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犀乡资讯网
印尼革命历史的过去篇章铭刻着司马温、达尔梭诺、丹马拉卡以及其他千千万万青年人不可磨灭的功绩。就像今天那样，正是这些聚集在学习团体和活跃份子小组里的青年男女，如今正和工人、农民结合在一起，他们将组成这次复兴的核心。在今天的印尼，工人的政党被禁，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也被禁。可是，目前在青年积极分子和学术小组中正在辩论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正是从这场辩论中，当然，还有从反对邪恶政权的斗争中，明日之革命干部正在形成。
从骨灰上三起三落的印尼共产党
—— 印尼共产党简史
作者：克雷-鲍文(Craig Bowen) 译者：詹特拉
原载：中青论坛
译者的话：
印尼共产党创立于1920年5月23日，比中共早一年又一个多月，比马共早了近十年。如本小册子的题目所示，印共在其历史上曾经历从骨灰上的三起三落，尤其是1965年9-30事件那次，惨遭以苏哈托为首的右派军人集团摧残，最为惨重，几乎到了难于复苏的地步：党的最高领袖（包括艾迪主席）被杀，数十万党员和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支持者也没能躲过屠夫们的刀枪，一个号称拥有三百万党员和两千万支持者，在世界上仅次于中苏两大党的第三大党，为什么毫无抵抗就在一夜间轰然倒下？印共历史的三起三落，尤其是第三次，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在党的思想政治理论和组织建设、党的斗争路线和方针方面，对前殖民地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值得参考和借鉴？这是国际上许多严肃的历史学者至今仍然很有兴趣思考和研究的主题。
抱着这个目的，译者试图把这本从用语、观点、立场和方法来看，显然是另类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翻译出来，给对印共斗争史感兴趣的读者，提供多一种阅读选择。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意思是，真正的革命者不怕借助别人的批评和帮助来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需要说明的是，本译文对原文略有删节，主要是删除了带较强烈派系色彩具有争议性的评述。
引 言
二十五年前，印尼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很有志气和抱负的革命政党，拥有350万名党员。之后六个月，它实际上就被消灭了，有上百万人民被杀害。但是，这不是印共（PKI）第一次被粉碎。印共在五十年的时间内曾三次崛起，三次被粉碎，而最为恐怖和最为悲惨的一次，就是紧接着1965年9月30日事件而来的那一次。
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本小册子将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为此，将聚焦于印共整个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些基本主题和理论问题。
不过，这样写不仅仅是因为对历史的爱好而已。我们相信，印尼的教训在当今所有的前殖民地世界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印共面对的理论问题，跟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积极分子今天所面对的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而本小册子正是针对那些认真的积极分子而写的。
本小册子只能算是对于印共极其丰富的历史的一个介绍而已。同时，有关这个题目的书相当多（其中一些非常糟糕），据我们所知，自三十年前有了印共领袖艾地写的“正史”以来，印共的历史尚未曾浓缩成小册子形式出现。
这将会是对印共历史的一次非常严谨认真的审视，不过，必须指出，尽管有各种批评，很明显的是，五十多年来，印共把印尼社会几代尖子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里。印共被消灭的消息，是对整个国际劳工运动一次可怕的打击。
二十五年来，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报纸拍打着自己的胸膛，天天大肆吹嘘：“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的信息。然而，尽管资本主义获胜的空话满天飞，阶级斗争的势头一直没有减弱，特别是在前殖民地世界。本小册子在现在出版，也许是适逢其时，如今，劳工运动的领袖们在国际上实际上正和资本家一起垂头丧气地为马克思主义高唱丧歌。
我们的分析恰恰相反。
在印尼，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曾经是贯穿整个工人阶级运动历史的支柱。而且，任何屠杀，任何拷打，任何监禁以及任何镇压，都不能消灭思想。
