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5
作者/来源：伍依
被李光耀指责的“奎笼会议”夺权争相终于真相大白！“奎笼会议”的组织者，人民行动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贡元的回忆录《1957年人民行动党奎笼聚会所谓“夺权”真相》出版了。书中详细记述了“奎笼聚会”的来龙去脉，彻底拆穿了李光耀的“一派胡言”和其他或不知真相，以讹传讹，或隐瞒真相，或刻意歪曲，或无中生有的种种说法，使人民不至于被这些低级的谣言所欺骗，让人民重新生活在真实的历史天空之下。
1956年10月27 日，殖民地政府残暴镇压反殖运动的领袖和骨干，逮捕了超过250人，其中是行动党的3位中委，导致众多党政团体群龙无首，林清祥等真正反殖领袖被捕下狱后，李光耀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原形暴露。他靠拢林有福集团，赴伦敦重启宪制会谈，在多方面做出让步，导致行动党基层的不满，致使整个党陷入混乱、分裂的局面。
面对“左翼队伍中的严重分裂已是不可挽回的事实”这么严重的局面，一些忠诚的行动党中宣委和支部主要负责人基于“一定要团结，不要分裂”的宗旨，“由王邦文（时任总部组织秘书）发出通知：中央决定在武吉班让支部召开紧急中支联席会议，商讨宪制谈判进展和党内出现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党主席杜进才“指责党内‘亲共’分子正在配合社会上反行动党势力，向党发动攻击。”李光耀从伦敦谈判回来后，“愤怒地指责武吉班让中支联席会议发生的不正常现象”，“他把这次会议的一切责任归咎于‘亲共’分子所为，矛头直指部分左派中委、各支部主要负责人以及左翼工会集团。”
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李光耀人为区分的“亲共”和“非共”两派结下了无法化解的“怨恨”。“李光耀最善于改头换面，自创概念，把民主社会主义分为两个派系，并指责那些最受群众拥护的左派领袖为‘亲共’分子，而却不敢承认自己为右派或反共者，蓄意用中和的‘非共’字眼隐蔽其反共本质，将左派领袖和基层的重要骨干都套上‘亲共’的帽子，作为‘共嫌’赠送给大英帝国的免费礼物。”“行动党中委被人为地分为‘非共’和‘亲共’两个派系，而各支部却被指为受‘亲共’分子所控制，使党在反殖斗争的道路上无可避免地授人以柄，或可说是送刀子予别人杀害自己的同志。”“‘非共’和‘亲共’并不是天生的仇敌”，但“李光耀他选择了对立，因此，他放弃坦诚相待，留下互相猜疑，造成历史的一桩憾事。”
“李光耀把‘亲共’视为洪水猛兽，从一开始，就把党内的左翼进步人士看成‘亲共’或是共产党的潜伏分子。在统一反殖的合作过程中，始终对他们采取不信任和排斥的态度。”“总之，在李光耀眼中，‘亲共’分子的存在，就是对他的最大威胁，行动党的反殖斗争就不可能一帆风顺。”
就在行动党被李光耀人为划分为‘亲共’和‘非共’两派后，行动党面临分裂的巨大风险。一旦分裂，反殖运动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一批后来被行动党当权派称为所谓‘夺权派’，党的忠诚骨干，挺身而出，建议在花拉公园支部的中宣委会议上公开作出决定，由中委陈从今、吴文斗、中宣委委员、各支部主要负责人，择日集合到大家商定的海上渔棚（俗称‘奎笼’）作野餐式聚会，共同探讨寻求一切可行的方法，强化全党对李光耀个人信心，化解党内出现的危机。”
这个聚会，原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聚会。当时许多团体和年轻人都喜欢开展这一类的文娱活动。这种聚会，是当时进步团体为丰富年轻人的生活，聚在一起，尽情玩乐，间或谈些时事，交换看法，寓教于乐，“尽情长谈，抒发进谏，不同看法，不同意见，全可保留。”7月中旬的“奎笼聚会”，“有一个规定：必须保证不损李光耀的形象和党中央委员会团结统一为前提。”参加聚会的有两位中委吴文斗和陈从今、中宣委员和各支部主要负责人陈志成、刘波得、钟文灵（及其爱人许禄娣）、黄巩元、许荣华、陈贡元、王才安、戴秋生、段文华、陈木庭、卓中华、邢福源，另有林戴伟、吴宗泽等党外三人列席，共20余人。这次“纯属中宣委和支部要员的一次聚会”，“不作记录，不作决议，各抒己见，求同存异。”“没涉及任何秘密”。“整个奎笼聚会的事实真相是：1）奎笼聚会是人民行动党正当的公开合法的聚会，以个人身份参加，其他与会者是中宣委和各支部重要成员，这是一次野餐式的联谊商讨会。
