘瑞清等52同志留下后，并要他们至少坚持3至5年，等待时机，同时跟曾和潘等处理了往后多处的联络办法。
7月5日后，第一省坚持下来进行武装斗争的52名名单如下：
（一） 在伦乐与边界一带活动的15位：1，官木荣（何士曼、李立峰）2，黄元兴（黄锦隆）3，吴芝顺（李长春）4，苏亚扁（苏英乡）5，刘佑桃（何毅慧）6，蔡玉平（蔡亚强）7，郑美娥（郑佩坚）8，韩鹏发（杨志坚）9，官德添（蔡汉辉）10，叶润新（陈赤明）11，温和海（温燕林）12，何水莲（苏红梅）13，吴梅花（赵林峰）14，陈振和（陈亮）15，刘和海（刘宴文）。
（二） 在马当山与三巴里山区活动的16位： 1，潘瑞清（曾广平）2，曾佩雄（张亚华）3，杨祖国（林快） 4，黄学钦（黄志伟）5，赖水圳（董存华）6，林玉燕（李丹心）7，黄桃妹（温锦青）8，林玉平（林武山）9，蔡永才（蔡武德）10，郑春霞(陈慧利) 11，杨碧美（杨文武）12，刘水枝（刘伟华）13，李开劈(李志勇)14，余世达（余少波）15，田育淦（李北辰）16，潘瑞汉(廖发扬)
（三） 在马当和石角区活动的13位：1，廖增胜（彭文彬）2，朱木成（江英）3，黄祝妹（苏伟娥）4，吴玉珍（林明鸣）5，温水清（张继前）6，古桂金（廖永鸣）7，黄炽坤（马敬红）8，蔡莲香（李桂珍）9，黄月娇（李芳玲）10，林祝枝（钟江红）11，蔡月瑞（邱晓辉）12，郑和清（郑宝龙）13，黄月云（黄小惠）
（四） 在朋尼逊路10哩等地区活动的8位：1，温华祥（刘小平）2，池嫣当（林秀芬）3，沈仁忠（陈万红）4，吴国荣（吴汉明）5，杨文兰（杨孟兰）6，赖清红（林武劲）7，李乔英（江起劲）8，黄玉莲（黄雪花）当时这一支队伍的核心领导组成员是曾佩雄、潘瑞清、杨祖国、黄元
兴及官木荣5人。
职务分配方面：总负责曾佩雄、副潘瑞清。
军事工作： 正杨祖国、副黄元兴。
后勤工作： 正潘瑞清、副官木荣。
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财政工作由曾佩雄肩负。
1974年7月5日“斯里阿曼”行动后坚持下来的52位，牺牲16位，离队或叛变的17位，1986年被捕及谈判出来的19位。
二、 拉让江地区留下122位
在拉让江地区，於70年代初，一般同志还满腔热忱、斗志昂扬，对黄纪作提出的“和谈”普遍上存有疑问与顾虑，但由于理论水平与觉悟不够高，难以把事实摆得清楚，道理也讲得不透彻。但由于大家基本上相信党，忠实于革命，是留是出基本上服从于革命组织的分配。那时，大家的信念是，出去是革命需要，是为了开展公开合法的斗争；留下也是革命的需要，是为了更好的坚持武装斗争。敌人用反革命的两手策略来对付我们，我们也要用革命的两手策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时坚决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和坚决要求放下武器出去都是少数。有些要求留下来的，由于健康欠佳或其他原因，后来还是送出去了。有些原本希望能留下来，却又留不住。那时，出去的约占拉让江地区总人数的69%，许多是体弱或带病者或是根据需要者。
在“斯里阿曼”行动期间，有6位同志（郑秋台、黄幼钦、黄国华、黄玉妹、刘贤超和江先和）他们选择了去中国（有的是被派去的）。他们乘的轮船抵达中国黄浦江码头，却不被中国接受入境，只好返回砂拉越。
1974年7月5日后，在拉让江地区，只留下122位（约占31%），名单如下：
（一）OMT单位（指于74年7月5日在该单位）
1， 王连贵（怀远） 2， 黄祥云（劲强） 3， 俞诗东 （怀武）
4， 余清禄（求实） 5， 卢友爱（扬帆） 6， 郑赛云 （怀坚）
7， 刘仁祥（怀恩） 8， 李华健（志峰） 9，朱宋盘 （学恩）
10， 雷月梅（红坚） 11， 江秀娇 （新苗）12，阮赛兰 （志方）
13， 梁娇芳（勇劲） 14， 江玉英（百炼） 15，潘启坚 （反修）
16， 林贵美（怀全） 17， 邵火祥（志武） 18，余碧兴 （增坚）
19， 余志发（学愚） 20， 沈秀琦（坚持） 21，江海佳（民军）
22， 洪惠莉（劲草） 23， 黎嘉文（怀民） 24，吴松美（三民）
25， 杨云庭（武东） 26， 高夏远（怀学） 27，高永发（向恩）
28， 黄天火（向前） 29， 江祝英（意坚） 30，郑珠英（海燕）
31， 梁桂仙（怀锋） 32， 黄焕娣（思远） 33，吴贞平（为民）
注： 当时在OMT的33位， 后来牺牲9位（ 有 号者） ， 坚持到1990年的有1位，中途离队的共14位。
（二）MR（中游）单位（指74年7月5日在该单位）
1， 林其清（怀军） 2， 黄理行（尖兵） 3， 李瑞金（武波）
4， 陈干共（怀鸽） 5， 许保业（学民） 6， 叶绍国（毅强）
7， 李金焕（风雷） 8， 许月珠（立远） 9， 蔡美英（思英）
10，吴贞香（思晶） 11，刘赛凤（兰青）12，Sinia Ak Ubong（学峰）
注：当时在MR的有12位，后来牺牲4位（有 号者），坚持到1990年的有5位，中途离队者3位。
（三）1974年7月5日在DR (下游) 单位的同志名单:
1， 洪楚廷（学群） 2， 卢宝兰（永红） 3， 刘昌心（ 志 坚 ）
4， 陈光德（毅坚） 5， Ubong Ak Nuing 6， Burang （武群）
7， 蔡安明（华联） 8， 余汉文(保国) 9，刘祥勇（忠勇）
10，张延居（铁汉） 11，Aju Ak Ubong（武英）
12，Serijin Ak Ubong（冲宵） 13，姚银花（向阳） 14，谢水源（红兵）
15，黄长安（强汉） 16，毛巧兴（一心） 17，陈日强（勇斗）
18，黄美华（革红） 19，方孝章（耀武） 20，黄育灿（建国）
21，叶春理（红阳） 22，杨祖华（学军） 23，黄珠英（立志）
24，孙剑平（向东） 25，范碧芳（连英） 26，刘添福（志明）
27，谢惠莲（求平） 28，林树雷（持政） 29，吴德芳（学英）
30，李碧云（小李） 31，刘小雄（学东） 32，黄招发（向东）
33，杨省智（红军） 34，赖子铨（长城） 35，俞惠莲（明辉）
36，赖子发（思忠） 37，黄华道（小坚） 38，黄玉芳（红英）
39，詹赛琼（向党） 40，钱功洲（益民） 41，林新化（红辉）
42，倪新聚（峰火） 43，洪顺美（怀民） 44，吴松华（承志）
45，吴松英（阿毛） 4 6，温贤定（杨会强） 47，刘扬彬（活学）
48，张淑英（张秀琴） 49，卢春新（忠民） 50，江盛材（发扬）
51, 吴庄贤（战明） 52，王伟忠（思武） 53，刘志明（夺武）
54，张锦兴（征远） 55，张碧云（胡兰） 56，何可兰（斗争）
57，张瑞泰（高岩） 58，黄金凤（朝光） 59，吴孟康（夺武）
60，卢方理（火苗） 61，吴德松（爱国） 62，池贞芳（穷红）
63，刘月兰（曙光） 64，许仲铁（铁兵） 65，翁仰恩（卫国）
66，刘赛莲（怀英） 67，刘华荣（图强） 68，陈世灿（江晖）
69，詹雪娇（武英） 70，高月隆（小虎） 71，王广清（奋勇）
72，卢美珠（小兵） 73，吴德顺（吴云） 74，张德豹（立新）
75，吴良鸯（小红） 76，李道进（鲁青） 77，何秀云（战荣）
注：当时在DR的共有77位，后来牺牲了12位，坚持到1990年的有22位，中途离队者共43位。
在东部拉让江地区留下坚持武装斗争的共有122位指战员，进行了重组。重组后的北加共产党中央第二分局代理书记是洪楚廷，副书记是王连贵，委员是温贤定；北加里曼丹人民军总司令兼政委是洪楚廷，副政委是王连贵，副司令是乌榜(Ubong)，后來又增选温贤定为司令员。同时，也把拉让江的三个武工队改组为三个支队，活动於拉让江的中游、下游和OMT三个地区。
三、 敌人加强军政进攻
（一）对第一省坚持下来的所施加的压力
在第一省,于“斯里阿曼”谈判期间，敌人不断开展军事压力。在“斯里阿曼”行动后期，他们乘胜追击，妄图在坚持下来继续武装斗争的队伍还未站稳脚根之前，就把这股武装力量消灭掉。曾佩雄的部队在国内坚持的6年内，“围剿”行动从未间断过。敌人动用海、陆、空三军，动员的兵种,除了正规军外，还有民防队、自卫团、警察和反共突击队等，对小小的马当山区进行地毯式的密集搜索，扎下营寨几百个，发现的直升机场有60多个。他们还设了炮台，对北加人民游击队进行炮轰。于1974年10月间在石角上湾头的一次军事行动中，就牺牲了郑和清、蔡月瑞、林祝枝、蔡莲香和黄炽坤5位同志，给同志们沉痛的打击。同志们的保存面对很大的威胁，每次出外活动就要准备被埋伏和打遭遇战。
敌人也开动宣传机器，大搞反共反革命的心理战，他们还威迫利诱家属、“自新”人士和《谅解备忘录》下出去的前同志进行“招降”工作。还大量地到处散发反革命传单。反动当局还出版《新闻简报》、《新生活》等反共刊物，到处煽妖风，点鬼火，对革命进行恶毒的攻击。
当时第一省革命群众也面对很大的压力，他们受到“斯里阿曼”行动很大的冲击，在还未回过神来之际，又面对敌人的威迫利诱。反动派还采用“拉出去，打进来”的策略，收拢了大批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监视革命群众和同志的活动，恫吓若再支持武装斗争，就进行坚决的镇压。事实上，仅1975年，反动当局在伦乐就逮捕了44位群众，朋尼逊62位，西连一带也逮捕了75位群众。
（二）对拉让江地区坚持下来的所施加的压力
