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哈特 A.内格里 · 2015-06-09 ·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我们需要拿走我们的果实，这就意味着对共同性——我们过去劳动的成果，以及未来的自主生产和再生产的资料——进行再占有。这就是战场。
作者简介：M.哈特，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A.内格里，法国巴黎第八大学
内容提要：在哈特和内格里看来，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昭示着一个新的秩序——帝国，这是一个至大无外的混合性宪政秩序：以美国为代表的君主制，以其他发达国家和跨国财团所代表的贵族制以及由边缘性的民族国家和非政府组织所代表的民主制。正是这三个层级构成了新的帝国秩序。身处其中的大众在面对帝国时所采取的阶级斗争形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出走日益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斗争形式。两位作者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演变切入——因为生命政治劳动日益占据霸权地位，劳动越来越具有自主性，在生产空间具备自主地进行协作和组织的能力，也就是说，具备了摆脱资本的潜能——并考察了房地产和金融中所潜藏的共同性幽灵，从而揭示出转变的可能。这种可能性在生命政治大都市中已隐约可见。当下的共同性无疑被腐化了，最具代表性的三个机构则是家庭、企业和国家。于是，如何从这些腐化的机构中出走，并夺回共同性，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关 键 词：生命政治劳动;共同性;腐化;出走
一、劳动与资本之时间开放的社会关系
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下，我们认识到，资本不应该仅仅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更应该理解为开放的社会关系。最初，资本在其内部集聚劳动力，并对劳动进行控制，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它能够构建可变资本(即雇佣劳动力)和不变资本的有机构成。但在今天，资本的有机构成出现了日益加剧的断裂，资本逐渐解体，其中可变资本(尤其是生命政治劳动力)与不变资本日益分离，当然还有与后者相伴随的统治和管控的政治力量。生命政治劳动趋向于生成其自己的社会协作形式，并自主地生产价值。事实上，生命政治生产的社会组织越具自主性，它的生产力就越高。资本若要创造一个生产循环，并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吸收劳动力，这变得越来越困难。也许，我们不应该再用“可变资本”去指涉这种劳动力，因为其与不变资本的生产性关系变得日益疏远了。
那我们应该就此宣告资本已经玩完了吗?革命已然开始了吗?或者用更为专业的术语说，可变资本已经确定无疑地从不变资本的魔爪中解放出来了吗?不。如前所述，危机并不意味着崩溃，资本的矛盾无论多么严重，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其终结，或者出现不同于资本主义统治的新秩序。事实上，资本内部的断裂和生命政治劳动所出现的自主性，呈现出了一个政治开口。我们可以用资本关系的断裂为赌注，并在生命政治劳动新出现的自主性基础上进行政治性活动。资本所给出的开放的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机遇，但是需要政治组织对其进行推进。在法国大革命前夜，当西耶斯质问第三等级的价值何在——第三等级是一切!但在政治上却一文不名!——时，他开启了新的政治和哲学论述，这种论述的基础与当下的经济形势所呈现的机遇相类似。正在成为社会生产中心的第三等级，不再愿意接受其臣属的地位，并拒绝向旧制度的统治阶级纳税。在考察生命政治生产、剥削和管控的新形式之后，我们应该发展当下阶级斗争的语言：阶级斗争的基础是什么，冲突的首要社会路线是什么，能够为组织行动所用的政治形式是什么?
