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每日蚁论 2015年7月21日 上午 10点30分
直言不讳：就马来西亚政治现实而言，若一个政党无法处理、解决穆斯林社会的问题，就无法领导、治理这个国家。1998年时任副首相安华遭罢黜后，伊斯兰党趁势崛起，以伊斯兰论述撼动巫统，力争道德制高点；甚至在1999年大选以后，继续以在野党之势反倒过来牵动、主导舆论，逼使马哈迪领导的巫统穷于应对。
只是，如何把穆斯林社会对“形式”的追求升华为“价值”的体现，乃世纪关口的挑战。而这个老问题当时没处理好，至今依然纠缠着我们。从动摇国本的伊斯兰刑事法争议，到“衣着操守”这等生活琐碎事；从争尸体到抢孩子，从垄断“阿拉”字眼到禁止非穆斯林步入清真寺，从改教到宣教–在“伊斯兰遭围剿”的氛围中，透过权力展示出来的宗教面貌，被扭曲而变畸形了。
在人口结构中比例占少数的穆斯林社会，除了对当下不公的控诉，就只剩对未来不确定的焦虑。然而，在“伊斯兰遭围剿”的氛围中，部分穆斯林同样深受其害。权力机关以宗教之名，监控穆斯林每一寸生活空间，让人透不过气。但“被制造的外敌”无处不在，故内部容不下任何异议与反抗的空间。生硬的教条、傲慢的权力，即使不压死别人，也累坏自己。
没错，“伊刑法”是政治课题。曾经是伊党把巫统逼到墙角的武器，如今却成了巫统给伊党设计的陷阱。在自由空间相对狭隘的国度里，它沦为只看标签不看内容、只问立场不问论述的表态。而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矛盾，如今更内化为穆斯林社会里的分歧–情人节、演唱会、摸狗、空姐与韵律操选手衣着等课题，都掀起争议。
但这些课题不能永远任由政客操弄，这个社会需要找出一个方案，成熟处理彼此的差异。我们的挑战在于，当巫统与伊党扭斗到死角的时候，我们如何开辟新的出路？当穆斯林社会夹在这两股势力之间的时候，我们如何提出一套与时俱进的说法，让21世纪的马来西亚不回到过去、不停滞在当下，而勇往直前，开拓可能的未来？
安华于1998年9月2日遭开除后，一度尝试以“峇东埔宣言”为“烈火莫熄”改革运动定调。然而，伊党在1999年全国选举中大胜后，就把公正党淹没。3.08划下时代的分水岭，伊党的转型决定马来西亚政治版图的移动。如今，安华再度入狱、伊党两派共治时代终结、民联宣告破局，巫统与伊党之外的宗教论述，就显得更重要了。
在这个脉络里，近年冒起的自由传教士旺吉（Wan Ji Wan Hussin）加入人民公正党之举，起着积极的意义。公正党早期尝试推举卡立嘉化（Khalid Jaafar）等精英，但其自由主义形象过于突出，为保守穆斯林社会所排斥，甚至起不到对话作用。而尽管党内有一股ABIM（伊斯兰非政府组织）的势力，但在回应宗教议题时，显得有心无力。安华入狱前拉拢另一伊斯兰组织IKRAM（JIM的前身）的领袖Syed Ibrahim Syed Noh加盟公正党并出任宣传主任，希望加强该党在伊斯兰议题上的论述。
旺吉今年才33岁，其特别之处在于他打破了一般人对“宗教司”的刻板印象，以风趣幽默的方式，提出尖锐的观点。旺吉擅于引经据典，更能呈现不同角度的解读。他没有摆出“我就是真理”的霸道，却展现了“真理越辩越明”的自信。因此，他极力反对禁书、谴责宗教局诉诸权力打压异议，主张以事实回应事实、以论述驳斥论述、以辩论驳倒辩论。
他具有一语道破的能力，借力打力。例如，在“自由”的课题上，他说：“当有人以宗教之名合理化暴力，这不代表应该禁止宗教。同理，我们不该禁止自由，即使有人不负责任地使用它。我们需要的是让人更理解责任，让人在宗教上享受自由。”
面对“改教”问题，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穆斯林以爱情做比喻：爱人心不在了，勉强有何用？旺吉曾在一个公开场合上形容：如果改教是种病，则解药是自由。
旺吉反对封建，对王室甚为批判，且为此付出了挨控的代价。旺吉肯定是这个时代的异数，惟在本地主流穆斯林眼光里，这名年轻宗教司可能少了传统宗教司的“严肃”与“沉稳”，但这种放下身段的姿态，却深受年轻人欢迎。
公正党总秘书拉菲兹（Rafizi Ramli）宣布旺吉入党时，希望后者的加入有助该党招揽“具伊斯兰教育背景的党员”。但我认为，旺吉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即在此政治困顿期，为公正党在伊斯兰课题上注入进步的论述，引领时代潮流，重新擦亮“新政治”招牌。公正党不能只是把旺吉当成吉祥物，而是要提供平台，让他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林宏祥是新闻工作者，长期观察本地政治动态，热衷于跨语界书写、对话，希望马来西亚政治赶得及在天黑之前，冲出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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