到了1974年4月尾，在拉让江地区出去了三分之二，剩下的部队没有再出去的迹象，反动当局感觉不妙，於是紧张的发动社团领袖、公众领袖、地方政治领袖、有关人士、有关政府部门的领袖、家属等，向坚持下来的北加人民军发出呼吁，呼吁我们同志趁早出来，不出来有被消灭的危险……。
作为副首席部长兼副州行动委员会的杨国斯也给洪楚廷写信,问洪楚廷为何还未出来？并邀洪楚廷出来会面。拉让保安区政治部主任袁悦凌也给了洪楚廷与王连贵写信，施加压力，并恫吓说，6月22日必须移向指定的地区，翌日“保安部队”将恢复例常的巡逻。再不出来，7月4日，将宣布“斯里阿曼”行动结束。
“斯里阿曼”行动一结束，7月5日，反动当局即刻恢复了军事行动，重点是放在下游第三军分区。他们动用军舰与兵船在江上巡逻，直升机在上空侦察与散发传单，用地面部队在群众区和进森林搜索，时而配合炮轰。
1974年7月17日，一位女同志（何秀云）在诗巫龙岩区的军事行动中牺牲。这是军事行动开始后第12天，第一位牺牲的同志。而后，在无数次出动几十名、几百名敌军的军事扫荡和“围剿”中，断断续续都有同志牺牲。
其中，较大的军事“围剿”，要算75年9月9日的全日戒严，反动当局出动大约整千名兵力，在下游的东来、南舌、巴拉当等处布兵，从开始到结束， 军事行动持续了二个月。另一次，1983年4月14日， 在诗巫郊区和南门、如楼一带宣布几天的24小时戒严，至少动用了四千多名的兵力，却导致敌方自相开火，死伤30多个。
敌人部署军事行动，以长期驻兵、长期围困和粮食管制，通过戒严和炮轰,使我们不得不作长距离转移,他们妄图在我们流动中进攻和消灭之。虽然敌人无数次的大小军事“围剿”直接造成我们的伤亡很少，但对士气的打击却导至一些立场动摇者放弃武装斗争。
敌人在军事扫荡之后，没有取得成效，通常就向群众下手 ——逮捕和迫害群众。75年9月那次行动，东来坡就有30多个群众被捕，麻罗、南舌与东南坡也逮捕了10多个，包括伊班人在内。76年中，在麻罗坡也捉了72个群众。敌人还诱惑群众主动出来“自首”,并威胁不自首将要“面对严重的后果”，妄图隔离群众跟人民军的关系，使他们无法再同情和支持革命武装斗争。
敌人知道，单单依靠军事手段是不能消灭共产党和人民的武装反抗的， 它们必须采取“军政并举”的策略， 即有时以“军事”为主， 有时以“政治”为主的两手策略。它们也知道，贫困是革命与人民反抗的根源。为此，要在政治上博得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就必须搞些发展，以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和缓解人民的不满情绪。
另外，长期的反革命行动，它们也总结出这样的经验：要削弱与瓦解我军全体同志的斗志，必须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即采取反革命的心理战，这将产生战场上所不能产生的作用。它们通过电台、报纸与传播媒介，大造反革命舆论， 诱迫家属和前同志呼吁坚持斗争的同志放弃武装斗争……；通过召开反共集会、反共展览会等,以破坏打击革命的声誉；通过无中生有对革命的领导人，竭尽诬陷诽谤的能事，以破坏领导人的威望，制造内部紊乱和猜忌；通过通缉和以赏金为诱饵，在高赏之下出“勇夫”来密报，以达逮捕与消灭共产党人的目的；通过蹂躏摧残烈士的尸体，大搞恐怖主义，以死相威胁，使同志们恐惧而放弃斗争；通过拉让江保安部出版《拉让江人民之声》（共出了30期）等反革命刊物，印发大量的反革命传单，以加强其反革命心理战的力度，配合军事进攻来消灭这股武装力量。
四、 拉让江下游出现小宗派活动
革命转折后，1976年至1977年，在下游第一军分区出现了“左”倾小宗派活动，给革命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带头搞“左”倾小宗派的是HS，他是第一军分区的副领导，另外一个是基层干部。革命转折后，他们立场就有了动摇。然而他俩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为名为利的个人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利用国内领导犯路线错误，以“马克思主义”自居，和“捍卫文铭权路线”为借口，在一部分同志当中挑拨是非，散布流言蜚语，散布对当时领导第一、二军分区工作的温贤定和拉让江地区主要领导人洪楚廷的怀疑与不满，带领与影响一部分认识水平较低的同志，对继续坚持与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领导同志进行不正确的斗争，逐步形成小宗派活动。
他们的“左”倾小宗派活动到了76年5月底达到最高峰。在这之前，他们单独研究和批判路线，并秘密地制定对付领导的计划。即首先和温贤定碰面时，要他明确表明对路线的态度。开展批判之后，还不能解决问题，就准备去找洪主任（楚廷）。若还不能解决问题时，再打算找OMT宣委王连贵。再不能解决问题，就按他们的办法“革命”下去。在一切部署就绪后，5月底，他们来到温贤定的住点。温明确告诉HS，领导上已经搞通路线了，也认为“出多留少”的策略也是有错误的，并争取8月份左右进行公开的批判。HS只再三强调他们那一部分同志要见温贤定，丝毫不肯透露包藏的用心与行动计划。
5月27日，温贤定去见这些搞派别的同志。在温来到之前，HS早就布置好场所，和部署好不寻常的活动。在进口处做起了门楼，上面大字写着“坚决打倒修正主义!”在住点的会场周围张贴许多显目的标语,如:“打倒黄纪作叛徒!”“打倒投降主义者!”“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之一”等，大字报栏上贴满了许多指责拉让江地区领导和路线的大字报；例如:“自投降事件发生已近三年，但是党内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依然坚持其路线，对文主席的革命路线与指示不顾”、“向修正主义当权派夺权!”诬陷温贤定“会陷害同志，要警惕!”公然指说温“没有能力当领导，要由群众来选举”、鼓吹“谁反对错误路线的功劳大，就由谁来当领导…”,“若死不悔改,林彪、刘少奇等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当领导同志进门时,他们中有同志就高喊:“打倒修正主义!” “彻底批判三省(即拉让江地区)的错误路线!”把气氛搞得像是一场批斗大会！
温贤定跟他们谈路线问题时，他们有的一味指责领导同志，有的直追问一些已经说明的问题，有意刁难与打击领导同志，提高他们自己。
“5.27”的斗争黑会，是一次错误的斗争，客观上起着给敌人利用来打击革命，对内起着消极的作用。但他们认为，这是“党领导下”的一次胜利；认为是群众起来斗修正主义的开始， 是很好展现群众力量的体现； 认为“5.27”就是好，谁反对“5.27”斗争,谁就是压制新生事物，就跟谁斗到底！扬言什么，谁否定（甚至不尊重）“5.27”斗争，谁就是修正主义！
后来，领导同志跟他们总结路线斗争时，查问“5.27”斗争,HS当时是主要负责，却推说许多情况不懂，解释说“5.27”不是斗争，只是“提意见”，说什么“没有人领导”，是同志们“自己随便搞的”？…后来领导同志指出许多事实后，W1等人才支支吾吾的说是“没有很好准备”的斗争。他们就是这样搞两面派，拉帮结党斗领导，在搞宗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跟领导同志分开后，W1就公开向他们提出要跟敌人“谈判”，而他自己终于在1977年6月27日，在伯特利姓卢的群众家被捕而投到敌人那里去了。同年12月22日，HS也带了6个身边同志（一个是才入伍半年的新兵）向敌人投诚了。
“左”倾小宗派活动所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给同志与群众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客观上起了敌人所不能起的作用；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了党的团结与统一；妨碍了学习与工作，给革命增添了困难；打击了党和领导的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
对“左”倾小宗派活动，从中我们可以认识与体会到：
（一） 要重视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和主观唯心，因为这些错误思想往往是产生宗派主义的思想根源。
（二） 要注意处理好组织上的一些问题。干部的调配恰当与否，对内部团结与工作关系很大。若把思想问题较多的干部和同志放在一起，往往容易出问题，因此要注意调配。任用干部要从多方
去考虑，在任用过程中若发现不恰当就必须因时因地及时处理。对闹事的干部要正确区分其思想性质，若是有宗派性质的，就要注意把他们（尤其带头的）分开。同时，也不要让他们远离领导单独工作，以防闹独立性和叛变投敌。
另外，要注意处理好组织职位问题。搞宗派者往往注重个人名利，疑心重，在组织职位方面则容易引起信任与不信任问题。
因此，处理组织职位问题时，一定要严肃谨慎，若有差错就及时纠正，不要让其演变成严重化与复杂化。
（三） 提高党性，增强纪律性。党内出现一些意见分歧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大家要本着党的利益，顾全大局，做到互相尊重，彼此谅解。有意见，不要轻易扩大到同志们与群众中去，要坚持