尤有甚者，正如印尼新一代积极分子知道的那样，革命从来不曾也从来不能在座谈俱乐部的围墙内取得成功。政治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不是鉴于其自身的价值。理论的全部意义在于它是行动的指南。正如一位勇敢的死在波文蒂古(Boven Digul，此处为荷兰殖民统治时代关押和放逐印尼政治犯的集中营和流放地，位于新几内亚岛，今之西伊里安——译者)的印共元老阿里尔汉姆（Aliarcham）所说的：“一面学习，一面斗争：不学习就不可能去斗争！”
我们完全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但远远没有死亡，而且将再次成为印尼强大的劳工运动背后的推动力，当它又一次从骨灰上崛起之时。
它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1990年9月
早年时期
印尼的共产主义运动来自一个与众不同的源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于1914-1918年——译者），造反之风吹袭整个爪哇（Jawa）。荷兰殖民主义者处在四面楚歌当中。远在数千英里之外的列宁写道：“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进展是，荷属东印度（Dutch East Indies ，印尼在旧殖民时代的名称）的革命民主运动到处蔓延……政党和工会正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在建立。政府正在禁止它们，因而只能煽起愤懑情绪和加速运动的发展。”
荷兰殖民主义是非常残酷的。一位美国的来访者写道：“一位波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波尼西亚指中太平洋的岛群，主要包括夏威夷群岛、萨摩亚群岛、汤加群岛和社会群岛等——译者）被流放到普通的爪哇人活动的一个地点时，将会立即虔诚地相信，这就是传教士曾告诉他的关于地狱的最坏的事情。”对印尼大众的剥削是如此之深重，以致19世纪荷兰社会资本大部分资金的形成，是靠吮吸印尼的财富得来的。然而，印尼人自己的生活水平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在下降。
一位自己曾经当过种植园主的作家这样描绘爪哇的契约劳工：“他们可能不会逃离自己的工作，因为这样做受到他们的契约禁止，而这些契约是那些愚昧无知同时受误导的苦力们在爪哇某处签订的……他们是在从事强迫劳动，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是奴隶。这些苦力们由早到晚艰难地、辛劳地弯着腰工作；他们深陷于发出阵阵恶臭味的沼泽地，而贪婪成性的水蛭们则在吮吸着他们稀薄的血液，传播疟疾病的蚊子们也在毒害着他们病弱之躯。但他们不能逃走，因为他们被契约捆绑住。公司的打手、守卫和警察们，这些非常有力气而且像野兽般残暴的大力士们，将会追捕到那些逃跑者。而当他们抓到他时，少不了给他一顿毒打，并把他关押起来，因为契约把他捆绑死了。”
爪哇的第一条公路也是在荷兰总督丹德尔斯（Daendels）的指挥下，利用强迫劳工修建的，那些不能按时完成他们获分派路段配额的劳工立即被吊死。但是，最岂有此理的是，这条公路“只准欧洲人专用。两旁的泥巴路则是提供给‘土著’的！”（注1）
然而，对这种情况非但没有逆来顺受，在整个殖民地时期都发生反荷起义，至于爪哇岛以外的地方，荷兰直到进入20世纪许久之后，才完成对它的直接控制。莱佛士这个英国殖民主义者曾评论说：“自从欧洲人到来之后，他们（爪哇人）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企图重获自己的独立。”不过，各种叛乱总是仅仅在地方或区域层面发生。
1911年，印尼第一个全国规模的群众性政治组织——伊斯兰协会（Sarekat Islam）成立了。它原本是为了保护爪哇峇迪（batik，一种印花布——译者）商人在与印尼华商竞争时的利益而成立的，随后它在乌玛尔-赛伊德-佐格罗阿米诺多（Umar Said Tjokroaminoto）领导下，很快就变成一个由城市商业阶层扩散到城镇贫苦居民，并深入到乡村地区的不满情绪聚焦点。
差不多与此同时，一位原荷兰铁路工会负责人Henk Sneevliet，因为在荷兰上了黑名单，跑来印尼找工作。在他的推动下，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Indonesia Social Democratic Association，简称ISDV ）于1914年成立。它的会员人数从原来的60人在次年就增加到85人，而且，他们还开始出版报纸，不过是用荷文出版，因为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的绝大部分会员都是荷兰人，而且，尽管实际情况显示，贫穷在加剧，他们无法扩展影响至印尼的老百姓。
这时候，与其说是政党不如说是一个社团的伊斯兰协会，相比之下，却拥有成千上万的支持者。于是，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作出决定，把自己的工作向这个社团倾斜，而印尼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这个源头吸收过来的。
