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0/15
作者/来源：洪鎌德◎台大国发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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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加坡的社会的特徵与流变
与台湾相似，新加坡是一个海岛型的移民社会。移入台湾的闽粤先民是属于对岸的汉族，是由中原移居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得鹤佬（河洛）与客家人，在辗转渡过黑水沟 来澎湖和来台湾定居的汉人，这点与新加坡稍有不同。原来称为狮岛的新加坡扼印度洋与太平洋咽喉的要冲，成为原住民马来人以外的南印度人（称为淡米尔族）和 中国南方汉人觊觎的对象。加上19世纪初英国在侵併印度、缅甸和中南半岛的南方，亦即马来半岛之后，企图染指这个为马来酋长所发现、所拥有的岛屿。
因之，同是移民社会、同是原住民不敌和降服外来的侵略者，台湾和新加坡都曾经被外国殖民过，台湾早期被西、葡、荷兰、其后的满清与日本殖民（在相当程度也被 国民党外来政府统治过），新加坡则被英国殖民140年左右，也曾沦陷于日军统治之下，变成三年半的昭南（昭和南方之）岛。
自1965年独立建国迄今只有37年历史的新加坡，可以说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综观新加坡的历史背景，除了自1965年以的建国史外，事实上还可包括受到英国统治的140年历史。
1819 年1月28日，英国探险家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nford Raffles）登陆新加坡，正式揭开新加坡近代史的序幕。19世纪初，新加坡是由柔佛州的苏丹胡先（Sultan Hussien Sayah of Johor）委託他的家臣天勐公阿布杜拉曼（Temenggong Abdur Rahman）所统治【1】。新加坡由于位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之南中国海等两大水域之间，地理位置适中且具战略上的价值，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莱佛士前往闢建根据地。1819年2月6日，莱氏与柔佛苏丹和天勐公签订协约，正式开始从事新加坡的开发计画【2】：(1)制订大规模的移民方桉；(2)宣布新加坡为一自由贸易港；(3)从各地不同地方移民过来的种族社群，殖民政府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依其各自的族群习惯自行管理。
1826年，英国将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合併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华人习惯将此三地统称为「三州府」，1867年4月1日，三州府则改由伦敦殖民部管辖，直属于英国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
随着19世纪中叶轮船的出现，以及1869年苏彝士运河（Suez Canal）的开通，新加坡成为沟通亚洲和欧洲的重要海港。
英国人佔领之初，该岛仅有120名左右的马来人和30名的华人。可是在长达140年的英国统治期内（1821-1942和1945-1959），由南中国闽 粤地区涌入大批华人，以致1836年华人人口多达13700人，已超过该岛原住民的马来人数目（12500）。此外，由印尼群岛迁入马来人，由印度次大陆 和锡兰岛也移入南印度人（淡米尔人）、巴基斯坦人、锡兰人等。在1860年全岛80800人中，华人高达49000人，约佔61%。星岛移民的时代高峰分 别为1867年与1914年，都是由于开发急需外来的劳工，俾在锡矿和橡胶园工作，当时殖民政府允许华工和印工大量的涌入。
由于英国殖民官员和商人向海外拓殖的目标在夺取土地与扩大市场，而竞相渡洋越海的华人和印度人则在逃避本国的天灾人祸，希望外海外另创天地，其结果造成不同 人种和族群在狮岛的意外相会，这也导致扼马六甲星州海峡咽喉的新加坡短期间成为东西文明与南北商贾荟萃的商埠。工商业的迅速发达造成各行各业的蓬勃成长， 而且各族也倾向于分工与专业。譬如英国人、欧陆人和福建人控制对外商贸、英国人与印度人专擅公共行政、广东人与客家人专门搞房地产和建筑业、海南人善于食 物零售、开设咖啡店等。
华族算是新加坡最大的种族，来自中国各个不同区域，因之又可分为福建人、潮洲人、广东人、海南人、客家人、及大陆其馀各省的移民。同样是马来人也分为马来 人、爪哇人、玻雅尼人（Boyanese）。印度人则分为印度淡米尔人、马来亚力人（Malayalee）、旁遮普人和锡兰人。在新加坡官方统计表「其 他」栏下的族群，包括欧洲人、欧亚溷血儿（又称为高加索人、或称为欧美人）。星州的福建人称他们为「红毛」、「白皮」等。显然新加坡人种繁多、族群互异， 依其人口多寡可分类为四种：即华人、马来（巫）人、印度人和高加索白种人。在1836年左右前三种人的数目为华人46%、马来人42%、印度人10%。到 了1921年新加坡全岛人口多达418000人，三族的比例为75.3%、12.8%、7.7%。当1931年新加坡人口已达50万人时，英殖民地当局下 令禁止移民活动【3】。于是在1940年以后，新加坡几乎已经停止接受外地大规模移民的迁居。
1970 年新加坡举行人口调查，华族仍佔绝大多数，在全部总人口207.4万人中，华族拥有158万（佔76.2%），马来人总人口数31.1万人（佔15%）， 印度人共有14.5万人（佔7%）。1990年人口普查为，新加坡居民总数为269万人，各族人口数为华族209万（77.6%），马来族38万 （14.1%），印度族19万（7%），其他欧美人士2.9万人（1.7%）（以上参考洪鎌德 1994：15-23）。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总人口多达401万8千人，其中常年居住之人口多达326万3千馀人，各族人口为华族250万9千 （76.8%）；马来人45万5千（13.9%）；印度族25万8千人（7.9%），其他4万6千（1.4%）（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 2001：4）。
表1 新加坡种族人口数与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新加坡统计局（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1970,1990,1997,2001）
二、多种语文的传统与英文的特殊地位