在党内解决，包括把问题公开摆在党委会议上解决。有什么问题就诚恳的、坦率的把问题说清楚，认真正确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求大同存小异，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不能藉口领导上处理问题不正确,个人就可以煽动宗派情绪,采取反对与抵制的态度。
（四） 以最快的速度和把损害、破坏减少到最低的程度。透过搞派性等种种现象，抓住其实质和不革命的本质，就不必花那么大的精力和代价去应付他们，就可以采取果断坚决的隔离等措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与破坏。另外，若主要领导能集中全力直接处理这个问题，就可以把问题解决在前，不至于等到问题严重化、复杂化，以致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才来解决，造成革命的损失。
再说， 若能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提高理论水平,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走群众路线，善于分析与认清国内外形势，重视研究战略战术，掌握斗争大方向，就可少犯大错误，犯了错误能尽早纠正过来，就可以减少许多损失。
（五） 凡是真心要革命的同志，都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要搞机会主义；要团结，不要搞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附录一）
目前形势和合法斗争的问题（1973年8月）
-文铭权
（一）
先谈一谈世界形势以及东南亚形势的发展
目前世界上四大矛盾依然存在，并继续发展，但形势却有了很大的变化。美帝在东南亚的失败，以及由于扩军备战，由于其国内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避免的危机不断地发生，这个一度极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已经大为衰弱。
这样社会帝国主义与它的激烈争夺就严重地威胁到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形势迫使它不得不设法从越南以及东南亚地区暂时撤退或减少驻军，以应付其他问题。当然它不是心甘情愿的，只要有办法，它还是要赖在这些地方。
这从今天它在东南亚推行的种种政策中可以看得出来，形势迫使它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搞一搞缓和以应付它的种种困境和对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激烈争夺，并进一步为将来搞紧张作好准备。
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美苏两霸都装出一付维护世界和平的姿态，搞了许多这样那样的会谈和谈判，签订了许多这样那样的协定。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妥协，造成一定程度的缓和，在某些方面他们之间又有激烈的争夺，造成紧张的局面。但是它们的缓和是权宜的，争夺却是实质的。它们正在继续搞核竞赛，搞扩军备战，争夺世界资源，划分势力范围。它们搞缓和是为了勾结，而勾结则是为了分赃，分赃不均，则势必又要争夺。因此从实质上说这两霸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缓和，其缓和却在孕育着越来越尖锐的矛盾。
很清楚，这种情况并不说明帝国主义改变。帝国主义总是帝国主义，它在自己有力量的时候，或者相反，在穷途末路的时候，突然进行军事冒险，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威胁就存在一天。
由于世界两霸的勾结和争夺，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对两霸，特别是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真面目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这两霸的欺骗越来越不灵了。现在第三世界已经纷纷起来进行捍卫自己民族权益的斗争, 他们和两霸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了。
总之，从世界范围来说正是：“天下大乱”。
目前，苏修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在西欧大肆活动，为推销所谓“欧安会”十分卖力，在中东等地耀武扬威，大搞颠覆，如此等等。但其暂时的目标却是西欧和中东，它现在搞的是“声东击西”(周总理政治报告)一心把其西翼搞得安安稳稳。美帝也正在加紧在西欧和中东等地展开活动，摆开架式，准备和苏修争雄，以夺回它在这些地区失去的利益。这些情况说明，这两霸目前暂时的战略重点在西方。另一方面，苏修已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敌人，它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破坏性较之美帝更大。因此为适应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为适应世界革命的需要，调整国际无产阶级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是完全需要的。
在上述情况下，东南亚的形势也有个别的变化。只要世界形势没有突变，在相当的时期内，东南亚形势的相对缓和是存在的。
（二）
我们在制定斗争策略时，要看到世界的变化，要看到我们地区形势的变化，还要注意形势突变的潜在可能，尤其要看到我们地区形势发展的趋向，看不到这种趋向就不能进行领导。从我们的具体情况来看，着眼於形势的相对缓和的趋势是重要的。
在“马来西亚”由于内部形势的发展，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拉扎克集团的情况是不妙的。对外它被迫不得不搞所谓“中立化”，还摆出一付要与中国建交的姿态。对内则做出某种程度的所谓“让步”，竭力扩大反动的统一战线(在砂拉越和人民联合党搞联合政府；在马来亚和民主联合党，马回等的勾结也如出一辙);大搞其在马来族群众中欺骗很大的什么经济发展计划;还搞一些缓和其他民族情绪的骗局。当然它并没有因此放弃其反共反人民的基本政策。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一系列措施是有欺骗性的，对稳定其反动统治有一定的作用。这些措施的推行，使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已有缓和的趋势。
拉扎克集团内部的大马来族主义思想顽固地一再冒头，不断地可以从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措施看得出来（主要表现在经济和其他文化教育两个方面）。但统治集团也看出这些反动措施是不得人心的。这可以从一些反动头子最近的讲话看得出来。虽然大马来族主义在统治集团内是根深蒂固的，只要他们设法“补救”，还可以制造出一些骗人的假象。
（三）
事物是复杂的，我们的头脑也要复杂些，才能跟上形势。形势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其具体内容也是复杂的。从总的规律来说，革命总是要向前发展的，要从低潮走向高潮，最后取得胜利。但整个时期有不同的情况，发展过程也有顺利和不顺利的区别，因而各个具体阶段也有高潮低潮之分。
武装斗争的开展标志着我国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党的成立使我国革命斗争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最近武装部队的统一，对我国武装斗争也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但这些并不意味客观条件总是有利于我们的，总是不变的。我们所处的国内外形势是在不断地变化的，因此我们看问题，就要看到方向和前途，要看到当前的实际情况，又要估计到将来可能出现的变化。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我们在估计革命高潮或低潮时就要承认其发展必然是波浪式的，有高有低，高潮之后会走向低潮，低潮之后必然会走向高潮，这样经过多次的反复，一直到革命取得胜利。然后另一个新的革命又开始了。其高低程度，持续时间的长短和反复的次数要看各种因素而定。