他们当中的佼佼者是一位名叫司马温（Semaun）的年轻铁路工人，他在17岁时就担任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泗水（Surabaya）分部的副主席，1917年又担任第一张印尼文社会主义报纸《自由之声》（Soera Merdika—原文如此，英文是The Free Voice——译者注）的一位编辑。
1917年是翻天覆地的一年。这一年，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内的保守分子由于Sneevliet在党报上写了一篇庆祝俄国二月革命的文章而分裂出去。这篇文章声称：“荷兰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统治将步沙皇的后尘，只要印尼人下定决心去抗争的话。”
政府立即开始对Sneevliet提出控告，并且企图禁止有关起义的议论，它不可避免地产生反效果，要不了多久每个人都在谈论俄国革命了。
在Sneevliet候审的同时，保守派控制的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巴达维亚（Batavia，即今之Jakarta雅加达—译者）分部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我们应该反对那些置本地居民群体为实现民族独立和自由需要的团结于不顾的人，通过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在内部挑起不和。”
其时，伊斯兰协会也陷入混乱状态之中。司马温已经迁移到三宝垄（Semarang）。在这里，他在创建强大的伊斯兰协会分会的工作中起着关键作用。该分会对伊斯兰协会领导层越来越多地作出公开批评。到了1917年代表大会时，佐格罗阿米诺多和其它伊斯兰协会的领导人要求断绝与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的一切联系，但是，作为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势力中心的伊斯兰协会三宝垄分会却获得其它分会的有力支持。
结果，伊斯兰协会不但没有把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除名，反而被迫发表了一篇声明强调指出：如果“议会行动证明是没有效果的话，伊斯兰协会将毫不犹疑地起来造反。此外，大会还谴责外国‘罪恶’的资本主义，要求有政治组织结社自由，根本上改善劳动和土地的立法，实施免费的公费教育。”（注2）
这样一来，伊斯兰协会就由六年前的一个保护商人（利益）的同业公会，以及仅仅在四年前还宣称它无条件效忠于荷兰政府的组织，变成朝着革命方向迅猛前进的一个群众团体（组织）。
不过，布尔什维克领导的1917年10月革命，是当年所有事件中具有最重大影响力的。它发出了震撼全世界的电击般的刺激。然而，它尤其鼓舞了印尼的革命者，因为别人老是告诉他们说，印尼太落后了，它没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足以夺取政权，而且事实上，它还受“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各种因素都阙如”的困扰。可是如今，俄国，这个落后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却夺取了政权！
在布尔什维克的鼓舞下，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开始组织士兵和海员苏维埃（委员会），而且在三个月内，就成立了一个拥有3000名会员名为赤卫队的组织。
另一方面，经济情况继续恶化，实际收入由1914至1924年连续不断下降，一种“普遍焦躁不安”情绪到处扩散。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把相当多的注意力都用于伊斯兰协会的工作上，它的地位和影响力稳步地获得进展。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成员达尔梭诺（Darsono）成了伊斯兰协会的正式宣传工作者，司马温则成了伊斯兰协会负责西爪哇（工作）的专员。
到了1919年的伊斯兰协会大会，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的影响力已强大到不容置疑的了。他们的报章在报道这次大会时声称：“……斗争矛头已经是直接指向资本主义，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少数人对于‘罪恶的资本主义’,一种基于对社会主义某种误解而产生的概念组合作出攻击。”
但是，潮流开始转向。在革命者当中都抱着这样的看法，俄国革命只不过是将会横扫整个欧洲，包括荷兰在内的一系列革命中的第一个罢了，而它反过来将会贯穿印尼的运动。然而，欧洲的运动被打败了（原因我们稍后再谈），与此同时，印尼的赤卫队队员和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成员被监禁，荷兰人革命者遭到驱逐。
作为商业资产阶级的穆斯林利益集团在伊斯兰协会内持续失去地盘，于是它们开始进行重组，其结果是闹得分道扬镳。在短短几年内，伊斯兰协会就垮掉了。