2）这些与会者都在党的各支部担任重要职位，大家在不同岗位上，都有密切的工作联系，是在党内参加公开合法活动的同志。将一些公开活动的党中宣委及支部负责人当作马共高级领导，真是愚不可及；说到秘密，再秘密也不及李光耀与马共全权代表方壮璧的秘密会面。
3）参加聚会的人，大多是抱着观赏海景（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到奎笼）和联络感情的心愿而来的。大家放松心情，抛开日常生活压力和烦恼，聚集在一起，轻轻松松共度欢乐时光，畅所欲言，并不是全部集中谈论党的事物。
4）所谓马共高级领导的重要地下秘密会议，全是子虚乌有，无稽之谈。众所周知，马共自转入地下后，一直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中。行动党中宣委和各支部负责人，来自四面八方，都是光明磊落、公开参加活动的反殖者，任谁也不会、也不敢公开自己是马共人员的身份。
5）要在党内搞夺权活动的人，也决不会在公开的聚会上暴露自己。略有常识的人，也不会蠢到把反对行动党的某方人士请到聚会上来。任谁也不会愿意当如此笨拙的傻瓜。
6）三名极左人士是活跃于工运和学运的积极分子，不是人民行动党的党员。他们是以个人身份被邀列席奎笼聚会，不可能在行动党内起作用。况且在会前已明确说明：商讨会只征求意见，不作记录，不作决议。”
像这样极为普通和普遍的文娱活动，“却有人蓄意把它神秘化，硬说是共产党地下秘密会议，是一次有组织、有阴谋和有策划的‘夺权’活动。”这无疑是一种最廉价的欺骗。就如 1961年7月间林清祥等左派领袖到英国驻新加坡专员公署拜访谢尔克（Lord Slkirk）最高专员一样，是基于李光耀要“‘放弃政权’，‘收回安全保护伞，让英国人收拾左派’”，以及“马来西亚计划是为解决‘新加坡有太多华人、太多左派’的问题，左派领导人当然想知道英国人的态度，‘是否英国政府只容许行动党执政，别的政党，如左派政党循宪法途径取得政权并尊重宪法，难道英国人就不容许？’这就是参加艾登园茶会的真正目的。”“这本就是件寻常的事，是搞政治活动，特别是遵循宪法的政治活动极其正常的合法活动。”“行动党却故弄玄虚，说是项‘密谈’，是什么‘左派领导人上了英国人的当’”（ 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林清祥遗稿》）“多年后李光耀指名道姓，说当他还在伦敦谈判时，‘林清如带工会代表向杜进才施加压力，要他指示（李光耀）在伦敦采取更强硬立场，同时要求新加坡提早重新大选，把林有福拉下来。’他更把马绍尔对他的挑战与辞职，加罪于我和詹密星。”而事实是林清如并“没有见过杜进才、詹密星或马绍尔。”（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1987年5月21日的所谓“光谱行动”，污蔑张素兰等人进行“马克思主义阴谋”活动的逮捕行动，都可见惯于故意歪曲真相，捕风捉影，是李光耀的一贯伎俩。
行动党第四届中委会议召开复选领导职位时，李光耀撒娇，“提出不担任新一届中委会秘书长职位；接着杜进才也提出不当党主席职，并建议由知知拉惹、陈从今和吴文斗三位上届中委连同新当选中委陈世鉴、王才安和陈贡元三人，出任新的领导职位。”这突如其来的一招，“旨在公开分裂党的团结和另有所谋的大动作”，把被李光耀视为“亲共”的人物推上了风口浪尖，方便林有福傀儡政府一网打尽。“李光耀在其《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中，对我们做了极不负责任的职责，诬指我们是亲共分子，又说：‘据王邦文报告，他（指王）的一个支部的秘书告诉他，’亲共分子计划夺取中央执行委员会12个席位当中的8席，又说这是‘冒险主义’，是‘左倾幼稚病’，并准备跟亲共分子斗一斗。”这一报告，使李光耀“大发雷霆，表示决定与‘亲共’分子划清界限。”
果不其然，仅担任新中常委仅十多天，“一场蓄谋已久的大镇压行动，由英殖民统治者及其代理人林有福傀儡政权”密谋策划，1957年8月22日早上按“黑名单”展开了大逮捕，包括5名新中常委共34人被捕。“林有福傀儡政权对左翼人士（包括刚中选的5名党中央委员）的大逮捕行动，照理是应该遭严厉谴责的。但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谁知道他们（指被捕的当选中委等左翼人士）却因左倾冒险主义的愚蠢行为而达到一个教训。”