我们的党是一个年轻的党，但他的前身砂拉越解放同盟却是经历了十余年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事业可靠坚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二十年来的斗争历史证明了我们的组织和同志有能力担负起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组织。
我相信我们的同志有能力担负起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要求他们担负的任务的。我相信即使我们遭到严重的挫折或失败，我们的前途还是光明的。但这并不能保证我们的同志在某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绝对没有问题，绝对不犯错误。只要我们不是唯心主义者，我们同时也要承认如果搞不好，我们还可能失败。如果客观条件不顺利而主观上又犯错误的时后，低潮就会到来，而且持续的时间就会比较长。相反，如果客观不顺利而主观上不犯错误的时后，低潮即使到来，持续时间肯定会大大缩短。
革命战争发展规律也一样，不会平稳地顺利地一直朝高潮发展的，不可能也不会在经过一个或几个低潮之后，就绝对地无条件地向高潮发展。这和主客观的因素都有关系。从我国革命斗争形势来看，我们的武装斗争和过去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和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和当前柬埔寨反美爱国战争还是不同的，他们所处的形势不同，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虽然他们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是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但就其同过程来说，高潮低潮的反复性较少，发展的趋势也比较平稳。我们的情况如何呢？
在印尼对抗“马来西亚”时期，国际形势和东南亚地区形势都对我们十分有利， 可惜的是形势发展得太快， 而且对我们来说变化得很突然。印尼“9.30”事件后情况便不同了，而现在我们还要准备面对更艰苦，更长期及曲折的斗争。我们已经渡过十分艰苦的低潮时期，我们的工作已有一些进展，但真正的低潮还没有过去，而形势又有新的发展。新的形势要求我们要有更加灵活的政策和策略。如果我们的政策和策略不能适应新形势,我们就要再一次面临更严重的时刻，低潮还可能逆转走向更低潮。
（四）
我们说了形势，也谈了革命发展的规律，这里谈一谈我国阶级形势发展情况。这个问题是和历史的以及当前形势的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彼此影响很大。这是由于我们原来殖民地地位的改变，反动统治集团重新组合结果。由于统治集团推行各种反动措施，加速分化一批新的大小资产阶级的结果。
目前的阶级分化形势是：官僚买办(马、华、伊等族)逐步形成，并成了一个比较稳定阶级，但他们刚上台，反动本性还未彻底暴露，还有一些欺骗性。反动当局推行的所谓社会结构改革，将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产生一批新人的人为制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主要是马来族)。其发展结果必然造成旧的资产阶级(主要是华族民族资产阶级)的分化。极少部分上升为官僚买办，一部分勉强维持，一部分破产下降其他阶级成分。这些变化形成了各阶级间比较复杂的关系。目前反动统治集团所搞的“中立”“缓和”为加速新的一批资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方便条件，又由于局势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着趋向缓和的形势，他们的一些改良和欺骗性政策可能起一定的作用，减缓了旧的资产阶级的分化。使它和他们越来越尖锐的矛盾纳入可以控制的轨道上。於是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新上升的大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暂时处于水乳相融的时期,而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上层同反动统治集团的矛盾即可能暂时处于相对缓和的状态。
由于形势的发展,反动统治集团统治策略的变化，国内形势的变化,我们以工农联盟基础的统一战线具有更复杂的内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是我们可靠的同盟。但因为我们各阶级关系的变化,使得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密切起来，使得资产阶级对农民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所以对资产阶级统战工作就有必要更加重视。
（五）
对农民的统战工作(特别是对兄弟民族的工作)过去我们已经谈得不少，这里我们谈一谈争取资产阶级问题（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必须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就这三个问题谈一谈我们的实际情况吧！
（1） 关于我们的力量问题。我们的武装力量比敌人小，这点是事实。这就决定我们不能争取资产阶级了吗？不是的，只要把广大小资产阶级和下层劳动群众争取过来，我们就有可能把民族资产阶级吸引过来。搞得好，甚至还可能把那些和官僚买办阶级有矛盾较大的资产级吸引过来。我们公开搞联合党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情况虽然不同，一方面是敌人加强镇压，一方面是我们的斗争已进入武装斗争阶段。在武装斗争初期阶段，我们的武装力量虽然还不是很大，基础也没有现在好，在那时候，资产阶级正在犹疑或者害怕。既然是这样，支持我们的群众还是超过支持敌人的群众，后来，王其辉等人背叛人民倒向敌人，中小资产阶级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终于跟着他走了。这是因为: 1，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 2，敌我矛盾尖锐化；3，国内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 4，则和我们的政策有关系，在这个因素则完全可以按照我们对势力，对其他特点的估计来作出的。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根据这样的原则:（1）继续争取或中立王、杨等,(2)如争取中立已不可能，尽量延缓他们背叛;(3）从群众的觉悟水平出发，提出当时绝大部分群众能够接受的口号，王、杨面对这样的抉择：要嘛就得继续跟我们走，要嘛暴露其背叛人民投敌的真面目而给予孤立，这样，受蒙骗跟着他们走的群众就能减少到最低限度。上述几个原则，我想当时还是可行的。总之，有正确的政策策略，我们就会有更大的力量，更有条件做好统战工作。
在估计革命力量，特别是估计支持革命运动的群众力量时，不要以僵硬的观点去看待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但他们在不同的时期里也是会分化的。力量的对比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估计资产阶级对待革命的态度时，固然要看到群众对他们所起的作用。在估计群众力量时也要看到资产阶级的影响。我们的政策问题稍处理不好，影响很大，革命力量之间的变化就会很快。现在用不着回避，我们的革命力量是比过去小了。我们的情况是比过去困难了。
（2） 中间力量的利益是什么？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凡是英殖民主义者统治比较久的地区，议会道路的影响就比较深，这些地方的民族资产阶级都比较难争取，我国的情况就有这个特点。不言而喻，在当前形势下，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从他们的阶级立场出发，他们只能接受议会斗争的道路。所以问题不在於我们是否反对他们参加，而在于他们以什么态度在限制范围内去反对反动派，在于他们是否坚持反殖、反帝、反大马。问题是他们究竟是站在我们一边还是站在反动派的一边。如果革命力量还小的时候，我们提过高的要求，提出他们不能接受的口号（正如我们已经做过的那样了），就会加速他们改变原来就不坚决的反帝、反殖、反大马的立场。在这样的时候，当他们能在敌人的政策中得到一定的利益时，他们对反动派就会有幻想，就会把敌人给他们的议会道路作为至高无上的利益。这时要是我们反对竞选，势必造成和他们决裂的局面。决裂之前可以肯定广大人民群众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决裂之后群众就分化了。