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为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那麽这四大源流（streams）的语言是由19世纪二十多种主要的语言（包括方言）族群逐渐合併简化而成。这二十种的语言群【4】， 每一种至少是千人乃至万人以上在口口相传。以华语为例，在今日固然以北京语为标准的华语，但早期乃至最近却有中国南方各省的方言，涵盖在内，包括福建话、 潮州话、闽南语、广东话、海南话和客家话等。以马来语为例，则涵盖了爪哇话、玻亚尼话、以及淡米尔语的源头之德拉威地安语系（Dravidian language），其主要成分为淡米尔语、马来亚兰（Malaylam）语和特列古（Telegu）语。另外印度语则包括旁遮普语、兴都斯坦语、古扎拉 悌语（Gujarati）、辛哈力语（Singhalese）。以上四大语系再加上英语，由此构成洋洋二十多种语言或方言。在所有新加坡语言当中，马来语 表面上被尊称为新兴岛国的国语，但其普遍使用上仍敌不过殖民地政府官方的语言─英语。
英语被尊为国王的语言（King’s language），其实就是岛国各族主要的沟通工具，也是吸收外来文化、科技、对外营商贸易所不可或缺的主要语言。英语最终在新加坡成为双语教育 （bilingualism）不可或缺的主要成分。所谓的双语就是不管你的出生隶属于那一种族、那一族群，除了通晓你出生的母语（华族通华语、马来族通马 来语、印度族通晓淡米尔语）之外，最重要还得学习英语，俾作为各族彼此沟通的工具。
在岛国英语之所以一枝独秀，除了拜受殖民统治者主宰地位之赐外，也是由于早期殖民政府刻意为学习英语者设限的缘故。当时只要能听、能讲、能写、能懂英语的 人，在政府或公家机关或商社，总有任职与就业的机会，他们或任低级官吏、书记、秘书、或翻译者。早年以印度人和海峡华人（The Straits Chinese通晓英语，生活方式洋化的「高级」华人）这两批人为代表。
海峡华人数目虽少，却是星岛主要的社群。这批影响力不容小觑的华人最早在英国人殖民星岛之前，便由廖内（Riau）群岛与马六甲移入狮城，他们根基的深厚，强于另一批马来化的华人，也即所谓峇峇（Baba 男人）与娘惹（女性）（Freedman：10）。
在英国的长期殖民统治期间，海峡华人高度英国化（Anglicization），这种高度英国化便是英语在其族群中的推动与扩大英语的学习与使用（参考 Png：104）。海峡华人不仅高度英化，还与马来人通婚，而能使用峇峇的马来语（Baba Malay）。这种语言本事遂被殖民母国的官吏看重，在星岛的英国社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5】。儘管他们仍然保留部分的中华习俗、语言与文化，但与其后由中国南方各省直接移入的华人无论在生活上、观念上已俨然分离，而自成另一族群。
至于19世纪通过马来半岛南移至星州的印度人，其背景则与华人大异。其一为印度遭受英国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后，由于次大陆的贫困落后，不少人被迫抛弃乡土并 移民外地；其二为1914年之前英国已控制了整个马来半岛，为了管理与开垦，需要大批人工，包括劳动者、低阶管理员与技工，因之在1937年之前移入星岛 的印度人绝大部分为橡胶园的劳工。在这种情形下讲淡米尔语，而又通晓英语的南印度人，便扮演橡胶园劳工与英国官吏之间的译员与仲介人的角色。同时印度族中 的马来亚力人，也成为英人与马来亚兰人与淡米尔人之间通译（Sandhu：123）。
既然有这一大批的海峡华人与南印度移民可供英国官吏驱遣，英国殖民政府遂在伪装要保护马来文化与马来语文的纯淨的藉口下，对马来人学习英语既未加以鼓励，也未推行。于是马来人只好摒弃工商，而以务农、捕鱼、养殖等乡下职业维生。
英殖民政府推动这样不均等英语教育的结果，也造成其他语文教育失衡的发展。由于学习英语的管道有限，其他语文学校反而不愁找不到学生来学习。但学习其他语 文，不像英语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能够获得实利。结果受到英语之外的语文教育而长成的年轻一代岛国居民，便会对英国殖民主义产生更大的厌恶、痛恨，他们终究成 为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与国家建立的先驱【6】。
三、由自治政府迈向独立建国
在英国殖民统治的后期，亦即1950年代，新加坡与马来亚尚属一体，为英国海峡殖民地之一。受过英式教育的新加坡年轻一代的领导者（如李光耀、吴庆瑞、杜进 才等）不断进行反殖民斗争，力求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遂有1959年英国允准星马自治的举措。可是当时英国殖民当局对为数多达76%的华族所设立的学校无 意资助，遂造成华族对殖民政权之痛恨；也遂在马共鼓譟渗透下【7】，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时有所闻。中共的建国政使华族的知识阶层更为左倾，而嚮往一个「强大的祖国」【8】。
1956 年议会各党员建议政府採取整合的方式来处理不同种族、不同语文源流的教育问题，包括提供给各族的学校以不同语言编写的共同科目教科书。碍于当时教育经费短 绌、政治领导无方，这一建议未能贯彻实行。直到1959年人民行动党在星岛赢得大选、并掌权之后，才提出五年计画，对教育进行重大的整顿与改革。这五年计画包括：
1.把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四种不同语文源流的教育予以平等对待。
2.以马来语作为此一新兴国家的国语；再把马语配合其他三种语言宣布为官方语言。
3.强调数学、科学、技术的课程，俾为教育现代化铺路。
在官方这种努力之下，学生入学率迅速递增，至1965年新加坡独立前后，全国已设有四种语文源流多达500所中小学校，学生人数多达50万，算是朝普及教育 迈进一大步﹐为了适应急速膨胀的学生群，新加坡政府特别设立教师训练学院，培养各种语文的教师，至1965年已拥有1万7千名中小教员。
1965 年新加坡由马来西亚独立出来成为南洋一个新兴的独立国家。星州已取得独立的「国格」（statehood）。但如何把疆域之内的族群建立为「族国」 （nationhood）正考验其领导者之才智与魄力。不巧的是在建国之初，星州碰上英军自苏彝士运河以东撤退，也碰上大马与印尼的对抗【9】。在社会上，虽然对共党的颠覆进行压制，但诸种族如何和谐共处、合力营建出一个统一的、有秩序的社会，却使主政者伤透脑筋。在经济上如何使仰赖进口商业的狮城变成一个输出的工业国家，如何敷设基本设施、吸引外资、建设跨国公司设址的条件，在在也使新加坡的朝野忙成一团。