中央领导处于真空状态时，李光耀“迅速重组和修改党内建制。没有被捕的支部干部和党员，全部进行整编，分为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在整编过程中，有不少忠贞党员，被清除出党。”李光耀真是一个杰出的玩弄权术的高手，善于借刀杀人。1963年2月2日的大逮捕，也是采用这一策略，借助吉隆坡政权把左翼领袖和干部一网打尽。
看来，李光耀对付被他视为“亲共”的左翼，早就阴谋铲除。李光耀把党内正常的不同意见，人为划分为“亲共”和“非共”两派，将所谓“亲共派”指为“夺权派”，以“突出党内矛盾，为英殖民统治者和林有福傀儡政权向左翼“亲共’开刀，提供方便之门。”其实质目的，“以‘夺权’为借口，清除党内持不同政见的忠实者，分裂党的统一组合，建立和强化对党的权威性控制。”只是创党初期，李光耀等受奴化教育的精英没有群众基础，不得不借助共产党和左翼的力量，装扮成“容共”的姿态，拉拢分化左翼队伍。一朝掌握实权，反共的真面目就全暴露出来了。所以，本书作者陈贡元对李光耀思想的演变过程作了如下总结：
一、 不认同共产主义——本质上是反共；
二、 为反殖需要——不亲共，不反共；
三、 对共产党人的奉献精神——沉默地赞赏；
四、 对反殖运动的强大声势——恐共；
五、 受镇压行动冲击——非共；
六、 权力在握。为了与左派划清界限——反共，清共。
其实，从《李光耀回忆录》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李光耀对他所谓的“亲共”分子和共产党人早就极端厌恶与仇视：
“但是问题还没结束。亲共分子完全不支持我，也不关心我的竞选命运，我从中得到了重要的教训。说华语和方言的左翼工会和华校中学生集中一切力量，到武吉知马和花拉公园协助林清祥和蒂凡那，完全不帮我和其他候选人。有了这次的经验，如果我过去对他们听谁的命令还有怀疑的话，现在疑云全消了。我们只是为了双方的方便才组成统一战线。他们要他们的两个人当选，我只是因为掩护了他们，才对他们有用。我绝不会忘记这件事。”
“最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人们激动起来的课题，是华族文化以及需要通过华校来维护华族传统。这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问题，是不折不扣的沙文主义。”
“人民抗日军占领了马来亚内地一些小镇，下令当地人筑起拱门欢迎他们，把他们当作抗日战争的真正胜利者。他们在当地掌了权。幸好他们没在新加坡这样做，但也制造了大混乱。他们身穿形形色色的卡其布制服，头戴模仿中国八路军的布帽，在胜利的时刻显得飞扬跋扈，强行征用房地产。他们成立人民法庭，立即处置各族敌奸。在一次事件中，20名华族探员被逮捕，塞进猪笼等候审讯。”
“抗日军以商人过去跟敌人勾结为由，向他们勒索敲诈。许多显要人物被迫向人民抗日军大量捐献，以便赎罪。年轻的流氓利用抗日军的证件，在市区公开敲诈勒索曾经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来势汹汹，加上私会党党徒借机声称他们也曾参与抗日，在这种情形下，英国部队根本无法恢复法律和秩序，局面
一片混乱。幸好因交通不方便，大多数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局限于在马来亚活动。那是他们以前的活动地盘，所以他们在那里较能发挥影响力。”
李光耀没有孙中山和苏卡诺的胸襟，因为他心里装的东西太过于利己了，阴暗得很，见不得一点儿阳光。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左派，总是不断制造热点，制造热点的目的就是掌握主动权，不断挖掘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的历史，加以歪曲，或无中生有，或加以妖魔化。只要带有少许共产党色彩的东西，就是残酷打击的对象。“共产党”、“亲共”、“颠覆”、“推翻政府”、“统一战线”、“暴力革命”，成了非常合适的抓手，扭住不放，成为镇压共产党和左派的口实，这是李光耀时代的显著特征。李光耀善于把自己的冷漠自私化身为正义的形象，却常常掩饰不住内心深处利己主义的本质，没有包容心态，凡被认为冒犯他权威的人，睚眦必报，统统不放过。“我绝不会忘记这件事“（《李光耀回忆录》）这不是政治家的语言，而是市井小民，贩夫走卒的口吻，是利己思想、威权主义的顽强表现。从他对肩负民族解放重任，付出巨大牺牲的共产党人和为反殖运动做出无私奉献和牺牲的左翼人士的厌恶、排斥和镇压，以及对待对他的政策提出不同意见的人罗织罪名，加以排斥和迫害，从不放过，可见他是一个为了私己原因，可以不顾大局，心胸极其狭隘，权利欲极强的枭雄，再加上掌权后，就挥起屠刀对民族语文展开无情的砍杀，提倡英文至上等等政策，在在说明李光耀绝不是民族主义者。