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通过在伊斯兰协会的工作，使自己由一个几乎与印尼大众毫无联系的荷兰侨民小团体变成在许多地区实际上领导人民大众的由印尼人占压倒性多数的组织。
不过，当伊斯兰协会倒下来的同时，印尼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尚未结束。1920年，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改名为印尼共产党(Partai Komunis Indonesia，简称PKI)之后，它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产党，而且，尽管人数很少，它在1920年代，在公众支持度方面远远超过印尼任何政党。
1920年代初，印共领导了许多重大的工潮，特别是1922年当铺工人的罢工和1923年铁路工人的罢工。这些罢工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却进一步吓怕了荷兰当局，转而加强了对印共活动的镇压。印共一些很有才干的领导人，如丹马拉卡（Tan Malaka）、伯斯马（Bergsma）和司马温被驱逐出印尼，Sneevliet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而且接踵而来的还有很多。
也正是大约在这个时期，党放弃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方式，反而作出决定，地方单位不用知会党的总部就可以独立行动，“只要它的决定符合印共的党章和规章制度”。（注3）
在这种日益动荡不安的形势下，试图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基础上组织一个革命的政党，无异于一种灾难因素，尤其是考虑到党相对来说缺乏经验，党的干部频繁地遭到逮捕、监禁和驱逐。（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在一开始作出这项决定时就发挥重大作用。）
1925年中，由于经济情况有所好转，罢工行动开始再度发生。它们全都是未经工会同意自发进行的，而且全都是小规模的，大部分都不成功。接着，在三宝垄开始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行动。随后，棉兰和巴达维亚的工潮以及泗水近似总罢工的工潮接踵而来。镇压行动加强了。集会权利在凡是有印共存在的地区被禁止了。挫败感和绝望情绪，尤其是在那些剩下的没有经验的领袖们当中扩散。于是，决定在第二年组织一次起义。
“可是，到那时候，一向作为主要革命推动力的爪哇工人组织，由于工潮的失败，正处于一种崩溃瘫痪的状态。在某些地区成立了秘密恐怖组织，但是中央对它的控制很少或等于零，因为中央的想法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它如今被禁的出版物来传达。地区党组织内部发生了争执，甚至于小单位向分部领导闹独立性的现象日增。”（注4）
使事情变得更为糟糕的是，党的领导层本身在起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在起义准备阶段，有些领导人出巡到分部时表明赞成，其他则表明反对这个想法。这个组织很明显地陷入了混乱状态。（注5）
所以，当这些起义出现时都遭到彻底失败了。尽管造反的情绪确实存在，爪哇的运动还是很快就被镇压下去，除了万丹(Banten)的抵抗一直持续到1926年底，而苏门答腊（Sumatera）的起义直到1927年初才开始，而且很快就被粉碎了。有一万三千人被捕，而在被捕者当中有数目不明的人被处决。数以千计被监禁，一千三百人被流放到令人恐怖和传播疟疾的蚊子大量滋生的位于西巴布亚（West Papua，即今之西伊里安）的波文蒂古集中营。
印尼的共产党人的公开活动的第一阶段就这样结束了。
地下和独立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从这一阶段起，民族主义才成为斗争的重点，而民族主义运动也随之兴起。
事实上，所有资产阶级评论员中最精明的Ruth McVey曾指出，当时的印尼共产党人认为，“民族主义是19世纪的欧洲一种特殊现象，而不是他们的年代的印尼存在的严重问题……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实现独立，而且是为了实行激烈的社会改革，这种概念不局限于党中央领导层内的左派教条分子，它是印共受大众欢迎的诉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诉求的力量表现在这一事实，即对手们宁可在几乎所有问题上攻击印共，除了共产主义本身。”（注6）
整个运动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精神上已经陷入倒退的状态。关注世界上发生的事件以及随后反过来在印尼内部本身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是重要的。