在此时刻教育负担了两项职责：其一在协助国家经济转型；其二在建立一个统合的、有秩序的新加坡社会。是故独立之后的新加坡教育着重再加强推广教育的效益、抬 高教育的素质、强调科技的训练、以及调解种族歧异。其间除了广设技术学院、职业训练机关之外，又推动公民教育，鼓励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其主要目的则为双语教育之提倡，亦即从1966年之后，新加坡力行双语教育，双语教育变成新加坡教育体制的基础，以致实施20年之后，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陈庆炎，还要再加以证实、加以讚扬，他说：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双语政策，规定每个人除了学习英语之外，尚得学习母语，这一政策是我们教育体系的重大本质……孩子们必须学习英语，俾他们能够理解我们的所作所为，以及我们的来龙去脉。（Tan 1986）
为了落实双语政策，政府在小学儘量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听讲第二语文的机会。这裡所指的第二语文，是指在英语源流学校的母语而言，但如以非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学校（例如华语学校、马来语学校、淡米尔语）则以英语变成第二语文。结果在英语源流学校，学生被要求以英语学习数学与科学。而在1970年开始，以英语为 主要教学手段之学校，则必须以母语讲解历史（不过这一规定到1971年因教科书用字超过第二语文的水平之上，而告废除）。
自1966年之后，新加坡的中学生必须学习第二语文，并在1969年之后，凡中学毕业考试必须加考第二语文，到了1979年学生大学入学的先决条件为通过第二语文的检定考试。倘若不通过二种或三种的语文，则无法求得高学历，当然更无法变成菁英了。
由于家长认识学习英语文对其子女将来的就职方便和社会地位的爬升影响重大，于是进入英语源流学校的学生每年增加，政府不得不设置「浸濡班」（immersion classes）【10】，来协助那些自小家庭中不讲英语学的学生，使他们听讲英语的机会增加，从而抬高其学习英语的信心与兴趣。
表2 新加坡种族五岁以上家中用语使用比例（％）
资料来源：新加坡统计局（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2001：11）
四、华族的方言流行与华语的推崇
新加坡独立建国之后，被观察家视为马来大海中的一条小虾。原因是印尼人所讲的印尼话，大体上与马来语没有重大的歧异。因之，印尼文化也可以视为广大马来文化的一支。在这种情形下，以华族佔多数的新加坡，不得不强调马来语文的重要，这是星岛人为何把马来语当国语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独立后的新加坡，亟需凝聚民族共识，建立新的族国（new nation-state）。为此所採取的种族和谐政策，在于防止人口佔多数的华人成为新加坡「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的主体。于是在李光耀几次声嘶力竭的呼吁下，要求新加坡人不论其祖先原属中国、或印度、或马来西亚、或印尼群岛，一概自称为新加坡人， 不得再自称中国人、印度人、马来西亚人等等，最多加上华裔新加坡人、印裔新加坡人、马裔新加坡人的称谓而已。李光耀此一呼吁不仅着眼于种族或族群的和谐， 也是基于政治上的考量，也就是不让其马来邻居、或印尼邻居，视新加坡为海外的第三个中国，或中国的「第五纵队」。这也是何以新加坡的华人不再自称为中国人 的之主因。
正如前面所述，华族移民星岛，早在1836年即已佔全岛人口总数的45.9﹪，是当时岛民中最大的族群。1849年华族人口已超过马来住民的总数。在本世纪 开端，移民到星岛的华人，除了劳工之外，也有政治上反抗满清、而躲避官方缉捕的革命份子（如孙中山、梁启超等）。这些流亡星洲的革命首领及其党徒，发现华 族中方言之溷乱，阻碍了华族的团结。原因是居住于星岛，而由唐山南移的侨民，大都属于闽、粤两省的拓殖者。在福建省有福州、同安、惠安等不同闽南语文，在 广州则有客家、粤语、闽语、潮州话、海南话。其结果造成新加坡华族方言中，以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和海南话为主要的方言族群。在诸种方言中，除 了福建话和潮州话之外，其他的方言使用者无法彼此沟通理解（Freedman：12-13）。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由于官方对待各族群採取不理睬的放任态度，也促使华族各方言族群自行发展，其结果造成彼此在生活上的差异不见缩小，反而更形增大。加上移居南洋的华人喜欢攀亲附戚，各组各种会馆与社团，反而使方言社群超越其他业缘团体，而成为凝聚血缘与地缘的机构【11】。在1909年之前，由会馆衍生的方言学校林立，学生入学的条件为能说、能听某一特殊的方言。
方言的认同与忠诚导致在新马华人族群中之相互竞争，乃至彼此倾轧。这自然会引起逃亡到南洋的中国革命领袖之疑虑。因之，他们只有在强调中华文化、或华族的勤俭道德等方面，企图消除华族群体的对立。但这样做有意无意间便推广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而引起其他种族的不安。
在强调华族统一和鼓吹中国的民族主义之外，不管是急进的革命份子，还是主张温和的改革派人士，都或多或少留意到民国初年在中国大陆所推行的国语运动，从而在 星岛有人倡导学习中国的「国语」，是故星洲第一所学习「国语」的讲习班于1898年出现。但方言学校仍维持到1909年。该年年中之后，以方言为主体的华 校，已被讲解「国语」的学校所取代。1917年当中国大陆展开如火如荼的国语运动时，新加坡的华校也决定以「国语」取代方言，成为学校的教学语言 （Chelliah：82）。
由是可知，北京话、或叫做普通话是基于政治的理由，而被引进到新加坡。将语文加以政治化的目的在于促成华族团结，特别是促成华文教育者，如何团结合作，由是 把语言当成一种政治符号、政治工具。此举不仅使讲方言的华族得以团结合作，也把他们从讲英语的华族彻底地分开。从而搞政治与群众运动者，为了吸引群众的注 意，赢取群众的支持，不得不重视华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国语」－或称华语。语言的敏感性与重要性由此凸显出来（Shotam：507）。
在英国结束星马两地的殖民统治之后，不管是在自治时代，还是在独立建国时代，华语的推行和华文教育的实施，都使得语文和政治关係更形密切。儘管学习英语成为 新加坡朝野努力的目标，尤其是个人爬升社会位阶的楼梯，但大部分的华人，还是以讲方言，和进一步学习华语（普通话）为主。根据新加坡教育部的调查，新加坡的华人当中有81﹪，在家中使用方言或华语。换言之，在家中使用英语或其他语言（合马来语）合计只佔19﹪而已（请参考表2）。
此外，由于新加坡政府体认到华族中的次级族群讲听方言，不利于华族整体的沟通，故大力提倡「华人讲华语运动」，其成效之高速，令人吃惊。在1980年家中父 母使用华语，而与子女交谈者，其子女在进入小学者佔全部华族入学学童的25.9﹪，但至1991年时以跃升到66.7﹪，可见华语运动的推行有相当的功效。
不仅在学校裡华语已取得相当重要的地位，就是在大众传媒裡，华语也成为老少喜欢使用的语言。在1987年识字高达110万名华人中有98万（89﹪）能够阅读华文报纸。通晓英文的120万新加坡人中只有84.5万（70﹪，其中只有61万是华人）阅读了英文报纸。
