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洲日報／風起波生‧作者：林瑞源‧《星洲日報》副執行總編輯）2015-07-11
“7億美元風暴”牽扯出許多疑團，由總檢察署、反貪會、警方及國家銀行組成的特工隊能否解答這些疑問，還是讓它們一直成為不解的謎團？
首先，首相納吉不止一次強調，他不曾把一馬發展有限公司（1MDB）的資金充作私人用途，既然如此，為何不直接起訴美國《華爾街日報》（WSJ），卻只是發出律師信要該報確認立場？
如果未曾私用26億令吉，那麼資金用在哪裡？
公正黨已表明將在近日入稟法庭，要求法庭宣判巫統及國陣在第13屆全國大選所贏得的國州議席無效，因為該黨懷疑這筆資金用來賄選。根據1954年選舉罪行法令，每一位國會候選人的競選基金不得超過20萬令吉以及州會不超過10萬令；換言之，26億令吉已超過規定總開銷的26倍。
這項猜疑讓人想起505大選，檳城所出現的幸運抽獎、派錢及免費餐會等不尋常事件，這些錢來自哪裡？金主是誰？為何過後不了了之？
其次，全國總警長卡立阿布巴卡在3月9日披露，總檢察長阿都干尼指示成立特工隊（在三四天前成立），針對1MDB的種種指控展開調查，被調查的對象包括納吉，但是他沒有說明特工隊最終向誰負責。這也就是說，當WSJ在7月3日報道有7億美元流入納吉的戶頭時，特工隊已經調查了約4個月，為何4個月調查“毫無進展”，卻率先由WSJ揭露資金流向？
其實，已有很多回，大馬的不尋常事件先由外國報章報道，比如澳洲報章《時代報》揭露瑪拉子公司在墨爾本購置公寓涉嫌貪污。大馬媒體沒有享有一定的自由，就不可能監督當權者；同樣的，大馬執法單位也必須有獨立自主的地位，才能夠維護法紀。
令人納悶的是，在WSJ引述大馬調查員的情報深入報道後，總檢察長才證實，他已經從特工隊手上獲取與1MDB有關的文件，特工隊過後也宣佈凍結6個銀行戶頭，以及到1MDB搜證，搬走大批文件。
如果WSJ獲得的文件是來自大馬調查員，為何它們不早點採取行動，並且向人民宣佈調查的進展？
國家銀行作為金融體系的監管單位，沒有理由不知道大筆資金的流動，包括從海外匯款到大馬銀行戶頭，為何國行一直對1MDB課題保持沉默？資金是通過SRC國際私人有限公司、Gandingan Mentari有限公司及Ihsan Perdana公司匯入戶頭，模式一樣，難道當局一點都不起疑？
這些疑問都是圍繞著1MDB，而且牽連極廣，包括執法與監管單位的威信和公信力，也牽扯到首相夫人羅斯瑪。外國報章都在廣泛報道，也就是說國際社會在密切關注，如果處理不當，將進一步打擊國家形象。
種種疑團的產生是因為管理和運作上的不透明，正如巴生港口自由區（PKFZ）醜聞一樣，當年國際透明組織把PKFZ事件的舞弊行徑，形容為“旋轉門”，相關人士遊走於法律邊緣。同樣的事情不時上演，“大馬旋轉門”也一直在旋轉，包括養牛公司弊案。
如果不改革體制、強化對行政機關和政府相關公司的監督、推行陽光法令（資訊自由法）以及落實問責制，現在和以後還會發生同樣的事情，當問題延伸至領導層，也預示體制開始崩潰、信任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