全世界的革命者曾期望，俄国革命能成为一系列革命中第一个至少会使欧洲若干革命时机无疑已成熟的主要国家的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革命。然而，由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基本上站到“他们自己的”资本家阶级一边，而且由于那里年轻的革命政党还没有发展起来成为战胜这种情况的力量，这些国家的革命失败了。
在中国，共产国际曾命令中国共产党根据据说是基于印尼经验的战略，与（中国）国民党，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合作。但是，在这里存在着极其重要的区别。印尼共产党人并没有掩盖自己的纲领，而是相反，高声地宣布它。
相比之下，“共产国际领导层命令中国共产党人牺牲自己的纲领去迎合国民党的资产阶级纲领的需要……解散自己的独立报刊，甚至把自己党员的一份名单呈交给了国民党领导层。”（注7）其结果，中国共产党遭到一次惨重的失败，成千上万的工人被杀害，成为1965年印尼发生的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大屠杀的预演。
“印共历史第一阶段的结束，给印尼共产党人的活动领域带来转变。印尼本身如今只是舞台上一个很小的角色。直至1935年，在那里（印尼）并没有出现有重大意义的活动。其时，居住在莫斯科的一位印共流亡领袖慕梭返回到印尼，成立‘非法的印共’。不过，共产党人远为重要的一个活动中心则在荷兰，许多未来的印尼共和国领袖那时候作为学生正在那里生活。”(注8)
好多年来，在荷兰就已存在一个名叫印尼协会（Perhimpunan Indonesia）的民族主义组织，而那些在国外的学生正是参加这个组织。在同一时期，印尼自己内部无数的民族主义组织，包括印尼国民党（或译为印尼民族党，PNI）、印尼党（Partindo）和印尼运动（Gerindo）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而印共党员尤其在印尼运动（Gerindo）内进行活动。在这一时期，在工会内的工作也继续保持。
经济大萧条对印尼经济带来了严重破坏。因为税赋增加以应付危机——1926-1932年税赋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农民们被迫典当自己的土地。正如一位右翼作家JM Van Der Kroef说的：“那种无产阶级化过程，长远来说只能加强共产党的吸引力，而1930年代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大的突发事件能被认为是（印共）所制造……毫无疑问，印尼社会日益广泛的政治觉醒在晚些日子已随时可以加以利用。1933年荷兰水兵在七省号（Zeven Provincien）海军舰艇上发生短暂哗变，夺取了舰艇的指挥权，并企图把舰艇驶往俄国的一个港口，直到荷兰的海军战机对它进行了一轮轰炸才终止了这项计划。这场哗变，尽管据说是由社会主义的工会和民族主义者策动的，对印尼政治舆论的发展不是毫无影响，虽然它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其时在印尼的笔者，从多个荷兰人的圈子听说，共产党人确实要对这场哗变负责……”(注9)
出口暴跌。1932年（原文错为1925年，估计指大萧条后期的1932年——译者注）出口销售的总数仅达到1925年的百分之二十五。贫穷和困苦加剧，失业上升，经济萎缩，工资削减。支付的工资（以百万荷兰基尔德货币为单位）：1929年为102；1931年为84；1934年为10。
当时，共产国际不顾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把希特勒上台执政当作它们“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的事实，宣称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必须与他们各自的资本主义（政府）组成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正如Ted Grant指出的，“……每个人都清楚知道，希特勒对苏联非常危险。……如今，斯大林在寻找自己的同盟军时，转向了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人民阵线’的政策启动了……”（注10）
在印尼，“人民阵线”政策意味着不仅要与印尼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合作”，而且也要与荷兰人“合作”。按照这条“路线”，其他的各种考虑，即便是独立的诉求，也必须服从于反对法西斯的斗争。
在荷兰，就荷兰共产党来说，它不仅要把社会主义，而且也要把荷兰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如印尼的独立，排除在议事日程外。与此同时，如今受共产党人控制的国外学生的组织——印尼协会，也把“独立”的字眼从自己名叫《印尼独立》的会刊上删除下来。
这样一来，在1942年日本人入侵印尼的时候，印共曾被迫需要劝说印尼大众应当与荷兰人结盟一起抵抗日本人。但是，印尼大众并不愿意接受这一安排。实际上，（印尼大众）不但不把日本人当作主要敌人，而且，据未来的印共领袖艾地的回忆：当日本人初来乍到时，“印尼人民怀抱着把日本人当作解放者的幻想……”。这种幻想迅即被驱散了。
