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 巍
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迅速崛起：美国则在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等事件的冲击下，经历了所谓“最糟糕的10年”。冷战结束后一度沉寂的“美国是否正在衰落”的讨论，于是再掀波澜。
社会学家斯蒂芬•卢克斯曾提出过“权力的三张面孔”，即“赢得冲突”“限制选择”和“塑造常态”。权力的“第一张面孔”强调：权力意味着国家在冲突中获 胜，尤其强调运用军事等强制手段；权力的“第二张面孔”强调：权力的拥有方可以把一些议题排除出对方的决策过程，从而使其他行为者自己做出某些选择；权力 的“第三张面孔”强调：权力的拥有方可以塑造其他行为者的利益和观念，从而使得利益冲突根本不会出现。
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大国的兴衰当然不是一个静态、孤立的过程。我们不妨透过权力的这“三张面孔”，去看美国权力地位的走势，也许能看到一些更加清晰、生动的表情，而将这些表情叠加起来，就是一幅美国强权相对下降的图景。
“第一张面孔”：相对谁的“衰落”？
国家权力的经济基础，历来是有关大国兴衰讨论的主要内容。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经济危机加上80年代日本崛起，引发了上一轮“美国衰落”的讨论， 新一轮“美国衰落”的讨论也是在新兴大国经济崛起、美国遭遇经济危机等背景下兴起的。在影响权力的诸多经济资源中，经济规模特别是GDP，始终是讨论最多 的因素。经济规模构成了军事实力以及其他实力的物质基础，而且经济实力可以通过制裁等方式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因此是权力“第一张面孔”极其重要的资源。
目前普遍的预测是，以GDP而言，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美国、印度将成为世界最大的3个经济体。例如，美国高盛公司曾在2003年的一份预测中认为，中国 GDP将在2041年超过美国。而在2007年的另一份预测，则将这一年份提前到了2027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09年的一份报告，将金融危机纳 入考虑范围，认为中国GDP将在2032年超过美国。虽然有批评者认为这些预测并不精确，没有充分考虑到一些新经济的因素。但与其在经济学层面纠缠于某些 无法证伪、也无法证实的可能风险或机遇，不如暂且接受这些预测，对这些结论的政治意义做出更细致的讨论会更有意义。
假如中、印等国的GDP确实赶上甚至超越美国，那么主要大国的硬实力（用来“赢得冲突”的权力资源）对比，确实将发生重要变化。GDP规模的变化，将使新 兴国家的经济杠杆拉高，由于经济规模决定了军费开支水平，因此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可能最终改变军事实力的对比。如果上面的预测成真，美国的权力地位相对 于新兴大国确实在下降。
然而，美国硬实力相对新兴国家的衰落，不意味着美国硬实力相对于其他力量中心也在衰落。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近40年来，尽管先后有日、德、中、印等国 经济崛起，美国也曾经历过几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但从1969年至今，美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5％－28％之间。这就是说，讨论美国经济 是否衰落要看对象。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相比，美国经济规模确实在相对衰落（1969年至今，新兴经济体比重从9.6％上升到19.33％），与其他 发达国家例如欧洲国家相比，则在相对上升（1969年至今，美国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比重从51.5％下降到41.58％）。
而且多数预测显示，美国的总体经济规模即使被中国超过，到本世纪中叶仍可维持全球第二的位置。按照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预测，美国经济规模到2050年将是 中国的80％，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中国的53％。就国际政治权力而言，这种经济规模的差距对国家权力有多大意义值得怀疑。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势均力敌， 苏联甚至还一度拥有战略优势，然而苏联GDP在解体前还不到美国的一半。也就是说，国家权力地位完全可能因进取型的战略而超越其经济资源的限制。一定程度 的经济资源差别，在一定时间内未必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权力地位。因此，尽管美国的经济实力到本世纪中可能会相对下降，但仍足以确保其世界最重要的权力中心 之一的地位。
还要注意的是，目前预测显示，新兴大国经济总量崛起，但民众富裕程度将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预测，中国的人均GDP到2030年 将达到1.5万美元左右，到2050年将超过3万美元；印度人均GDP在2050年只能达到1万美元左右：而美国的人均GDP将从现在的4万美元上升到 2050年的近9万美元。这预示着新兴经济体可能在很长时间将相对“内向”。其领导人的精力、国内的经济资源都将大量投放在国内问题上。新兴大国在国际事 务上的声音，可能将长期小于其GDP所占的比重。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情况可能恰好相反，其对国际事务的投入将使其权力地位大于其GDP份额。此外，国民富裕 意味着发达国家很可能长期在文化、教育、学术等领域领先于新兴经济体，这一资源优势将会有利于美国保持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权力地位。
