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博托莫尔 · 2015-09-14 · 来源：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
在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无阶级社会特征的讨论中，“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已基本失去意义，而且看来也太简单化了。发展到这样一种社会，可能要经过许多阶段，当前还不能预见，而且也许要经历许多挫折和反复。
【破土编者按】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社会主义是一种主张平等分配的经济体系，但共产主义则被视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对于社会主义，我们颇多争论——这表明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现实，但对于共产主义，它似乎只剩下这样的功能：被一些意见人士理所当然地当做狂热理想主义的罪证，并以这种嘲讽来装饰自己的理性客观中立和成熟。然而，正如齐泽克所说，最大的幻想并非是共产主义，而是幻想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能万世永系。在冷战结束以后，甚至更早，在冷战开始以后，我们就失去了对另一个社会的想象力。纵然当代科技的日新月异的的发展已经彻底重塑了我们的生活、交往方式，但我们却越来越难去构想另一种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经济体系;这是一个生产力给未来社会打开无数可能的时代，也是一个政治想象最为贫乏的时代——因为共产主义和乌托邦已经被宣判为一种禁忌。虽然大多数人甚至未尝明白共产主义是什么，但他们就那样人云亦云地独立思考着，禁忌着，理性着，成熟着。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谩骂的，这就是就是当代意识形态运作的结果。为了破除这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遮蔽，破土将会编发一系列文章，讲述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本文以简明扼要的篇幅，介绍了共产主义作为政治运动和未来社会形态的两种含义，它也述及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社运史中和经典作家那里的不同含义。
共产主义一词源于1830年中期的巴黎秘密革命团体。马克思是在两种不同而又联系的意义上来谈共产主义的：一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的实际政治运动，另一是作为工人阶级通过其斗争要实现的一种社会形态。
就第一种意义而言，在19世纪后半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术语一般是作为描述工人阶级运动的同义语使用的，虽然前者用得更为广泛。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遵循上述用法的，甚至对某些社会主义政党特别是德国和奥地利的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所采用的“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也投有提出强烈的反对。虽然恩格斯在1894年表示过某些保留。当时，恩格斯说虽然“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但“对一个其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一的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女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前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政党”来说，却是不确切的。只是在1917年之后，随着第三(共产主义)国际的建立以及共产主义政党由于与其它工人政党发生激烈冲突而导致了分裂，共产主义一词才再一次取得类似于19世纪中期前后所具有的那种独特的含义。当时，共产主义一词，作为旨在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的一种革命形式，与作为一种只是比较平和的、渐进改革的立宪运动的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后来，特别是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共产主义才逐渐又有了进一步的含义：独裁主义政党所领导的运动，在这些政党中，禁止公开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或政治战略，这一运动的特点是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在不同程度上都要服从苏联共产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才被看作是20世纪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运动，但它不仅受到马克思主义反对者们的广泛的研究和批判(这是很自然的)，而且也受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广泛研究和批判。随着斯大林的去世，共产主义运动便走历史下坡路了。在西欧，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则导致并表现为欧洲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虽然强调历史上形成的西方民主制度的价值，强调与社会民主主义实行暂时的和睦相处，但看来却标念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这个阶段中作为政治趋势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明显分离可能会再一次缩小或趋于消失。
第二种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即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在其早期和后期著作的许多地方都进行过探讨，然而这种探讨只是一般性的，因为他不想“为未来的饭店”开“(实征主义的)食谱”。在《经济学哲学收稿》(第三稿)中，马克想写道：“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杜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后来他和恩格斯又赋予这一概念以一种更确切的社会学含义，把消灭阶级和分工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把早期部落社会——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区分或广泛分工的部落社会——看作是原始共产主义。在后来的著作中，马克思强调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就在于它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社会”，在《资木论》第3卷中，他论证说经济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创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只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才把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刚从资本生义脱胎出的早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个人将按劳取酬并购买消费资料(即存在着交换);二是高级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每个人将尽有己的所能为社会作出贡献，并根据自己的需要从共同的财富中领取自己的一份。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才把这两个阶段表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使之流行起来(不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早在1908年就提出这种用法了)。尽管苏联和东欧其它国家的官方迄今仍提这两个阶段，但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今天讨论的焦点。今天讨论的焦点，主要与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实际生活经验所提出的两个问题有关：一是市场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作用，或更确切地说，随着逐渐引进市场关系，“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挤”所起的有效作用看来是：既可以通过合理地配置生产资金和合理地进行分配而收到更大的经济效益，又可以把决策权真正下放给“自我管理的”各种国营企业和私营的小规模的企业。然而，这应当放到这样一个背景下去考察，非市场机制仍不断以广泛社会服务的形式调配着很大部分国民生产总值，尽管目前这也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特征。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马克思关于人的需求和组织人的劳动以满足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的需求的观点;这虽然为马克思主义设想未来的社会制度提供了模糊的背景，但直到近年来人们却很少以一种明确的方式加以研究，涉及到社会主义的实际间题也是如此。马克思自己概念中存在某些矛盾之处。在《大纲》中，他认为克服了劳动的异化(其外在施加的特性)，劳动就成为一种重要需要的吸引人的劳动，因为“所有的劳动基本上都成了脑力劳动即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的领域”;但在《资本论》(第3卷)中说，异化虽然终止了，而劳动并投有成为吸引人的劳动，因为“物质生产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真正的自由王国”只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即在闲暇时间中开始。因此，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社会中依然存在着劳动的义务(即强制性的义务)。赫勒尔论证说，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即在这种社会中将出现一种新的“需求结构”，日常生活将不是围绕生产性劳动和物质消费展开，而是围绕作为人本身的目的并成了第一需要的那些活动和人的关系来进行。但是，赫勒尔一方面承认应当探讨下述巨大困难，确定生产领域中的“真正社会需求”和确保每一个人对如何决定生产能力有发言权(如果共产主义社会，象预期的那样，被设想为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那末需要决定的数目就会大得非常惊人)，另一方面，她也承认马克思关于新的需求的想法虽带有空想性，但却非常丰富，因为它们确立了一种与衡量当代生活质量标准相反的规范。
在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无阶级社会特征的讨论中，“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已基本失去意义，而且看来也太简单化了。发展到这样一种社会，可能要经过许多阶段，当前还不能预见，而且也许要经历许多挫折和反复。现在对大多数参与这场讨论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存制度、实践和规范作较深入的、经验的、批判的研究，发挥他们固有的潜力，去发展马克思的理想，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规范进行更严密的探讨。
——选自[英]汤姆·博托莫尔：《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陈叔平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4-108页。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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