新加坡200万电视观众裡、年满15岁以上的观众中，有33﹪每日在收看新加坡电视广播台的华文时事节目，这是收看英文时事节目的观众（佔14﹪）的两倍。 多年来最受观众欢迎与喜好的前十名电视节目都是华语节目，就是最后一名（第十名）收视率最高的华语节目，也比英语最好的（第一名）节目高出50﹪的收视率。
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新加坡人固然在国际贸易与商业扩充方面、在吸收西方科技的长处方面仰赖英语，但为了让佔有四分之三人口的新加坡华人不忘本、不失根，为了使年轻一代新加坡人认识东方文化与传统的道德价值，政府乃大力提倡学习华文【12】。 此外由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欢迎星马人士前往投资、营商、通贸，而台湾的经济力量也令星洲人佩服，这些因素都使学习华语的价值相对抬高。就新加坡而言，华语、淡米尔语和马来语似乎已不仅仅是只有沟通的意义，而且被当作是族群的象徵，从其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统中即足以证明（Gopinathan 1980：177）。所以，新加坡的语言政策是文化和政治交织而成的语言政策。
五、多元语言的新兴国家
正如前述，新加坡既然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因此其语言改革的准据，係採取多元语言国家的模型（model of a multilingual nation），企图在藉多种语言的平等使用，来达成国家的建立（nation-buliding）。这也就是何以官方规定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为正式的官方语言，必须在政府公报的文书上同时排印出现的原因。
在这个模型中，新加坡的族群正式界定为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及其他四种。新加坡所有四族享有文化与语文上的平等。从而作为新加坡公民的个人必须对狮城整体 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有所贡献，对国家的统合有所助益。此一模型有意无意间强调集体的利益。儘管在面对国家权力时个人的基本权利受到宪法的保障，国家的利益仍 优先于个人的权利。
其实，多元语言国家的模型，包含两个重要的面向与向度（dimensions）。其一，此一语言政策之推行，有助于新加坡与外国的交往与沟通；其二，此一语言政策之落实，促成新加坡单一族国的统合与建立。
上述两种向度具体而微的落实，便是英语的运用。只要能够掌握英语，弹丸小国如新加坡者，仍能够与欧美交往，而吸收其所长，并从而把新加坡转化成国际通航、金融、资讯的中心。另一方面英语又成为新加坡四大种族彼此间对话的共同工具。尤其是在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之后，英语取代马来语成为四族共通的语言。在实际的运用上，英语变成了事实的（de facto）国语（Shotam：508）。
正如前述，华语成为离乡背井，形同失根的华人慰藉的象徵，特别是当作殖民化时代以来不能阅读与听讲英语的人，长期遭受压制的一种补偿。再则学习与使用华语，也是为了克服中国方言群体的分歧和离异，使华族中的各方言群落得以彼此沟通。
显 然，在新加坡「母语」的定义，每随时空的变化而转移。以目前的情势来界定，母语係指某一语言族群（linguistic ethnic group）在社会上认同某一语言为其通用者。例如不是所有华族都认同华语为其母语，对讲英语的华人，其母语不再是华语，而是华人的方言或英文。透过多元 语言的模型，各种语言享有平等的地位，不能以某一语言使用的频繁与否，来决定其价值。英语的象徵是直截了当的，它是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的象徵，它与其他三种 语言不同，不再被视为母语，但却建立在其他母语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沟通工具。对新加坡人而言，英语显然欠缺其他三种母语那样带有沉厚的感情色彩与民族特质。
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与英国殖民地政府最大的不同为前者公然倡导学习英语，而后者只有选择性的开放英语学习给少数住民，然后把这小批「选民」当成买办、或仲介人来优遇。
如果我们考察1985年新加坡学童选择教学语文的人数，并加以比较的话，便不难发现学习英语如何成为星岛朝野当急之务。反之，以马来语或以淡米尔语为学习语 言，在学童几乎是少数中之少数。完全依赖华语为学习语言的入校学童居然低到只剩下3﹪，与佔有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华族完全不成比例。
表3 1985年教育语文与学生入学情况
资料来源：新加坡教育部教育统计部门Education Statistic Section , Ministry of Education（Singapore, 1985）, Table 5.
英语变成主要的教学媒介是不是完全由于政府操纵呢？事实上，政府的作法多少也反应民间的要求。原因是1954年进入英语源流的学校就读的学童，首次超过进入华校就读的学童数目。该年华校学生入学的增加率才2.7﹪，而英校的学生入学增加率却高达14.3﹪，这就说明一般父母有意把子女送到英语学校去就读。
为了不触怒受华文教育者对社会过度重视英语之不满，政府也得保证在推广英语之同时，不忘对华语的推广与深化。特别是在1950年代反英反殖民主义的群社中， 不乏接受华文教育者（儘管其领袖多为听讲英语的华族菁英）。随着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接受华文教育者，在政治上愈趋活跃，曾要求以华语取代马来语 而成为国语，至少华语应该成为官方诸种语言中之一种，他们认为政府所推行的英语教育乃是意图让华人的传统文化没落，因此反对政府推行的英语教育。政府最后 接纳其后面的建议，而宣布华语为四种官方语言之一。对于来势汹汹的华语与中华文化提升的压力，政府的反应是谨慎的。
在新加坡多种族社会和多元语言的情况下，两个与语言相关的议题是基本而重要的，而且和新加坡的建国有密切的关联（Kandish and Kwan-Terry, 1994:72）。
第一个议题是沟通整合的问题。新加坡的社会是经由溷合与的运用和发展、多语言政策的施行及具备两种语言能力的人的存在，才能使多元种族的新加坡社会保持高度的社会沟通。也就是这种多语言政策，才能保持相当程度的沟通整合。
第二个议题是新加坡政府想要建立人民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它是超越对族群的忠诚和认同的层次，而有利于新加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对一个多元语言和多种族的新加坡社会来说，要建立起对「新加坡人」的认同是一个複杂的问题。