让我们从基础开始。与资本相关的、新出现的生命政治劳动的自主性打开了资本的社会关系，其存在首先依赖于如下两个事实。第一个是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在经济生产中，共同性所取得的中心地位，它既是生产的基础也是生产的结果。其次是这样一个事实：劳动力的生产力日益逾越资本雇佣所设立的边界。就其潜能来说，劳动力总是逾越其与资本的关系，也就是说，与他们在工作时间的表现相比，人民有能力做得更多，生产得更多。但是在过去，生产过程，尤其是工业过程，严重地制约了逾越资本边界的潜能的实现。例如，汽车工人有着超凡的机械技能和知识，但他们的岗位是固定的：他们的潜能只能在工厂里得到实现，因此囿于与资本的关系，以及与家中车库里汽车的关系。但与此相对照的是，生命政治劳动的表现，如感受和知识天赋，创生协作与组织网络的能力，交往技能和其他能力，都不需要固定的场所。你不仅可以在工作场所，而且也可以在大街上或家里，与邻居和朋友形成关系。生命政治劳动力的能力逾越工作领域，充满整个生命。我们不用“过度”这个词来指代这种能力，因为从劳动力的角度或者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能力永远不算多。只有从资本的角度看，这才是一种过度，因为它并不生产可以被个体资本家所占有的经济价值——尽管说，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种生产并不生产那种能够在更广阔社会层面被资本所占有的经济价值，如一般说来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①。
现在我们可以提出第一个假说：生命政治语境下的阶级斗争采取出走(exodus)的形式。我们所谓的出走，是通过实现劳动力潜在自主性的方式，从与资本的关系中退出的过程。因此，出走不是拒绝生命政治劳动力的生产力，而是拒绝资本对生产能力所日益强加的制约因素。这是生产能力的表现，通过穿越资本社会关系的豁口，而逾越与资本所结成的关系。作为第一个概括，我们可以将阶级斗争的这种形式视为一种黑奴逃亡。正如奴隶集体逃脱奴隶制的锁链，并构建自治的共同体和逃奴堡②，生命政治劳动力从其与资本所形成关系中退出，也必须发现并建构可以让他们的生产能力得到实现的新的社会关系，新的生命形式。但是与黑奴逃亡不同，这种出走并不必然意味着走向别处。我们可以寻找一种逃逸线，同时停留在原地，改造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的模式。
阶级斗争依然涉及反抗资本主义控制，并攻击资本主义权力的基础，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详细论述，但也要求从与资本的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出走。尽管在劳动关系中，对反抗的要求是直接给予工人的——工人总有说不的力量，有停止为资本提供劳动力的力量，他们颠倒生产过程的能力，总是不断呈现在他们生产的能力之中——出走的要求倒没有那么明确。只有建基于共同性——既能够进入共同性，也能够利用共同性——出走才有其可能，而资本主义社会似乎想要通过对生产资料甚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私有化，来消除或者遮蔽共同性。在考察政治组织的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更为充分地考察当今社会已然存在的可资利用的共同性。
二、共同性的幽灵
共同性的幽灵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尽管是以被遮蔽、神秘化的形式出现。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存在敌对心理，资本却不能没有共同性，在当下表现得尤为突出。为了追踪共同性的幽灵，我们需要注意生产性社会协作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的各种各样的抽象模式。揭示共同性的某些现存形式，就是为大众从其与资本所确立的关系中出走确立了第一步。
共同财富的一个巨大的蓄水池就是大都市。正如城市和建筑史家所解释的，现代城市的形成与产业资本的形成紧密相关。地理上对工人的集中，对资源和其他产业的接近，信息和交通系统，以及城市生活的其他特征等，都是工业生产的要素。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城市的扩张和城市空间的质量都由产业工厂及其需求、节奏以及社会组织的形式所决定。今天，我们正见证一个转变，那就是从工业城市向生命政治大都市的转变。在生命政治经济中，在生产过程与构成城市的共同性之间，存在日益强化和直接的联系。当然，城市不只是一个被建构的环境，不只由高楼大厦、街道、地铁、公园、垃圾回收系统以及交通网所构成，同时也需要文化实践、思想交流、感受网络和社会机构的动态结构。城市内所包含的共同性要素不只是生命政治生产的前提，也是这种生产的结果;城市是共同性的源头和共同性源流的入海口。
认识大都市的共同财富以及对其进行私有化所作出的尝试，主要由城市房地产经济学完成，而这门学科亟待去魅。我们要知道，地租和土地价值曾经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大难题。如果如斯密所说，劳动是一切价值之源，那么土地或者不动产的价值该怎么计算?当然，通过耕作和建设，劳动被吸纳入土地中，但这并不能充分说明不动产的价值，尤其是在城市环境中。说地租是垄断价格，这也没有回答核心问题。不动产的价值不能从内部得到说明，而只能借助外部因素得到理解。③