“第二张面孔”：重新主导与潜在危机
比较各国实力的消长，并不是“大国兴衰”问题的全部。近几十年国际环境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大国的权力受到越来越多限制。与此同时，大国也通过塑造和改 变环境来扩张权力，这就是国家权力的“第二张面孔”。面对内外困境危机，美国在塑造和改变环境方面出现一些新的动向，同时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自由主义的国际机制，特别是支持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国际机制，本是美国霸权的主要基础。不过，不管是客观形势迫使，还是美国主观有意为之，近年来可以看到美 国试图降低与别国相互依赖程度的迹象。一是降低能源依赖。“9•11”事件后，美国发现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严重限制了其战略选择，因此布什政府已经开始着手 降低对中东的能源依赖。奥巴马政府推动新能源战略也包含这一意图。二是调整宏观经济结构。奥巴马政府提出要重新平衡全球经济，按照这种设想，美国要增加出 口、减少进口，增加储蓄、减少负债，从而导致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有所下降。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试图通过国际金融与经济秩序、核裁军与不扩散、新能源与气候变化等议题，重新主导国际议程，主动调整 和塑造主要国际机制。
在国际金融和经济方面，G20峰会正在取代G7，成为各国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乃至管理全球政治经济事务的主要国际机制。G20的崛起，反映了中、印等新兴经 济体崛起的现实。新兴经济体设置和管理国际议程的能力，由此得到了机制性的提升。与此同时，G20也反映了美国有意适应新兴大国崛起，希望主动调整，以使 国际机制改革向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到目前为止，G20的3次峰会分别在美、英举行，在峰会出台的集体文件中，美、英等国仍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除 G20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问题，也体现了世界权力的重新分配。这一进程虽然刚刚开始，但是其基本方向与G20－致，即扩大新兴经济体权 力，“稀释”西方国家“过度代表”的权力，而美国正试图塑造这一进程，以保存甚至扩大自身的权力。
在核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举起“无核世界”大旗，试图引领国际战略安全机制。目前，美国积极推动该议程的态势非常明显。继2009年联合国安理会核安全峰会 后,2010年4月，还将在美国召开全球核安全峰会；2010年5月，将举行《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美国也将谋求发挥积极作用。
在气候变暖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完全颠覆了前任饱受诟病的气候政策。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上，美国抛开过去在这一问题上长期居于先锋地位的欧洲国家，而与新兴大国组成的“基础四国”达成了一个共识文件。
在美国政府试图重新主导国际关系议程的同时，美元霸权地位问题却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美元作为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限制着其他国家的选择。例如，除了购 买美国国债，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几乎没有更好的投资途径，只能借给美国人，维持美国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及美国人较高的生活水平，进而维持美国的权力地位。目 前，美国政府债务总额已经远超过其GDP；2011财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将达到1.56万亿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在这种压力下，发生债务危机、放任美 元持续贬值甚至主动放弃美元主导地位的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无论对美国经济本身的影响如何，美国霸权都将遭到沉重打击。
总之，在“塑造议程”或者“限制选择”方面，美国的权力地位虽面临一些严峻风险，但尚未看到实质性的下降。目前，美国选择了面对国际权力结构新现实，一定 程度上接纳新兴大国的做法。假如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其结果将是美国与新兴大国去共同主导一个新世界，欧洲国家如不能走向“以一个声音说话”，其权力地位将 有所下降。
“第三张面孔”：话语权变迁缓慢
近500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主线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从西欧向全球扩展；这一进程在冷战结束后，达到了新的高度和广度。肇始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扩张及其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动，构成了全球范围内现代性日益拓展和不断丰富的历史进程。