从历史的经验和持续性来看，新加坡的语言政策早已经形成，且符合新加坡政府的目标。即发展一个「实用多元主义的多元语言政策」，同时宣佈四种语言为官方语 （马来语、英语、华语和淡米尔语），并予以平等的对待。然而要在所有公开场合平等使用四种语言是不可能的，因此，新加坡官方一致同意在改善沟通的环境上， 将对政策作持续调整。四种语言中，马来语被选定为国语，这反映了新加坡的政治历史和它所处的地理形势（因为新加坡周围的环境皆为码来文话），且在1965 年独立前（1963-1965）新加坡曾是马来西亚联邦中的一部分。所以马来语所扮演的角色是具有形式上象徵的意义。但是马来语的使用以日益降低并为英语 所逐渐取，且非马来人而精通马来语的人则更少。这样的状况，早已引起新加坡政府领导阶层的关注，并对马来语的重要性再次提出。这与「马来语在新加坡是少数 族群的用语」此项议题被公开的讨论，及有时与邻国的紧张关係有关联性。此外，马来语被认为是很重要的区域性语言，而且通晓马来语相信有助于新加坡与马来西 亚、印尼和汶莱三国的关係。新加坡的语言政策走向实用主义的发展路线由此可明显的得知。
华语（北京话）在新加坡并不是多数华人的母语，它被选为最大族群的代表语，乃是基于历史和政治的考量。在1979年新加坡政府发起的推行「华人讲华语运动」，主要是想取代其他中国的方言，以统一华人族群中的沟通语。同时，藉由华语在中国大陆的流通性，更可以扩张在中国大陆的市场。
淡米尔语在新加坡做为代表印度族群的语言，虽然淡米尔语实际尚馀印度族群中的使用上并非相当普遍，但至少大多数的印度族群在重大的正式场合中都使用淡米尔 语。淡米尔语曾经被大力推广为新加坡印度族群的沟通语，但成效并不显着。所以淡米尔语在官方语言的地位较不为人所重视。这对非淡米尔语系的印度人而言，是 可以忍受。然而淡米尔语在官方与的地位，则使它可与其他两大语言及族群立于平等地位。因之，淡米尔语的地位，宣示了在媒体与教育语言的选择上各语言的平 等，同时也确立了各种语言在相关权利上的平等原则（Kandish and Kwan-Terry 1994：73）。
在四种官方语言中，英语是唯一非亚洲语系的语言，所以，在新加坡的族群关係中英语是「中立的」而不带有族群的色彩。并且就使用的人数与地区来说，它的范围是 较广的。由于它是殖民时期政府的用语，因之，新加坡的独立后官方的行政用语仍持续使用英语。其次，它在高等教育、国际贸易及现代化工业技术的使用，一直都 被视为相当的重要。在这个层面的成就，可被解释为语言政策中实用主义的成果。新加坡政府认为英语被持续而广泛的使用将促使其经济的发展。显见的，英语在两 个层次上有其实际的价值，分别在社会层次上它促使整体经济的成长；在个人层次则带动个人社会阶层的流动并提升个人经济的所得（Kuo 1985:30）。
英语被广泛的使用，被认为是超越族群的国家认同逐渐的浮现。然而要从对各族群的认同转变为对新加坡国家的认同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新加坡政府充满信心的认为， 只要经济持续的成长且政治稳定，它终将实现。这种对新加坡国家的认同现在已经形成了，它也经由英语的歌曲、诗、现代文学及演说的内容并透过新加坡式的英语 笑话及日常用语，将英语逐渐结合其本土的文化（Kandish and Kwan-Terry 1994：74）。
新 加坡的现况展现了一个具体的范例，就是他们不排斥一个「国际语言」在国内使用，以达到他们保护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及整合族群沟通的自主性。相反的，它接受 英语并视之为对新加坡未来的发展有正面意义；因此，英语与其他族群性语言间的可互通性，并未升高其潜在冲突的问题（蒋家安 1998：30-34）。
六、李光耀有关语言政策的看法
作为新加坡建国的开创人，亦即相当于这个新兴岛国的国父，李光耀执政（主要担任狮城内阁制的总理）长达31年，如果再加上担任阁揆之前的议员与反对党领袖身 份，以及1991年退出政治舞台第一线，而以内阁资政(Senior Minister)的名义参与政治活动，则其参政至少40年以上。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李光耀有关新加坡语言的教育政策，发表过多次重要的谈话，其中比较重要的几则值得我们在此引述，俾能够对新加坡备受争议的语言问题，及其解决之道有粗浅的理解。
谈到〈不同种族读同一语言〉的问题，李光耀在1960年3月底对南洋大学（简称南大）的学生发表演讲时，指出新兴国家一开始如能使语言统一、避免分歧，必会促成建国路程顺利稳当。但有些新兴国家却因语言的分歧而造成政治的争执。他指出星马早期的选举中，选票是依语言的划分而分配，「在﹝马来﹞联邦大部分说马 来语的人投票支持巫统，在新加坡大部分说华语的人，投票支持人民行动党」，不过星马语言问题不像锡兰的语言问题所造成的那般矛盾与紧张。他的结论是「一个 由大多数人民，包括由说华语的人民选出的新加坡政府，其处理华语和华文教育的方式，与殖民地主义压根儿不相同。在新加坡，华族教育、华言或文化，根本没有 被妨碍或压制的危险。没有人有心使南大与马来西亚大学（简称马大）合併，或用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而摧毁南大」（李光耀：370-73）。
1981 年新加坡大学（简称新大）与南洋大学顺利合併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简称国大），一度引起受华文教育者对政府语文政策的疑虑。其实南大虽是民间力量倡建的南洋 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一所高等学府，但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以奉政府之命令逐渐以英语取代华语为教学工具，且已大量接受政府的财政补助，由私立变为公 立，最后仍难逃与新加坡大学合併的命运。这点与李光耀所言的「无人存心使南大与马大合併」固然符合，但早期无人会想到南大与新大的「合併」。
在1961年李光耀对新加坡的语言问题曾表示：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指：语言和教育的问题之解决操于父母的自由意志，而非依赖政府的命令。吾人之职责在于指出：走向国家统一之途是鼓励大家学习和使用国家 语言（马来语）同时也要靠母语学习的机会平等。很明显地，这一切靠父母来决定其子女如何接受教育与训练。（Lee 1961：1）
在南洋大学尚未关门之前的1970年8月，李氏勉励南大英培养精通两种语言(华语与英语)的毕业生，使「南大发展成一个独特的学术机构，使新加坡的华校生和英校生，以及亚细安【13】〔东南亚国家协约组织〕国家的学生能够在南大栽培下，取得更大的成就」（李光耀：388）。