当然，当代不动产经济学家完全认识到，城市中一栋别墅、大楼或一片土地的价值，并不完全由财产的内部特征所决定，如建筑的质量或面积，而是同时或者首先由外部性所决定——既包括负外部性，如空气污染、交通堵塞、喧闹的邻居、高犯罪率以及周六晚上让人难以入睡的楼下迪斯科舞厅;也包括正外部性，如接近操场，活跃的当地文化关系，思想交流圈以及和平、积极的社会互动。在这些外部性中，我们可以看到共同性的幽灵。这些经济学家主要关心的是，外部性处于财产关系之外，因此抵抗市场的逻辑和交换。他们宣称，在有效的自由市场下，人们会做出理性决定，但是当“市场失灵”时，当外部性开始起作用，社会成本不再等于私人成本时，市场理性就不复存在，市场也就失效了。不可思议的是，尤其是在都市环境中，不动产的价值主要由外部性所决定。市场失灵是常态。最为正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因此殚精竭虑，去发明对这种情况进行“理性化”并对共同性进行私有化的策略，以便共同性可以被交易，并遵从市场法则，从而将污染和交通货币化，以保持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的对等，并恢复市场交换的逻辑。④
我们应该注意，外部性的关键角色，让我们能够重新思考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标准预设。如前所述，当下的政治经济学思考的不再是利润而是地租，同样，他们也不再思考(基于追加在财产上的劳动价值)“相对地租”，而是(只是基于占有之上的)“绝对地租”。在生命政治生产和城市再生产的社会循环中，与外在于自身的“共同工作”相比，追加在财产之上的工作变得日益次要，因此普遍趋势是，相对地租变得无足轻重，绝对地租日益重要。⑤
房地产中介，这些每天交易都市价值的人，他们的双脚立足大地，他们的双手贪婪地握紧他们的口袋，不需要任何复杂理论，就能理解共同性的主导角色。他们的祈祷文——“方位，方位，方位”——就是他们策略的表达，将负外部性最小化，将正外部性最大化。方位只是接近并利用共同财富的别名——不只是公园，同时还有邻里关系的质量、交流渠道、思想和文化活动等。房地产中介不需要去对外部性进行私有化，并将市场“理性化”。一旦涉及共同性，他们就非常善于从大都市及其“非理性”中盈利。
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告诉别人怎样用房地产致富，而是去追踪共同性的幽灵。房地产经济学的理论，以及房地产中介的实践都证明了，大都市如何成为共同性的巨大蓄水池，这些不仅包含物质因素，同时更为关键的，也包括或好或坏的非物质要素。但是，这些经济学家不理解的是，共同财富从何而来。从市场和资本主义组织机制的角度来看，共同性可能是外部的，但它却完全内在于生命政治生产的过程中。生产出的共同财富部分被地产投机商和金融家所剥夺、占有和私有化，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这已经成为进一步生产共同性的障碍。这个困境在都市艺术家住宅区和改造区之间的经典辩证关系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落魄潦倒的艺术家搬进便宜的住宅区，因为他们付不起更高的房租，而除了他们所生产的艺术之外，他们也生产了新的城市景观。当他们的活动让住宅区在思想文化上更加活跃、更加时尚时，财产价值提高了，以至于连艺术家都难以承受，只能迁出。最后，富人搬进来，这片住宅区慢慢地又失去了其思想文化特色，变得无聊贫瘠。虽然城市的共同财富不断为房地产市场和投机所占有和私有化，但共同性依然作为幽灵继续徘徊。⑥
金融是我们追踪共同性幽灵的另一个巨大领域。西美尔说，大都市的特质就是货币所要求的：细致的劳动分工;非个人化的相遇;时间上的共时性等。⑦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特征的核心就是抽象的力量。金融资本就是进行抽象的巨大机器，既表征又神秘化了共同性，就好像在镜子中扭曲变形一样。⑧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批判金融资本扩大了经济风险，却什么也不生产。在2008年的全球危机之后，对金融的批判变得前所未有的广泛。金融就是赌场资本主义，其批判者说，与没有任何社会功能的合法赌博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说，产业资本的用处就在于它直接介入生产过程，并通过实物生产价值，而金融资本的产品却是虚拟的，以钱生钱，始终处于抽象的形式，因此与真实价值的生产是寄生性的关系。这种批评部分正确，金融工具既用来做风险管理，也用来做投机，而生命政治经济也日益趋向非物质产品。但是他们没有抓住金融的核心本质。如果金融投机可以视为赌博，而投资者就像那些赌马的人，但正如赌马人要观察动物和赛道的状况，投资者也要通过一系列数据——有些是非常抽象的——去估算某个生产部门的未来表现。金融资本，究其本质来说，是表征共同性的精密机器，即对生产某种特定商品、商品群或其他某种资产所必要的共同关系和网络。这种表征涉及从共同性自身不可思议的抽象过程。事实上，金融产品越来越呈现出抽象和费解的形式，以至于它们不再直接指向生产，而是指向未来生产的表征或者表征的表征。金融的抽象力量让人迷惑，这就是数学模型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抽象化本身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财富的社会特征被表征。在每一级抽象水平上，金融工具都掌握更广阔的社会网络，这些网络直接或间接地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协作。换句话说，这种抽象的力量既立足于共同性，也对共同性进行神秘化。⑨