接受和资产阶级作这种决裂的群众究竟是少数还是多数呢?几年来的发展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眉目，我们是吃了亏的。
从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在我们当前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对中下层的群众还是有相当的影响。但随时间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当然会使敌人的真面目越来越暴露，官僚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就会发展起来，但这需要时间，敌人越狡猾，需要的时间就会越长。
（3） 怎样才能向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一步一步取得胜利呢?目前（坚决）拥护（为了避免误解起见，编者特在“拥护”之前加上“坚决”二字。）武装斗争的群众还不能说是多数。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武装力量虽然会逐步发展，支持我们武装斗争的群众必然会逐渐增加。不用说武装斗争是进行坚决斗争的最高形式，但用合法、半合法等较低形式也可以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如果以大多数群众能接受的方式，为维护他们的利益进行坚决的斗争，就能取得胜利并引导群众逐步站在我们这一边，支持我们的事业。
斗争形势有高有低，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只能从较低的形式开始，逐步趋向更高形式的斗争。斗争形式不能脱离群众的觉悟程度。有的群众能接受武装斗争形式，有的只能接受较低的合法、半合法的斗争形式。接受较低斗争形式的群众还是大多数，因此，我们现阶级的政策，特别是合法斗争的政策，要适应大多数群众的觉悟程度，就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才有可能进行斗争，有可能取得胜利，从而引导他们前进。
合法、半合法的斗争，对于动员广大群众支持我们的武装斗争,对于争取资产阶级具有重大意义的。反过来，武装斗争的发展对于群众的鼓舞，对于他们斗争的声援是不可缺少的。不论武装斗争还是合法、半合法的斗争，都要开展群众运动，争取广大群众参加，才能发展和壮大。我们要向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就要进行武装和非武装的、合法半合法斗争。在目前情况下，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则非要合法半合法的群众斗争不可。特别是我们的武装力量还小的时候，更要这样做。
上面说这许多，我想大概的结论是：（一）至少在目前，只要没有突变，没有阶级形势的新变化，把我们的政策建立在与形势和缓趋向相反的设想基础之上是不现实的；（二）对斗争高潮低潮的发展要有正确的认识。要认识到它的反复性，波浪式前进的规律；（三）不论是搞武装斗争或搞合法斗争都要依靠群众，搞群众斗争，才有可能壮大武装力量，搞好统一战线的工作。当我们力量还小的时候，要充分重视合法、半合法斗争的重要性。
（六）
下面再谈一谈合法、半合法斗争的形式和内容。从形式出发，从我们的具体条件看，我们强调要注意合法、半合法的斗争，并不是不要武装斗争。相反，在当前条件下，合法斗争搞得好，武装斗争就会更有群众基础，就会搞得有声有色，以前我们在联合党中的做法和过去许多公开斗争，都是在当时条件下教育群众和争取群众的成功的合法斗争方式。在现在条件下，不能生搬硬套过去的做法。合法斗争的重要性要求我们根据新条件，创造新的合法斗争方式。泰国全国性抵制日货的运动也是一种非常出色的合法、半合法斗争方式。它非常有效起了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作用。最近，我们在古晋的街边小贩请愿的斗争，要求虽很低，规模虽很小，却也是团结群众进行斗争的一种很有效的方式。这一斗争不知是不是我们同志的，如果是的话，只要继续这样做，积许多这样的小胜利，以后就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斗争。（顺便提一提，可以不可以利用中马建交搞一个各阶层都能接受的规模较大的合法活动。）当然在斗争中要特别注意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是十分重要的。要确保取得胜利，才有可能继续领导斗争。
至于议会斗争，你们的看法可能和我不一样，我想议会斗争是合法斗争中比较重要的斗争形式。如果我们不利用这一斗争形式。其他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会利用。究竟是让他们指手划脚地领着群众走资产阶级的道路，还是把领导权掌握过来，引导群众站在我们这一边？我想，只要我们头脑清醒，不要幻想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无产阶级的专政，议会斗争还是可以搞的。
我们搞议会斗争不应该，也绝不可排斥我们暴露反动政权的本质，揭露他们所吹嘘的“议会民主”和“议会道路”，揭露他们的各种欺骗性措施。在一定时期内，特别是形势不利於我们开展普遍的游击活动时，群众还犹疑不决，不理解我们或一时看不到武装斗争的前途时，而武装斗争又处于低潮时，合法、半合法斗争的重要性就会更加突出。相反你们是会有体会的。
（较早时老大他们关于不退出联合党的决定我完全同意，很欣赏。）
那么武装斗争应该摆在什么地位呢？当然是应该把它作为最后解决问题的基本手段，以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还是必须着眼于我们已经进行了整整十年的游击战、持久战。着眼于我们的特殊条件所要求的依靠发动绝大多数偏僻地区兄弟民族参加战争解决问题。战争越是持久，兄弟民族参加战争的问题就越显出其重要性，就越能证明不争取他们，发动他们参加战争就不能取得革命胜利观点的正确性。（关于建立根基地、游击战、持久战的问题，请你们研究毛著）。
上面说的关于形势，关于斗争高潮低潮的发展规律以及合法斗争、议会斗争等等，你们可能有不同看法，正因为如此，提出来，就当作参考材料吧！
（附录二）
《谅解备忘录》
1973年10月20日黄纪作与首席部长签署《谅解备忘录》，全文如下：
砂拉越首席部长与北加里曼丹人民军主任兼政委黄纪作签署之谅解备忘录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黄纪作氏在一封致首长的私人函件中，表示为了“恢复本州和平及终止战争，以便进行建设与发展”，他及他同僚愿意放下武器。该函於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三日收到。在黄氏请求下，首长於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九日，二十日及二十三日，在成邦江政府公署跟黄氏举行会议。在这项会议中，黄纪作氏提议在下述考虑下，他所指挥的北加人民军各单位愿意放下武器，重返社会为人民服务：
第一部分
（一） 北加人民军队的马来西亚公民地位受到保证，北加人民军印尼国藉队员，在申请时给予马来西亚公民权。
首长解释在发给公民权方面涉及三类人士，第一类为那些人士他们是马来西亚公民。第二类为那些他们想成为马来西亚公民之印尼国藉人。第三类（如有）由其他外国人士组成。至于那些诚真为马来西亚公民，首长保证他们将在马来西亚宪法下享有公民权利。至于第二类人士，根据黄氏估计大约二十人，首长解释根据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两国政府协议规定,应该把这些人遣送回国。可是，首长保证，由于情况改变，将把他们的马来西亚公民权申请,将在适当宪法条文下加以考虑。首长进一步阐明，所有重返社会的人士，将各自受到像看待任何其他公民权或其他居住在砂罗越外国人士同样的公平的对待。
（二） 加人民军队员获有机会参与砂罗越联合政府的管理。
在这项会议中，已向黄氏解释他们在从事合法活动方面，享有像任何其他马来西亚公民同样的权利。黄纪作氏在说明他这项请求时称，砂拉越联合政府成员党在下届大选中可以考虑他的一两名人士作为候选人，至于这一点，首长答复称，候选人提名一事完全由有关成员党来决定。政府不会选择候选人。他的一两名人被提名为候选人的可能性，可以由有关政党来考虑。
（三） 在维护公安法令下拘留人士，在和平实现及人民利益下，应准他们重返社会。
首长解释维护公安法令授权有关当局可拘留任何人，如果他在砂罗越活动威胁到国家安全。政府经常检讨拘留人士案情，实际上，其中许多人已获得释放。那些尚被拘留的人士，如果政府认为他们不再对国家安全有所威胁，一定会考虑释放他们。因此这完全需看拘留人本身去接受国内情况的改变，决定作为效忠与爱好和平的马来西亚公民而生活。