他在1974年5月指出：「就我国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人民来说，如果只学英文，那是愚不可及的，因这将使他们脱离自己的文化根源」（李光耀:389）。为 此政府所提倡的双语教育，必须在使讲方言的华语家庭，放弃方言，而改说华语，才不致让学童同时学习三种语文（方言、华语与英语），负担过重。1987年8 月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李氏坦承：
讲英语可能比讲华语好，这是因为我早年学的是英语。但是，即是我也绝对不会变成英国人，我的内心没有西方的价值观念体系，有的是东方的精神价值体系。但是我应用西方的观念、西方的语言这是因为我瞭解这些观念和语言。但是我的头脑裡却有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
我并不是说，掌握了一种语言，你就自然地吸收它的价值观。不，不是的。但大体上会有帮助，没有了那价值观，又怎样呢？我实在担心，我们会失去那股冲劲。
但 是，华族的道德观是不同的，人人对社会都应该尽点义务……。孔子说：君君、臣臣……等等。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係，父子关係、兄弟姊妹关係、朋友之间的关 係，还有你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也是重要的。如果能够从六岁开始就有系统地把这些观念灌输给学校的学生，你就能够培养良好的公民。（李光耀：392-95）
因之，在1979年3月李光耀在致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吴庆端的信上，认为新加坡将在十年之后成为一个两种语言并行的社会，而绝大部分新加坡人将通晓两种语 言。他说，要使学生同时能够掌握两种语言是不容易的，也就是让家长决定其子女在第一与第二语言中选择一项专精，另一项则尽力抬高其程度。他说：
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国家，我们至少需要一种共同语言来相互交谈。最终我们将拥有一个共同的文化。
在这之前，我们只希望在价值观念和社会态度方面，我们能有更多共同的地方。
我长久以来就猜想，正如你们的调查研究所得的结论：在未来一年或两代裡，我们不可能希望每个人都学会听英语讲英语。有大约 20% 的华人，只有办法掌握华语。儘管有这些困难，我们还是必须设法使他们学会简单的英文口语，以应付工作上的需要。我赞同你的意见：对于那些进度缓慢的20% 马来人和印度人，我们应该设法教会它们讲英语、写英语。（李光耀：397）
李光耀主张利用第二语言，也即每一族的母语，来传授传统的道德观念，他说：
我们是汇合了来自中国、印度以及世界不同地域的移民，我们必须传授给我们年轻的一代以共同的基本社会行为准则、社会价值观以及道德原则。这些准则、价值观以及教条将能塑造完整的未来新加坡人。我们各个人种、文化、语言以及宗教所具有的各种优良特点必须被保存下来。
教授第二语文的价值，主要的是在于传授道德观念和对文化传统的了解。除了那学习能力高的8% 之外，对于其他的学生，认识丰富的词彙和写作语文的技巧，绝不可能是学习第二语言的基本目标。第二语文的传授必须要使学生发生兴趣，并且要同学生的生活息 息相关。绝对不能够像教授一种已经死亡的文字——拉丁文一样让学生用功死读来应付考试，考试过后便很快忘记了。（李光耀：398-99）
在1979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李光耀畅谈促成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因素，为使百姓通过掌握共同工作语言的英语来提高教育及技术专业的水准。他希望在1990年 以前无论谁担任总理的职务，可以不必使用四种语言那样麻烦，而能够达到政府与人民之间直接的关係。他这种希望终究要落空。其继任者吴作栋在其后数年的国庆 群众大会上，依旧要用三种（美、华、巫）语言来演讲，而无法只用英语或华语而已。另一方面在1990至2000年的10年内华语家庭使用方言者已大幅降 低，使用英语者则有明显的增加，这与新加坡英语教育的认真推行有关，也与讲华语运动的成效有关（参考表2）。
七、新加坡双语政策的意涵
在实施了30馀年的双语政策之后，新加坡的政府与民间对建国（nation- building）工程的评价与看法如何呢？站在政府的立场，认为双语政策的落实，达到种族的和谐相处，导致社会的安定与国力（特别是经济、国家安全与外 交方面）的增长，使种族的冲突与磨擦几乎减少到少有报导的地步。这种语言政策的延伸，就是对各种文化的尊重，也使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的新加坡在度过 1973年、1987年、1998年、2001年几次经济衰退之后，迅速恢复经济的活力，使经济成长率在2002年下半年尚能保持在2％以上，算是中国以 外的亚洲各国从此波经济不景气中，快速恢复的一个。儘管面对美国要攻打伊拉克的威胁下，东亚经贸略有起色的各国（包括台湾在内）景气恢复的势头又蒙上一层 惊惧的阴霾。
双语政策推动的成功，使悠游于马来（广义的马来文化区域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汶莱、菲律宾南部、泰国南部）大海的小虾之新加坡，不因为亲近西方的英美而得罪 信仰伊斯兰宗教，讲广义的马来语（包括印尼与在内）为数两亿以上的邻国列强，反而在国际上，外交上发挥「小而美」、「小而强」的作用，成为东协一颗耀眼的 巨星。在对抗寰球恐怖主义方面，新加坡对美英的支持，尚不致酿成马来世界温和的穆斯林之反感。儘管极端的基本教义派份子及恐怖组织，有意在新加坡发动破坏 美国大使馆和美军军用设施（航舰港口）之图谋。
双语教育推行中近年间极力鼓吹华语华文之重要性，不管是早年政府「讲华语运动」，还是近年来民间的推动认识与理解中华文化之兴起，都与中国大陆经济的大力发 展与兴盛息息相关。是故能够操简单的华语（北京话，普通话）之20万名新加坡人，如今在中国大陆定居，或是往返狮城与中国沿海诸大城之间，从事商贸活动， 这也是令邻近马来人和印尼人为之侧目的原因。
另一方面做为全球化城市的新加坡，其绝大部分商界、政界与学术界菁英，都以留学英、美、加、澳、纽、为荣，政界领导人曾任总理职务长达31年的李光耀，于 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后，其首任内阁的「四大天王」，都曾是大英联邦国家的留学生，包括他本人留学剑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吴庆瑞在伦敦政经学院攻读 经济学，第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拉惹勒南也在英国学教育，副总理杜进才在伦敦大学获心裡学博士学位。1980后期以来，新加坡内阁大部分成员，则为出身于 外国高等学府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s）。