值得注意的是，荷兰殖民主义者并不像印共那样抱有那种“结盟”的幻想。当某些印尼人真的向荷兰人请求发给武器帮助抵抗日本人时，他们得到的回答是：这是“不可能的”。
这里提供一个与印共正式路线形成有趣对比的事例，就是那些因1926-1927年起义仍然作为囚犯的印尼共产党人的境遇。为了防止日本人利用他们来达到宣传的目的，逃之夭夭的荷兰行政当局把他们一起带往澳大利亚。
他们因为过去十五年身陷囹圄，完全不乐意接受与荷兰殖民主义者结盟的想法。
Rupert Lockwood的评论揭露：“虽然澳共（CPA）加以劝说，印共……最初犯了令澳共毛骨悚然的宗派主义错误。印共把D营铁丝网内发生的许多问题也带来了。印共不少党员说起话来依旧是1926年那套激烈的陈词滥调，并抗拒与荷兰流亡政府合作。”（注11）
但是，澳共坚持立场，并最终成功。他们的“劝说”体现在印共元老沙尔佐诺（Sardjono）身上，（一如Lockwood如此独特地描绘）：“……（他）以身作则……穿上一套荷兰人制服，像是荷印流亡政府公共联络官。”而沙尔佐诺以往十六年光阴却是在一个荷兰人的集中营里度过的！
其他印尼工人并不完全心悦诚服。Lockwood谈到战争期间驻扎在澳大利亚的印尼海员时不无失望地说道：“这些印尼人认为，这场战争是帝国之间一场毫无意义的冲突，而战争之后他们将会被要求接受那熟悉的专制主义者的指挥。”
日本人的占领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日本人入侵后只有八天，荷兰殖民行政当局就宣布投降，在印尼大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影响——他们见证了荷兰人被打败，而且是轻易地被打败。
与此同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幻想消失了。他们实行一套野蛮残暴的劳役制度（romusha），至少有20万人因此而丧命。据一些史料记载，日本占领时期，有高达2百万印尼人死亡。因此，不管印共对荷兰人的政策如何，但是由于他们对日本人占领采取了敌视政策，的确赢得了尊重。
然而，随着日本战败，整个形势发生剧变，而印共却失去了一次重大机会。
George Kahin在评论从荷兰归来的共产党流亡者时写道：“很明显，当他们于1945年底和1946年初甫抵达印尼时，他们严格地坚持执行莫斯科路线……他们最初的目标与荷兰共产党的并行不悖，就是反对共和国。他们把共和国看作是日本人制造和法西斯的，而他们的目标是要把荷兰与印尼重新联合在一起。所以，荷兰政府乐意用飞机免费把他们送回印尼。”（注12）的确，在独立斗争时期，由于追随莫斯科的指示，印共当时在客观上不只是比印尼国民党（PNI），甚至是比右翼穆斯林政党-马斯友美（Masjumi）更加右倾。
但是，流亡者很快就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是荒谬可笑的。正如Kahin说的，“他们从内部认识了共和国。他们很快做出结论：它既不是日本人制造的，也不是法西斯专政的共和国。他们清楚地了解到，共和国得到居民们的热情支持。”
从1944年中起，在澳大利亚的流亡者组织成立了印尼独立委员会，而且在他们的请求下，澳大利亚工会组织宣布禁止荷兰船只停泊，展现出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这对企图恢复在印尼的殖民统治的荷兰人来说，无异于一根“肉中刺”。必须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受到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影响和实际上抵制莫斯科路线的结果，显而易见，保持一贯的亲荷立场是站不住脚的。
1945年底，一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报纸《澳大利亚战斗者》报道了刚由阿姆斯特丹发来的消息：“荷兰政府采取的镇压印尼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帝国主义政策所激起的普遍愤怒，导致过去一周发生的有组织的士兵抗议运动，在上周六的大示威中达到顶点，而这个城市开始于星期一的大罢工，于星期二晚才宣告结束。”
“在9月的第二周，位于阿姆斯特丹附近的Harderwijk兵营的士兵接到开拔到印尼的命令……士兵们起而反对政府的这个命令……断然拒绝前往。他们成立了一个最初代表150人的委员会，然后到共产党总部，要求给予援助……因为他们中许多人是共产党员。总部的领导人拒绝给予任何援助。士兵委员会于是转向其他工人组织……”
就苏维埃官僚机构喉舌莫斯科电台来说，他们无视印尼1945年独立宣言。直到1946年1月，苏联才采取对共和国友善的态度。
在悉尼，奉命前往印尼协助恢复荷兰统治的英国伞兵采取静坐抗议行动，英国商船的海员发生哗变。最后，缅甸、加拿大、斯里兰卡、中国、埃及、荷兰、印度、日本、新西兰、巴基斯坦、新加坡、苏联、泰国和美国的工人们对荷兰采取了抵制行动。
正是印尼的青年人成为独立斗争背后的推动力量，而且，正是他们那压抑不住的热情促使1945年8月17日独立宣言的诞生。
（实际上，为了迫使苏加诺签字，他们曾一度绑架这位更加较为谨慎小心的民族主义领袖。）苏加诺成为印尼共和国总统，而另一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哈达成为副总统。
然而，荷兰人根本就不乐意于失去自己的殖民地。随着英军于9月底开抵爪哇，他们企图在军事上重新维持自己的控制。