李光耀的确很聪明，很有智慧。在需要共产党人和左派时，表现得很“亲共”，在议会里，在法庭上，为受到无理迫害的人仗义执言，表显得无比英勇；在英殖民统治者血腥镇压共产党人和左派的时候，就赶忙发表讲话和采取行动，表明自己是“非共”，甚至“反共”，切割得干干净净，巧妙地游走于英殖民主义者、林有福傀儡政府、共产党人和左派之间；穿梭于伦敦、吉隆坡和亚非拉不解盟国之间，还秘密派人往返于北京、香港之间，得心应手，应付自如。李光耀深谙男人再优秀，没女人也生不出孩子，合作是很重要的道理。从李光耀学生时代和从政的经历来看，其智商最少也在145以上。在对待和他一起在反殖运动中并肩作战，坚决地拥李派，被无理驱逐的战友，提出极为苛刻的、有损个人尊严和人格的条件，才允许这些人回返新加坡，彻底暴露了他的冷酷与无情。至于对待政治犯，就像日寇和英帝一样，砍下人头，高挂示众。李光耀不敢砍下人头，就把政治犯的头像刊登在报章上示众，加以羞辱。因此，在政治和人伦道德方面，李光耀就无法让人恭维了。伟大诗人但丁曾经说：“道德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
除了李光耀本人在歪曲、诬蔑历史和左派，一些吹鼓手也在他们的书里靠谎言混饭吃，无耻地以各种各样牵强附会的理由为李光耀的自私大力辩解，以此彰显自己的存在感，洋洋得意。他们就像天平一样，谁给多一点，就偏向谁。比如为了纪念人民行动党创立50周年撰写一本党史，《海峡时报》高级撰稿员梁荣锦专程到港澳采访陈贡元和王才安，表示要探求历史真相，编写一本“客观和全面”的党史，这本“党史”就是《白衣人》。在《白衣人》里，所谓“客观和全面”竟是“老调重弹，刻意为行动党第四届中委会选举制造无的放矢的恶意中伤，说什么‘李光耀感慨当年太傻’，左派‘骑劫’党员投票通知书’，什么‘奎笼密谋倒李’等等”，以所谓“探求、还原历史真相”为幌子，具有较大的欺骗性，完全无视亲自采访当事人的叙说，还原历史真相。
另一个文人钟文灵的《田流回忆录》在谈到五十年代反殖斗争的片断史料时，对“奎笼聚会”和行动党第四届中委会选举“夺权”等事件的撰写和评述，“内容不实、评述不公、观点错误，充满误导性。” 这类文人与李光耀沆瀣一气，妖魔化左翼力量，否定左翼反殖的功绩，为李光耀版的“反殖历史”涂上浓厚的一笔。这使得当事人陈贡元愤慨得按捺不住沉默，在耄耋之年毅然完成本书《1957年人民行动党奎笼聚会所谓“夺权”真相》一书，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本书还值得一读的是作者笔下的曹煜英。曹煜英，原名曹素云，一个穷木匠，读书不多，后来官至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赞他为“勇敢忠实的党员”。事实是，在1956年10月27日林有福傀儡政府镇压反殖运动领袖和骨干时，曹煜英“吓得往住家后面荒芜的黄梨山上躲不敢出门”，“明哲保身，不涉支部”，就像“风雨来临蚁上树，大船将沉鼠先逃”。1957年8月22日反殖运动再次遭受镇压，曹煜英等来了机会，耍弄手段，走上了议会舞台。当官后的曹玉英，就像川剧的变脸一样，瞬间换了另一副面孔，对过去帮助过的人，视如陌路。当陈贡元收到友人寄来的人民行动党25周年纪念党刊时，看到“内有一篇时任环境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曹煜英署名的万字长文《党早期活动的回顾》，党刊内附有一张小纸条，写着 ‘可耻谎言’ 四个字。”陈贡元一看该文，“文章段落凌乱，内容荒唐透顶”。当陈贡元回新加坡探亲访友时，林清祥请陈贡元吃饭，谈到曹煜英的这篇文章中提到的社阵秘书长林清祥要用20多万元收买他时，林清祥笑着问：“你看我是否有这么多钱？他是不是那么值钱、那么重要？”两人相对而笑。当官前那么老实吧唧的人，当官后却突然官相毕露? 竟然使出吃奶的力气，无中生有，造谣中伤，肆意毁损人民最敬爱的反殖领袖林清祥? 这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又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 还真是“是乌骨鸡洗不白，不是乌骨鸡墨染不黑”。而李光耀收罗的是什么人才？鱼找鱼来虾找虾，乌龟专找臭王八！