有人把1989年李光耀内阁与台湾李登辉任总统时的政府各部会首长所组成的内阁作一个比较，发现获有国外博士学位的人佔多数，是故赢取了「博士内阁」之美 誉。这可以说是新加坡同台湾相似，用人唯才。博士学位并非人才选拔的唯一标准，但与过去中华文化学以致用，学优则仕的传统有相当的关联。
不只政界如此，就是学术界的龙头，像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林彬教授出长新加坡国立大学多年，而同样南洋理工大学校长詹道存也是留英博士，这也包括前驻美大使许通 美教授等等，都表示学界也由留英、留美的菁英所主控。这种情形说明出身英语家庭者留学英语国家的方便，也造成不少杰出新加坡人滞外不归的原因。造成近年间 新加坡政府与民间议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为何有这麽多优秀的新加坡人宁愿居留外国，而不愿返乡就业与定居？其中的理由为建国之初，大约是1960年与 1970年代新加坡少有良好的发展机会，无法让他们发挥学成后的长才。1980年与1990年以后，不少滞外的新加坡人才则是对人民行动党的操控严紧，自 由与民主的宽容不够，社会竞争激烈，岛屿心态的狭小等等，使他们无意把国外的新科技，也就是创造性科技企业（technopreunership）带回本国。这点同台湾以及香港或目前中国大陆流行的趋势相左。换言之，双语教育的落实，其实是英语的特别受到器重，并没有使新一代新加坡在美、英、加、澳、纽受到良好教育训练，而有一技之长的专业者，想要学成回国，报效曾经是其出生与孕育的新加坡家乡。这会不会是新加坡的祖先都是失根的浮萍，而这类出国不归的流 浪豪情与过客心态至今还留在其子孙的血脉中？
虽然新加坡政府全力在吸引外国优秀人才到星岛工作，而便利他们永久居民身份，甚至公民权之申请，但这些人才的数量都相当有限。相对地，人才外流一直是东亚诸 国当政者头痛的问题。有人认为人才外流还不严重，严重的是「对新加坡国内与国外的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品质〕进行更仔细的研究后，我们不得不对新加坡顶端 〔尖〕人才数量之少与单薄感到担心」（叶传昇2001：4）。亦即同是亚洲赴美留学的学生人数与攻读硕士人数的比率，新加坡还不如台湾、中国大陆，其结果造成推动尖端工业研究与发展人才的短缺。在家乡创业致富的念头，不若台湾人，也不若中国人，甚至还输给香港人、韩国人，这表示政府双语教育对民族文化的认 同不算成功，对乡土与国家的认同也不够明确，不够深切，难怪2002年8月中旬吴作栋总理的国事感言中，谴责不少年轻的新加坡人无意在国内定居生根，做一 个「留住者」（stayer）；反之，却一心一意要逃离星洲移居外国，做一名「逃兵」（quitter）。
作 为一个「受冷气制约」（air-conditioned）的国家之新加坡国民，其生活程度比起周遭邻国是相当高，这当然是拜政治稳定、领导坚强、法治严 明、经济繁荣之赐，这种人民的生活舒服（comfort）与政府控制（control）稍紧的特殊情况（George 2000），是不是也受到多元语言、多元文化、多元宗教所呈现的活力、弹性（dynamic）的影响所致，是一向值得探讨的问题【14】。
八、新加坡语言政策可供台湾参考借镜之处
就幅圆大小而言，台湾为新加坡的60倍，但在人口方面则为其7倍，这大概是由于台湾岛屿山脉纵走，平地较少，不如新加坡到处是滨海平地、沼泽与海埔填土的新 生地，可以在养活目前总人口的两倍以上毫无问题。这是就地理方面所显示两者的不同。就历史上而言，新加坡成为中华、印度与马来三大文化系统的辐辏、汇聚的核心，因之，境内不只有人数佔四分之三的华人，还有将近14％的马来人和8％的印度人。因之，在新加坡可以说是不同种族，不同肤色和不同文化、不同宗教、 不同语文的人民之聚居地。这点与台湾绝大多数是汉人（儘管又可以区分为河洛语、客家和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中国大陆移入的「外省人」，加上少数民族的原住民），可以使用华文，并藉华语来沟通，也大为不同。
新加坡语言政策把华语、马来与和淡米尔与提升到同样为官方语言地步，使少数民族的马来人与印度人深觉受到尊重，对多数族群的华人不生疑忌或怨怼，这是新加坡 政府族群、文化、教育与语言政策公开、公平而有实效推行之结果。这三大族群之间的沟通主要藉英语，偶尔也使用马来语，而华语的实用价值则在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浮现。这是何以新加坡语言政策成功的地方，也是可供台湾借镜的所在。换言之，台湾目前倡导母语、方言教育（包括鹤佬话、客家话与原住民各种语言）， 以辅助普通话（北京话）之不足，除了有发挥台湾乡土精神之外，也是使台湾草根性的乡土认同，族群认同更进一步发挥。不过，此举对不同族群的凝聚会产生何种 冲击，是否促成新台湾人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还有待吾人客观地观察与公平地评价。
新加坡双语教育突显英语的重要，这是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的社会企图与西方科技、知识的发展直接接轨的努力之一斑。台湾在这方面还差了一大截，近年间从政府至民 间有识之士的大力呼吁，使英语教育提早在小学阶段实施，是一项明智的举措。此举却因为通晓英语的小学教员人数之有限，教育经费之短绌，至今尚停留在坐而 言，而非起而行之阶段。如何促成小学贯彻初步英语之学习，中学则加深英语文之掌握，而大专方面能够让学生运用英语与外人沟通，应该是吾人进一步努力之目 标。
有 人指出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推行并非如想像的成功，反而造成中辍生不精通母语，连带英语理解有限，表达不佳，可以说是个人与社会蒙受严重的损失。对这种负面与 悲观的说词，我们也不容忽视。是故新加坡推行双语教育所遭逢的挫折与困难，以及克服和改善之道，也是台湾人应加以认识和反思之所在。天下难有完美的制度， 橘逾淮则成枳，我们如何在学习新加坡的长处之外，避免重蹈其覆辙，应是此番研讨会召开的意义之所在。
九、结论与析评
如前所述，新加坡使用了多元语言的模型。对于这个模型实施了四、五十年之后，加以检讨其得失，就会发现问题的複杂。就其总体而言，无论是双语教育，还是讲华 语运动，多元语言教育在促成新加坡为一个新兴国家的意识抬升方面，大体上而言还算成功。这是由于新加坡乃为一个人口集中、政府强势而有效率的岛国，新加坡 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不管是语言政策、是种族政策、是教育政策，很少受到弱势的反对党之挑剔、反弹，更不会受到少数民族之疑惧、不悦。因之，语言与教育政策 一旦制定，便要求彻底落实。
可是在成功的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多元语言的模式之缺陷。