（四） 管制区将在恢复和平时撤销
首长保证在州内和平全面恢复时将顾到情况的改变而对撤销管制区问题作有利考虑。
（五） 在过去殖民地统治时被递解出境赴外国的人士，在申请时答应给他们马来西亚公民权。
首长解释了有关这项问题的国际惯例，并保证在马来西亚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时，将检讨这问题。
（六） 政府考虑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合法化
首长解释在目前的情况下，联邦政府认为允许任何共产党组织注册，跟国家利益不符。首长进一步解释联邦政府不可能改变这项政策，而且群众也不会接受这项政策的改变。首长相信在本国宪法现有体系内，任何人能够在不损失及本国安全情况下进一步贯澈人民的利益。
（七） 他们组织内那些人员如要移居其他国家，应给他们必要的移居许可。
首长肯定这种请求将获得认可。
第二部分
设立一队出于自愿的先锋工作队，以协助政府为群众利益实现政府发展计划。
首长欢迎这项有建设性建议，并进一步解释称，目前州内已设有一个宗旨相似的这种团体。
双方同意北加共产党员拥有之所有武器弹药，应在双方管制下与监督下销毁。
上述谅解已记录在案，并於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日在成邦江政府官邸（现已改名为和平馆）达成。
拿督哈志阿都拉曼耶谷 黄纪作
砂拉越首席部长兼行动主任 北加人民军主任兼政委
（附录三）
我对1 9 7 3年右倾投降路线的交代
一、 黄纪作提出错误路线的背景
1968年年底黄离开设在印尼加里曼丹的马罗河的北加里曼丹人民军总部到砂拉越第二省的印尼边区，争取和第一省取得联络，以便进一步处理党内问题、革命与武装斗争问题和协助处理叶、杨问题等等。据黄反映，他到第二省边界印尼境内之后，积极通过各种办法，其中包括派支队级的重要干部直接到第一省找联络，可是联络员没有找到重要的关系（指林和贵和黄纪晓）之前就被捕。黄在一次寄给我的信中，对第一省领导在联络上不能积极给予配合感到不满，这一次使我感到林、黄之间的关系可能不够好。经过了两三年的不断努力，好不容易才联络上，黄也到过第一省海口区出席中央会议（可能是1972年）。可是这次会议，却可能是一次不欢而散的会议。会议结束后，黄至少带着更大的精神负担重回第二省，并争取从那里到第三省。
从1971年起，第二省武装斗争已不断有人投敌和牺牲，到了1971年12月更有沈坚平携带枪支率众投敌。所以当1973年黄重回时，第二省的武装斗争已呈现低潮状态。
1973年，黄在第二省革命处于困难的时刻重回，在重回到第二省时又出现身边的亲信人员黄赛莺投敌，出卖了他活动的秘密。于是敌人集中了力量，进行了严重的军事“围剿”。在“围剿”期间，黄纪作带的队伍有跟敌人驳火过，一挺轻机枪也损失。最终他摆脱了敌人的跟踪，但他们确实遭到了一次危险的考验。据他反映，普遍同志在说服之后还是可能跟他继续前进。
据黄事后反映，当他们摆脱了敌兵的追剿潜伏在一个木薯园附近之后，他经过了整个月辛苦思考，他感到缺乏武装斗争形势，有必要改变斗争形式，也就是停止武装斗争和参加和平宪制斗争。？他还说后来他接到文主席的文件（可能是指《目前形势和合法斗争问题》），他就更确信他以上的想法和主张是对的，并使他更有信心和更有胆量为他提出的新路线进行工作。
二， 黄签订《谅解备忘录》经过
据黄说，他决心下之后，就派他的弟弟黄纪权到第一省去找联络，派曙光（张和云）到第三省找联络，并为这两个联络员作了被捕的对付办法，要是如果被捕，他们就说黄纪作有要信给首席部长耶谷。曙光在第二省被捕，纪权也在途中被捕。他们向政治部传出纪作要和谈的讯息。耶谷得知黄纪作主动要求秘密谈判，并要求谈不妥保证他重回搞武装的自由，耶谷很快就答应黄的要求。纪权在反动当局的授意下，於是他的父亲用汽车载他到第二省去找黄。据说黄纪作十月十五日向耶谷提出秘密谈判，十月二十一日就独自和敌人签订了《谅解备忘录》。
三， 黄签订了《谅解备忘录》之后的活动
黄签订了《谅解备忘录》之后，他首先会见纪晓，并通过他去找林和贵联络。黄到第三省之前，纪晓已带一部分属下出。黄於十一月四日到第三省，通过曙光找到了黄理生（是我当时在省内最信任的一位重要干部），他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去见黄，并在Thomas周的陪同与监视下和黄住了几天。
理生一回，就要属下解除武装，把武器藏起来，要同志分散到群众家去住。同志们不接受他的做法，并产生一定的意见。大约十一月中，黄理生通过不正常的关系找到我，引起我的怀疑。我同当时到来约会的一青同志（何瑞英），针对黄的突然到来作了研究，觉得问题不大，但也作了预防万一的对策才接见了理生。理生见了我，告诉了我黄的情况，并带了黄给我的信和英文本《谅解备忘录》。黄在给我的短信中也很明确的提到，第二省的武装斗争是遭到极大的困难，主张停止武装斗争、争取在宪法的范围内从事革命斗争。信中也提到要我出去会见他。理生口头还传达，如果我们停止武装斗争出去，不但可以在宪法的范围内从事合法斗争，狱中同志可以释放，“新村”会解散，被驱逐出境人士还可重回北加。我也询问理生关于黄的革命立场问题，他表示看不出什么问题。
四， 我见了理生之后的活动
从理生传来的有关黄的情况和其他的情况，特别是关于停止武装斗争，重返社会，从事宪法范围内斗争的主张，这的确是个关系北加革命重大的突然震动。在这时刻，我不得不进行紧张艰苦的分析研究工作。经过一个星期的反复思考和找周围的同志商量之后，对形势的发展与政策有了初步的趋向。这就是：（1）我们是能够继续坚持武装斗争的，完全停止武装斗争出去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武装斗争。（2）我们也有必要利用《谅解备忘录》，主要根据是：（a）武装斗争暂时是趋向低潮，而公开合法斗争会逐步出现高涨，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向。（b）武装斗争不改变政策的坚持下去，势必遭来敌人的一次严重的削弱，这样对华区革命阵地的破坏可能更大。在当时的情况下边区基地已放弃，民族区由于粮食问题也难大量保存武装力量，因此，为了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对华区革命阵地的保存不能不给予特别重视。（c）我们主动留下精干坚持武装斗争，把没有条件坚持武装斗争的放出，武装斗争不但有可能坚持更好，又能更好利用公开合法斗争的形势。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必须妥协，必须利用《谅解备忘录》，必须采取“出多留少”的政策。
有了对形势与政策的初步看法之后，我告诉理生不必太快出去见黄，我们可以多点时间思考对策和找各单位联络。我也告诉理生再去见黄时必须了解的情况，他也带去我给黄的一封短信。信的内容是强调坚持武装斗争的可能性和革命有可为的一面，也强调他处理关系革命这么重大的问题，一定要特别慎重，一定要取得文主席和林的同意。理生没有尊重我的意见，很快又出去见黄并带来黄的信。信的大意是，革命虽还有可为的一面，但当革命的航船要触礁时还开足马力开去，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也再一次表示要我不必顾虑,可大胆出去见他。理生这次联络回来，我也接到据说是文主席寄来的一份文件即《目前形势和合法斗争问题》。看了这份文件之后，会更加强我采取新政策的信念，因为它强调东南亚局势会缓和，强调要更重视公开合法斗争。我也感到这份文件的某些估计可能会右些，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似乎不够些。
五， 我出去见黄
黄想见我，我也想见黄，以更好了解各方面的情况。黄要我出去见他，我也要他进来见我。后来黄也答应进来见我，我们也作了他进来见的准备。但要会见的当天早上，敌人又突然借口我们不能保证黄的安全为理由，坚持要我出去。我们考虑到要利用《谅解备忘录》实行妥协，我出去是可能重回部队，出去会面黄可能会有重要的事情商量和传达，不出又恐怕不利于实行妥协和内部团结的种种情况，所以终于决定我出去见黄，并作了可能不能重回部队的最坏准备。
十一月底的一个早上，我在钱功涛同志陪同下到诗巫路师训学校，并在理生的介绍下和黄与几个敌人军政小头目见了面。我没有到前，他们就在学校广场等，有的拿着枪，气氛有点紧张。我和黄握了手，我表示不满意他们的做法。Thomas周立即跟我解释，他们怕我们把黄当叛徒干掉，不能不作防卫。接着坐了汽车到附近发展区的军事哨站去，喝了茶后坐直升机到诗巫去。在诗巫飞机场见了当时拉让江特别保安区最高指挥官，他见了我请我喝杯茶，也对我的爱人的牺牲表示假惺惺的道歉，并说她死得很勇敢。之后乘车到黄和Thomas周住的地方，这座砖屋位于诗巫监牢的旁边，我在这里住了四天又重回部队。
这四天中，敌人除了一般的招待之外，很少找我们谈，个别次的交谈也没谈什么。我主要是和黄交谈。在和黄的交谈中，他表示他没有立场问题。他否认他和黄赛莺有不正当的关系，但我已感到黄缺乏革命的热情和责任感，向他了解的情况难于得到满意的回答，对重大问题也研究得很不够。