据1945年12月的《战斗者》报道，“缺乏重武器，缺乏军事训练，缺乏一切，有的只是对他们的正义事业必胜的满腔热忱，印尼人英勇地起来反击入侵泗水（Surabaya，东爪哇最大城市——译者）的英国人。
“他们的英勇无畏、献身精神和管理能力，令世界包括帝国主义强盗们感到吃惊。现在，这些强盗们发现自己不得不要诉诸武力，而他们原本是希望通过各种欺骗和含糊其词来达到目的。
“英军司令部为了赢取时间以集合他们自己和荷兰的军队，展开一系列有预谋的会谈之后，对几乎不设防城市泗水进行了野蛮的狂轰滥炸和炮击，与此同时，还开放巴达维亚和其他港口，随时迎接据说现今已抵达印度的荷兰军的到来。
“资产阶级报纸幸灾乐祸地说什么印尼人对英军坦克进行“狂热攻击”时被打死，而当军队向一群‘暴徒’开枪时，有许多妇女和儿童也被击毙。
“他们说，一个俘虏也没有抓获，因为这些土著不理会英国人要他们解除武装的最后通牒。另一方面，他们继续散布有数以千计的日军在为印尼人而战的习以为常的幼稚废话……”
事实上，原本到印尼去解除日本人武器的英军，反而把日本人重新武装起来，如今这两个昨日的敌人却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反对印尼人。
英国人撤退了，但是，反对荷兰人的斗争在继续，有时是在军事层面，但主要是在政治层面，直至1949年12月终于实现独立为止。在这一整个时期，印尼政府控制着国内一部分地区，而荷兰人则控制着其他一部分地区。
然而，印共在放弃与荷兰人结盟之后，依然完全地把自己埋没在独立运动当中。正如Ruth McVey指出的，“印共领导人追随一种极端自卑的政策……将自己的纲领制定得与政府的完全如出一辙，即便是在政府的最不受欢迎的政策方面。”（注13）反映工人和农民利益的诉求，在“民族利益”名义下被搁置一边。
1950年代中期，艾地在回忆印共没有夺取独立斗争中的领导权时写道：“在（八月）革命时期，党放弃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对于自己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进行活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这些就是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党在八月革命中没能认识到，非法状态不再需要。党没能认识到荷兰人的殖民地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个新时代开始了。这是第一个错误，就是没能宣称党是合法的并领导革命。”
结果，苏加诺、哈达、沙里尔以及丹马拉卡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军人物之间在独立运动领导权上展开了一场斗争。而此时的丹马拉卡已脱离共产国际，并且开始以一个“左翼民族主义分子”身份活动。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有这些错误，印共依然是一个拥有同情印共的军队支持的潜在的强大力量。由于认识到存在这种威胁的可能性，共和国政府领袖哈达在军队内部展开了一场“重组和整理”过程，意即解散印共部队。支持和反对印共军事部队之间的冲突发生了，而且越来越频繁，最后导致了1948年野蛮残暴的“茉莉芬事件”。
1948年9月亲印共士兵夺取了东爪哇中部城市茉莉芬。情况显示，除地方层面外，印共并无参与策划这次行动。然而，叛乱一旦开始便迅即变成夺取权力的尝试，而且印共领袖慕梭宣称自己是另一个新政府的头头。不过，犹如1926-27年起义那样，它相当快就被粉碎了，虽然这次是更为血腥。然而，印共本身并不需要再经历又一个二十年的地下时期。
的确，在这之后一年内，George Kahin就在《远东述评》（Far Eastern Survey）谈到印共的发展潜力时指出：“这种潜力是巨大的，尤其是在一批年轻知识分子中间，与他们对实现真正民族独立的希望感到沮丧的程度成正比……一批具有高度领导潜力的年轻知识分子，以前反对共产主义，现正被它吸引过来，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会加入……要是现任共和国反共领袖被迫要对荷兰人作出更多让步的话。”这段生动描述说明当时的形势是如何瞬息万变。
此后三年内，印共领导了许多重大的罢工行动。Jeanne S. Mintz相当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的气氛：“……由于革命热忱的消退，又没有出现一个令人鼓舞的力量取代它的位置，在主权移交后的几个星期里，普遍存在一种失望情绪的不良气氛。从实现自己的独立斗争中扮演了积极作用的印尼人民群众中间，发出了一种稍微含糊不清，然而却是真正的诉求，那就是要求独立随之带来与他们贫穷和艰难的日常生活，有着明显区别的某种积极的和切实的利益。正如他们的领袖曾经预料的：印尼人民很快就发现只有独立是不够的。”（注14）
也正是在1951年，一批以D.N.艾地为首的年轻人进入了印共的领导层，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年龄超过30岁。确实是从这一刻起，印共的第三次重生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