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日报》2015年11月07日 | 作者：孙和声 | 专栏：狂生噪语
根据全球绩效管理公司尼尔森（Nielsen）的调查报告，大马人因为担心经济前景不佳，而使消费信心指数创下10年以来的新低（见东方日报11月4日）。
也就是，大马人的消费信心指数，已从2015年第一季的94跌到第二季的89与第三季的78。这个信心指数是以高于100表示乐观，低于100表示悲观。
在大马，致成新低的前3个因素为经济状况，政治稳定与就业保障。至于就业保障，据报导，截止今年9月，大马裁员人数已达万人；其中，金融银行业最为严重，其次才是製造业、油气业与建筑业。（见东方日报11月3日）。
这些数据给人的印象是，形势不妙。其实，自今年4月实施消费税以来，市场便趋于较为淡静，经济学家一般也认为，实施消费税的初期，会出现消费不振的现象；只是，在大马，这个消费税出台时机不对，碰上油气价格与油棕价格大幅下跌，进而加剧了其钝化经济的负面作用，天时与人和皆失。
尽管政府也与此同时出台了一马援助金（BRIM），大派糖果，以期能缓和不满与刺激消费，可效果恐怕有限。因由之一在于，获得援助金者，也可能因对前景不安，而寧愿把部份援助金储蓄起来，而不是用来消费，以刺激经济活力。据此也可说，大马的消费税政策是一把两面刃。
一方面它固然会在短期內增加政府的收入，可也会因钝化增长，而损及收入，进而放大公私部门债务，对GDP的百分比。其结果，又会进一步释放出不利信息。同理，羊毛出在羊身上的BRIM，也是把治標不治本的两面刃。
消费信心指数下跌，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就经济活力过度依靠消费的国家言，如美国，后果便是加剧失业，减少政府收入，及增加政府支出，如失业救济支出。这也是何以美国寧愿扩大公共財政赤字，也要刺激消费的主因。
被放大的债务
就大马而言，自1998年金融货幣危机以来，也日趋偏重內需，也就是国內消费来刺激经济。在2014年，消费已占了支出面国內生產总值GDP的约65%（其中，民间占52.5%，公共消费占13.2%），余者如投资与净出口（外需），则各別占约27%与8%。
显见，消费是刺激增长的三大动力中的最大动力，若消费持久不振，经济自然缺乏活力，体面的就业机会也就更少，进而又致成一个恶性循环（Vicious Cycle）。其后果也可能引发负財富效应（Negative Wealth Effect），使股市与房地產价格伴隨下跌。当资產从升值转为贬值，债务就被放大了。
以日本为例，何以自1989年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便陷入长期的不振？从纯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日本政府採取无策之策，梦想经济自然回復，进而自然消化掉债务与危机。只是事与愿违，经济並未自然回復，反而使情况恶化。
因此，安倍上台后，才出台大力刺激经济的三支箭政策，希望能像美国一样，经由大幅扩大公共財政赤字，刺激资產升值，如股市与房地產升值，以回復消费信心，可是，成效似乎有限。
毕竟，日本不是美国，日元也没有美元那种全球交易与储备货幣的功能，扩大支出只会令人更担心日本政府会破產，进而加重不安。
根据日本经营学者大前研一的说法，日本经济的问题在于心理而非经济。也就是，日本民间並不缺金融资產，特別是老一辈的资產持有人。问题的核心是，日本人普遍有很重的不安心理，担心前途没保障，特別是民间盛传日本政府会破產，他们已缴纳的养老金、福利等会一一被削减，外加上企业界又走上美国式的易于僱人也易于裁员的经营路线与政府提高消费税等，便更不敢花钱。
既然不敢花钱，消费信心不振，经济当然也没有活力；更何况，日本已进入高龄化与少子化的时代，人口每年逐年减少20多万，且低利率使存款人更不敢或无钱可花。
大前研一认为，另一个因素是，低利率长期化也是把两面刃。理论上，低利率可刺激人们不愿把钱放入银行，而寧愿把钱拿去投资或投机，就如2009年以后的美国或大马。可惜的是，在大马，低利率並没刺激生產性投资，反而刺激了非生產性的资產升值。
从心理经济学的角度看，心理学比经济学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