李光耀玩弄的把戏，《白衣人》的涂脂抹粉，《田流回忆录》的不实不公，不过几个石子，在万花筒里摇来摇去，斑驳陆离，只能眯人双眼，让不知真相的人糊涂而已，岂有他哉？他们不知“理想”、“原则”为何物。就像偷儿看别人都不干净，婊子看别人都不正经，惹人喷饭罢了。
新加坡左翼反殖民主义的历史，和新加坡取得独立的历史密不可分。历史事实说明，左翼尽管遭到英殖民主义者、林有福傀儡政府和行动党政权的残酷镇压，但是左翼给新加坡人民带来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是巨大的。左翼人士以他们一生的奋斗，牺牲自由，甚至生命，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将自己的利益与国家的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这就是历史事实，是伟大战士与凡人、小人的根本区别。在这一点上，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否定了左翼反殖功绩，就会从根本上损害国家、民族、人民的根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必须要尊重历史，全面掌握历史真相，了解反殖战士精神之高尚，而不能表面上根据历史却又扭曲历史事实，穿凿附会甚至添油加醋往当权者脸上涂脂抹粉，更不能根据个人对当权者的浮泛散乱之理解和印象，来撰写只追求“唯上”的所谓“客观和全面”的史实与回忆录。在光怪陆离的世相前，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需要把持的是人性和良知，真正的智慧和美德才能紧随其后。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过往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可贵的是历史真相忘记不了，可怕的是对历史的有意歪曲，可恨的是对反殖战士的故意诋毁和诬蔑。应该清楚知道，今人的成就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取得的，不是什么“巨人”创造的。作为政治人物，作为知识分子，作为有良知的人，应该知道历史有清晰的来路。历史的发展是延续的，每一个时期都不是孤立的片段，历史也是民族统一和历史文化基因的基础。否定反殖是没道理的，质疑反殖战士是从来站不住脚的，丢掉反殖精神是很不道德的，污蔑反殖战士是要接受惩罚的。人民被骗得了一时，但历史是不会被欺骗的。再曲折的道路，终究都会走向远方，历史是不会收敛在李光耀的利己目标之上的。李光耀能够贵为总理，正所谓“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呢。
中国古人很强调内圣外王。内圣，是指修养的高度；外王，说的是人的社会功用。只有具备最高精神成就的人，才最适合为王。李光耀有积极的社会功用，道德修养却极为欠缺，不足以服众。伟大不伟大，实践来说话。官僚体系里面，凡是有人篡改历史，都会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这种一方历经半个世纪的沉默被《1957年人民行动党奎笼聚会所谓“夺权”真相》打破了。真相和事实不可能因为一些人的无知和癔想而产生任何改变。真相不需要向无知和偏见妥协，有些人非要坚持无知，非要坚持偏见，那就随他去吧。
反殖运动对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独立、自由和人民的切身利益，意义非常巨大，反殖战士的无私奋斗和牺牲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绝不容许任何人污蔑!
历史不会闭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