所谓现代性，首先是一套制度安排，如，民族国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以及法治、民主、市场经济等；在更深层次，又是一套建立在自文艺复 兴、宗教改革到启蒙时代以来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价值观。现代性塑造了今天我们多数人信奉的“正常状态”：民族国家是正常的，“帝国秩序”是不正常的；民主 选举是正常的，专制独裁是不正常的；法治是正常的，人治是不正常的；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是正常的，政府主导经济是不正常的；政教分离是正常的，政教合 一是不正常的……总之，现代性所包含的这样一套制度安排和价值观，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从欧洲传播到全世界而逐步形成的，由于长期以来西方 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先导和主导作用，以至于现代化往往被简单地看成了西方化，从而导致了西方对国际关系中话语权的垄断。
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主导了话语权，也理所当然地影响了国家间权力的分布。
首先，话语权主导国不仅可以设定和塑造国际议程，还可以让其他国家自觉跟随这套话语做出选择。即使新兴大国拥有了更大的影响议程的能力，其塑造出来的议程 也是在西方国家所限定的“常态”之内。当非西方国家在这套话语体系内发展并发言时，其发展模式常常会被别国视为“不正常”，一如今日之中国，解决了“挨 打”“挨饿”的问题后，仍然面临“挨骂”的问题。
其次，话语权将决定非政府行为体与国家的关系。一般认为非政府、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上升会削弱国家权力，但这些新行为体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是不同的。无论在 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非国家、非政府行为者多数受到西方优势话语权的塑造，因此他们必然会依照主流话语体系行动。所以，对话语的输入国而言，新行为体 增多确实会削弱国家权力；而在话语输出网，新行为体与国家可能形成一种非正式联盟关系。在过去10年，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先后发生了“颜色革命”，一些 人常将这些事件归结为西方国家的阴谋。但是，如果认识到西方国家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因共享一套话语体系而成为非正式联盟的事实，就可以看到，非政府组织在这 些事件中的作用根本无需西方国家政府直接授意。
第三，由于共同话语带来国家间认同，主导话语权的国家能够在国际关系中争取到更多的盟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但是这个“道”并非客观存在，而是主导 性话语体系所塑造的“常态”。尽管美欧、美日关系不同程度地出现疏离，但是美、欧、日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共享的意识形态，仍将成为维系其同盟关系、进而增强 这些国家权力的重要纽带。短期内，新兴大国很难拥有这样一种权力资源。
美国“失落的10年”显示，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绝非完美，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历史似乎并未终结。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崛起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都来自西方文明之外。这些国家自身的悠久历史以及独特文明，意味着它们有潜力提供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话语体系。
当然，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尚未带来成熟的新话语体系。国际上虽有所谓“北京共识”的讨论，但这一说法多数来自西方而非中 国，这一模式是否存在也尚有争议。即使有“中国模式”存在，这一模式恐怕还在发展中，其中诸多不合理之处还需要在持续改革中得以解决。近几十年来，东亚国 家经济普遍发展迅速，但是均未能在“塑造常态”方面有所突破。日本经济崛起已数十年，但也只是一个“沉默”的经济大国而已。
目前，除西方话语体系外，世界上唯一拥有自足话语体系的可能是伊斯兰世界。这也是“9•11”后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矛盾尖锐的一个深层原因。然而，伊斯兰世界的话语体系，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并未占取主导地位，而且其自身也面临着现代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多严峻挑战。
相比于权力的“第一张面孔”和“第二张面孔”，国家权力“第三张面孔”的变迁和转移更缓慢，也更接近当下国家权力的核心。西方国家垄断权力“第三张面孔” 的状态，至少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虽然当前危机对此提出了质疑，但目前尚未看到有其他严肃的“竞争对手”产生。英国在经济实力下滑、殖民秩序崩溃后， 仍凭借其在西方话语体系里面的核心位置，使其国家综合实力在很长时间里大于其军事、经济规模；同样，美国对话语权的垄断地位也不可能随着其经济实力的相对 下降而迅速消失，而是还会长期存在，成为维系其国际强权的重要力量。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76期，摘自2010年第5期《世界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