我表示在《谅解备忘录》中我们得到东西太少，他表示有点不满和激动，还扬言他弱者办了强者的外交，也不只一次强调了公民权和参加竞选的价值。这次重回部队前，我口头表示支持《谅解备忘录》的诚意，这表示了我这次出去见黄，主要只能为《谅解备忘录》效力，黄实际上没有其他重大问题要和我谈。
重回部队之后，已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也和更多的重要干部商量过，大家又不能提出更好的政策，实行妥协是难免的。但又感到我们在这场妥协中得的东西太少，第一省林的态度也还了解不到，我是有意再拖拉，希望把问题想得更好和再多听各方的意见，设法争取更多的利益。但理生又很快回来催促，表示黄和他都不同意我拖拉的做法，在外交上主张要守信用，要依约出人以表诚意，他们才能向敌人争取更大的利益。理生这次来催促时，我又接到据说是文主席寄来的文件，有一份写到：“形势改变了，我们的斗争策略就要相应作出改变或者侧重面有所不同，或者是整个的修改……”。它也使我对改变政策实行妥协更有决心和信心，于是依原定在十二月上旬先出
40人。
六， 签订《君子协定》的事情
第一批40人是出了，但总是争不到新的点滴利益，看样子也是无法再争取到什么。我提出要敌人公布《谅解备忘录》以保证我方出去人员的一点合法权利。敌人也提反建议，要我们出完人才公布《谅解备忘录》。为此事，我们四个人（黄纪作、纪晓、理生和我）和敌人几个军政头目（袁悦凌、林家亨、林应良和周叛徒）剧烈争辩了一场。结果双方都作了让步，签订了《君子协定》。这个协定的主要内容，是我方出人到约占当时敌人认为第三省总人民武装力量的三份之二，约240人之后，敌人才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公布《谅解备忘录》，在公布之后一星期没有出的才出，但我们没有保证还会出多少。
我们利用这次会面，四个人（纪作、纪晓、理生和我）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了一下形势与政策，没有谈出什么新东西，但对执行错误的政策自此却是更坚定更明确了。
在这次接触中，黄有向我表示，他认为他的做法是符合文主席寄来文件（以上所提的两份文件）的精神的，对此我有表示不同他的看法。
利用多次接触，使我和纪晓有机会交谈，他认为林是立党为私，突出个人而不突出文主席，排除异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怕苦怕死以及他一定会出来等等。我提到第一省无论如何要留人继续坚持武装斗争，纪作和纪晓都主张把全部搞出来以后再重建。纪晓也表示现有主要的领导（也言明包括他自己）都不能再坚持武装斗争，除非是我，或许还能够。
七， 文主席《三.九声明》发表之后
在《三.九声明》的教育和鼓舞下，我更好的了解到黄纪作问题的严重性，明确的认识到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以及增强了武装斗争的信心。但我对“出多留少”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做法，再经多方反复的研究，还是无法认识到。经过多方的帮助和自己反复的艰苦思考之后，才于1976年初基本搞通，才认识到这种做法也是一种投降的做法，其结果对革命将是更不利的。
在批判错误路线的过程中，我更发现了利用森林建立基地以解决武装力量的保存与粮食问题的可能性，再经过这两三年重建基地的初步实践，有效的解决了武装斗争的主要困难，显示了武装斗争的更加光辉的前途，至此我才算从理论到实践上搞通了这次路线问题。
我一受到这次意外突击时，就意味到问题的严重，必须特别认真的对待，并紧抓路线这个最大的关键。在紧张、复杂和艰苦的路线问题思考中，我被搞得吃不好、睡不好，搞得精力非常疲乏，但我对坚持武装斗争是坚定和乐观的。可是最后我还是不能免的犯了路线的错误。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我看事情不能看到实质。具体表现对黄所提出的路线时的革命性和他思想立场的不革命一面没有提到应有高度加予认识，不能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斗争，反而过于依顺其不革命的需求；也表现对“出多留少”的右倾投降实质认识不到。这种表现又是因为我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不够（指主观唯心的干扰）、不够熟练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和缺乏历史知识等等的必然产物；第二，是过低估计坚持武装斗争的条件和过高估计非武装斗争的条件。过低估计坚持武装斗争的条件，主要是没有及时总结好伊班族和我们自己已有的武装斗争经验，所以对解决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困难问题（也即基地问题和粮食问题）的可能性估计不够，就产生对武装斗争的右倾。过高估计非武装斗争的条件，主要表现对出去人员的革命性估计过高
（从现在看，出去能够继续革命的人，实在是太少！）就产生对非武装斗争的冒进。
我出去见黄是错误的，使我们更被动，也冒了不必要的危险和增加革命的损失。这是为了执行错误路线和过于信任双黄（纪作和理生）所造成的。我还不够努力执行民主集中制。在这次的突击下，要更好执行民主集中制是有不少困难的，但我更自觉、更努力和更老练还是可能争取召开一次省委会，以便更好的研究和解决问题的。
在这次的重大路线斗争中，我如果更成熟老练是能够利用我的影响力避免更大的革命损失，使更早走上重建基地的道路，更早更有力的促进新的革命形势的出现。但我没有做到，反而使革命遭到更大的打击和损失，这是我很对不起党和人民的痛苦的事，是我终身遗憾和耻辱的事。但我一定要把痛苦和耻辱化为改造、学习和工作的力量，努力争取给敌人予更大的回击。
洪楚廷
1980年2月10日写
注：有的关系到严密的就没有写出。
（附录四）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声明
同志们，最近发生了一个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事件，在这之前，我们党曾尽一切力量加以避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批人终於走上了向敌人屈膝投降的道路。尽管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人是被迫或被骗走上这条道路的。但作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不能不严肃指出，这是一条背叛人民的道路。
我们决不回避事实，我们承认我国革命斗争确实遭到了重大的挫折。
我们是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分析问题的，这个背叛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我们党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我们相当部份的军队被瓦解了，武器被销毁了。但是，经过这个事件之后，我们的党和军队那怕是在数量上减少了，却是更加精干，更加可靠了。
我们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把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作为我们神圣的历史任务，并把完成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作为我们的最低纲领。马来西亚反动政权是一个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买办阶级利益，压迫和剥削工农群众、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专政工具。它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屠杀为维护人民利益而战斗的共产党人，野蛮镇压广大劳动人民群众。
这个反动政权推行反人民的经济政策，在它的庇护下，外国大财团都纷纷前来大量投资，每年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巨额利润，封建官僚买办阶级也大发横财。所谓“独立”后的这么多年，劳动人民生活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每况愈下，通货膨胀，物资飞涨，广大劳动人民陷入贫困的深渊。
这个反动政权继承英帝国主义的衣钵，正在卑鄙的、有计划的把反动的奴化教育强加在各族人民头上。毫无疑问，马来西亚反动政权是我国人民当前的革命对象。