首先，这一模型系建立在四种官方语言完全平等的道义基础之上。但鉴于英语一枝独秀，而马来语只保留了名义上（宪法上规定）国语的地位，加上淡米尔语的用途又因为印度族人口比例的微小，未见扩大，反而递减【15】，结果显示四种语言在实质上的不平等。
其次，除了英语之外，其他三种语言 —— 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 —- 的并存，指明三个语言及群体的同时并存。语言的分别与隔离，反而造成种族和文化的分开。提倡多元语言政策，无意间也强调新加坡四个族群的存在与差异，而难 以消弭种族或族群的壁垒分明，对于四个族群彼此的通婚、融合帮助不大。
第三，事实上在新加坡只识英语而不懂华语的统治精英，亦即接受英文教育的华人领袖，在自治与建国的这五十多年间，曾经有过重大的贡献，他们当中如吴庆瑞、杜 进才、陈庆炎等虽不懂华语，但至少尚通南中国的某一方言，而能够与百姓沟通。，李光耀、李显龙父子和吴作栋则认真学习华语，与华校出身的王鼎昌（已逝世）、杨荣文都能够使用华语演讲。但基本上，新加的精英仍以只懂英语者位居要职，英语教育与华语教育的界线仍极分明。虽政府努力倡导第二语文的华语，但一 般英语家庭出身的华侨学童仍视华文的学习为畏途。况且要找到适当易学的第二语言之华语教本，在新加坡是困难重重。
第四，新加坡多元语文教育的实施目的，在企图利用英语吸收西洋的科技与企管知识。利用第二语文的母语灌输下一代东方的文化价值与道德观念。这当然是一种理想 的组合。但要付诸落实，却非急功近利的星岛朝野短期间能办得到。因之，儘管为政者耳提面命，大声疾呼，但老百姓对语言的掌握却极其缓慢。更何况在欧风美雨 的冲击下，东方的传统文化与道德价值观能否只靠语言学习获得保留却是值得商榷思考的课题。
第五，鉴于中国的大力改革开放和经济情势的昂扬，华语前途的看好是必然的，这会促使其学习又多了一项强而有力的理由。但过度地哄抬中国语言的重要，与过度地 宣扬中国政经改革可能的成就，是否会使这隻「马来大海中的小虾」之新加坡，刺激其邻国的马来大鱼，而遭到某种程度的抵制、威胁或吞併之危险，也值得警惕反思。
由此可知，多元语言的新加坡种族、语言、文化的歧异仍有待朝野的合力消弭排除。要构成一个单一同质的新加坡自主的意识与文化仍旧是一个遥远而不可企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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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Temeggong是一个握有相当政治权力的官僚头衔，就像是封建帝国裡的采邑领主，为实际的土地拥有者。他是苏丹的侍臣。
【2】新加坡正 式成为英国属地，係经两项条约协定：(1)1824年3月，与荷兰签订的协约（Anglo-Dutch Treaty）。荷兰当时佔有马六甲，与英国佔领的新加坡产生利益上的冲突，协约签订之后，荷兰不再反对英国据有新加坡；(2)1824年，东印度公司与 柔佛苏丹和天勐公签订友好同盟条约，承认无条件将新加坡让与英国。参考Miline and Mauzy 1990：43。
【3】盖担心随移民人口之增多，行政管理难以有效推行之故。
【4】即华语、福建话、潮洲话、闽南话、广东话、海南话、福州话、客家话、马来话、爪哇语、玻亚尼语、马来亚兰语、特列古语、旁遮普语、兴都斯坦语、古札拉悌语、辛哈力语和英语等二十种语言与方言。
【5】这些海峡华人主要担任英国统治者的买办角色，亦即议员与仲介者。
【6】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不限于作为殖民地的星洲，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马来半岛、印度次大陆等英属殖民地。
【7】「马来亚 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成立于1923年，其组成份子大部分都是华人，在二次世界大战其间及战后，主要活动地点在马来半岛。当1959年，马来亚联邦政府平定马共 在马来亚半岛上的叛乱后，有一部分马共潜逃至新加坡，并组织政党，影响了新加坡社会的安定。
【8】对于受英语教育的菁英来说，华人文化就是所谓的俗民文化，并且也是新加坡的在野党社会主义战线的文化。受华语教育的华族知识阶层则支持在野势力反对英语教育，不希望让华人的传统文化没落消失。
【9】1965-1970年，印尼政府刚平息国内共党的叛乱，对当时华人及中共相当排斥，马来西亚则由于新加坡刚刚脱离独立，而对华人採取不友善的态度；新加坡身处在此紧张气氛的国际环境下，印尼和马来西亚两大国间的猜忌和怀疑，对新加坡的生存发展相当不利。
【10】浸濡班是指学生再完全使用英语的环境（学校、社团、家庭）下，彻底增强其英语之学习。无论学习任何科目（数学、地理、历史等学科）都必须以英语作为学习媒介。
【11】战前的华人资本家，除了担任宗亲会、同乡会的会长或理事长外，对于社会福利、华语学校、华人教育亦有贡献。如南洋大学即由华人资本家陈六使捐助而设立。这些由华人社群所建立的机构在日本统治时代是反日的据点，后则成为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活动根据地。
【12】双语 教育制度使得英语在新加坡迅速发展，用英语交谈的华人家庭有急速增加的趋势。华人家庭在家裡只使用英语的比率，从1980年的10%急速增加的趋势。华人 家庭在家裡只使用英语的比率，从1980年的10%急增1990年的31%。新加坡《联合早报》曾刊载下述这样的评论，感叹连华人家庭都只使用英语。「华 语今后或许可以在学校教授，但他也许会重蹈拉丁语的同样命运。也就是说，因为没有说华语的必要，学校毕业以后马上就会被忘记了。」（参考田村庆子着、吴昆 鸿译《超管理国家—-新加坡》）
【13】亚细 安（ASEAN）是英文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的缩写，而以谐音方式汉译，意指「东南亚国家协约组织」（简称东协）；大陆称为「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这是1967年8月成立于 曼谷的东南亚区域性组织。以增进会员国间彼此在经贸、科技、文教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主旨。原有泰、菲、大马、印尼、星等五个原始会员国，汶莱于 1984加入，越南于1995年加入，加上柬埔寨、寮国与缅甸，现有成员国10国。
【14】有关新加坡多元种族的结构、政治以及社会地位，宗教与文化所牵涉威权体制之问题可参考周忠平2000：55-66.
【15】淡米尔代表理事会指出，在22000名淡米尔的小学生中，居然有一半的学生选择马来与为第二语言，只有另一半选择淡米尔语为其母语（第二语言）；又在13000名淡米尔语为第二语言的人才只有550名。
本论文之完成归功于政战学校教育行政官蒋家安少校，刚服役退伍之周忠平硕士，台大国发所博士生廖育信及澹大硕士生林百庆与吕理谦诸先生，特申至深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