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无法解决它越来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的，更无法保证它必然要灭亡的命运。它灭亡的时间可能早些，也可能迟些，我们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要加速它的灭亡。我们干革命为的是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为的是谋求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利益。形势变化了，我们的政策和策略可以改变。但是我们完成人民民主革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是不能改变的，同样，“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也是不能改变的。
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国际形势不断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在国内，马来西亚反动政权同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这种形势下，马来西亚统治阶级，在对外政策上被迫做了某些调整，高唱“中立”、“不结盟”的调子，在国内，则采取了某些改良措施，但它仍然极端反共反人民，仍然积极进行对外讨好外资，对内加强剥削人民群众的经济政策，仍然肆无忌惮的实行种族主义政策。因此，这个反动政权仍然是革命的对象。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总结出一条经验,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的维护现成的国家机器,并应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开辟了争取解放的唯一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用他们的鲜血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我们的近邻，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政党在错误路线的指导下，走上了议会斗争的道路，所以虽然有三百万党员,几百万工会会员，几百万农会会员以及几千万同情者,但在反革命武装力量的进攻之下，几十万人头落地，革命队伍遭到了极其惨重的损失，免于遭难的兄弟党同志，掩埋好烈士的尸首，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总结了惨痛的经验教训，又继续前进了。远在拉丁美洲的智利，一度被修正主义者们吹捧为马克思主义取得合法斗争的榜样，曾几何时，一旦发生反革命政变，阿联德政权一夜之间就垮台了。同志们，这些事实有力的证明：“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因此，所谓“停止武装斗争，在宪法范围内，自由的参加合法的政治活动”，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道路，是背叛人民利益的道路。
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就必须要有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要有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要有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这就是革命的三大法宝。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维护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二者的相互关系”。二十几年来，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过去二十几年的经验证明，我们什么时候遵循上述教导去做，我们的工作就向前发展；我们什么时候违背上述教导，我们的工作就停滞不前。现在党成立了，军队建立起来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也初步形成了，我们的革命事业正在前进！我们能因为战斗环境的困难而藉口改变斗争的政策和策略而取消无产阶级政党吗？！我们能因为发生了某些可能的叛变情况而亲手搞垮自己的军队吗?不能！绝不能！！
同志们，武装斗争道路我们已经走了十多年了，我们的党是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成立的。在武装斗争的初期，我们自己只有一支仅数十人的小队伍，武器又简陋，后来，发展成为几支在各个地区活动的较大的支队。十多年来，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两国反动派，每年付出了以千万元的经费，动员了数以万计的反动军队，残酷的、反复的“围剿”我们，也不能阻止我们前进，这是因为我们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如果他们不积极送衣、送粮、送子弟参军，我们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事实说明，人民群众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尽管我们前进的道路上碰到许多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要克服困难，当然要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只有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并结合我们的具体情况，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否定和篡改这些普遍真理只能炮制修正主义、取消主义、投降主义的所谓政策和策略。同志们，敌人说我们被打垮了,是真的吗？不是，我们几百人的一支队伍垮了，不是被敌人打垮的；几百支用革命烈士鲜血换来的枪丢了，不是被敌人夺去的。同志们，我们没有垮，只要我们还剩下一个人，我们就要坚持斗争下去,革命的红旗是永远也倒不了的。党不但没有垮，在党领导下,相当的一批武装队伍还存在，我们将继续以武装斗争作为主要的斗争形式，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我们将继续在城镇中开展群众运动,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我们是革命乐观主义者，我们清醒的看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武装斗争，面对严重的困难，我们也做好思想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暴。我们绝不会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它的反动统治极其不得人心，它正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敌人的疯狂挣扎表明它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党在这里号召，在部队里的，在农村中的，在城镇中的干部和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所有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好好总结这次惨痛的经验教训，高高举起革命红旗，继续奋勇前进！党将继续率领群众，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只要我们能继续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只要我们紧握枪杆子，只要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精神，只要我们真正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只要我们好好总结经验，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取得新的胜利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让一切反动派和牛鬼蛇神哆嗦吧!嚎叫吧!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文铭权
一九七四年三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