就其与资本其他形式的关系来说，金融在最近几十年中得到了大幅度的扩张。阿瑞吉将这种现象阐释为一种循环现象，与金融在19世纪末和更早些时候以英国为中心的崛起，存在着平行关系。⑩从我们的观念来看，更为重要的是，将金融的崛起与生命政治生产的出现联系起来。就生命政治劳动变得具有自主性这一点来说，金融就成为资本主义强有力的工具，去占有生产出来的共同财富，外在于这种财富并且与生产过程相脱离。从这个方面来说，金融就是货币的力量本身。西美尔写道：“货币以其纯粹的形式，代表了纯粹的交往。它让最为抽象的概念变得可以理解;它是这样一种东西，其核心意义可以超越其个体性。因此，货币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全面表达，这种关系只有在单一、具体的情况中才能得到认识，但是只有当这种单一性成为编织所有单一性的实际精神过程的体现，并且以这种方式，创造出现实时，这种关系才能真正得到理解。”(11)金融通过抽象化，在广阔的社会形式中，抓住了共同性，将其作为可以交换的价值进行呈现，对共同性进行神秘化和私有化从而创造利润。我们既不打算欢迎，也不打算谴责金融资本。我们提议将其视为考察领域，从而追踪潜藏在那里的共同性的幽灵。
我们的两个例子，房地产和金融，都昭示了抽象化与共同性之间的含混关系。在结束这个讨论之前，我们也许会通过马克思对资本力量进行抽象的方法，来说明这种含混性。抽象化对资本的运作和对资本的批判都至关重要。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出发点，就是对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所进行的分析。马克思解释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必须从木匠劳动、瓦匠劳动或纺纱劳动等具体劳动中抽象出来——不管其具体功能如何——理解为普遍的劳动。这种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就是它们所共享的共同实质，这使得它们的价值成为可以普遍通约的，并最终让货币成为一般等价物。太多的马克思的读者，都渴望从文本的开篇得出政治结论，将这些概念区分应用于政治立场：用具体劳动反对抽象劳动，用使用价值反对交换价值。但是，马克思对待抽象化的观念是不太明确的。不错，抽象劳动和交换体系是抽取剩余价值和维持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但是抽象劳动的概念——表征不同职业中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却是使得思考工人阶级成为可能的因素。没有抽象劳动，就没有工人阶级!这是资本通过追求自身利益并维护其自身核心功能的同时，创造出反对并最终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又一个例子。资本主义抽象总是依赖共同性——没有共同性就难以为继，但却可以不断地将后者神秘化。因此就有了抽象化的含混性。
三、腐化和出走
任何社会制度都依赖共同性，并且实际上通过其所利用、组织和创造的共同性而得到规定。社会制度因此成为出走筹划的核心资源。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并非共同性的所有形式都是有所裨益的。正如经济学家所说，有些外部性是积极的，有些则是消极的，共同性的某些形式，正如斯宾诺莎所说，会增强我们思考和共同行动的力量，而有些则会削弱这种力量。有益的形式是生成的发动机，而有害的形式则会传播腐化，阻碍社会交往的网络，并削弱社会生产的力量。于是出走就需要一个拣选的过程，将共同性的有利形式最大化，将有害形式最小化，也就是说，对抗腐化。当然，正如我们所见，资本通过管控和占有机制，构成了共同性腐化的一个形式，分割并将共同性进行私有化，但是共同性腐化的相对独立形式也可以在统治性的社会机构中找到。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共同性以腐化形式出现的三个最为关键的机构就是家庭、企业和国家。这三者都会动员共同性，提供通往后者的途径，但同时又制约并扭曲共同性。这些就是诸众进行拣选的场地，将有利的、生成性的共同性形式与有害的、腐化的形式区分开。
在当代社会，家庭也许是动员共同性的首要机构。事实上，对很多人来说，家庭就是首要的——如果不是独一无二的——分享集体的社会经验、进行协作性劳动的组织，表现关爱和亲密性的场所。它建基于共同性之上，同时又因为一系列强加的等级制、规约、排斥和扭曲行为，腐化了共同性。首先，家庭是性别规范的机器，不断倾轧共同性。家庭权威的父权制结构，在不同文化中虽有所不同，但基本一致。家庭内部的劳动性别分工，虽然受到批判，但依然变本加厉。家庭所规定的异性恋原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大同小异。家庭通过强加的性别等级制和性别规范而腐化了共同性，以至于任何尝试另类性别实践或者性别表达的努力都要失败，并且受到惩罚。
其次，家庭在社会想象中是亲密和团结关系的首要体现者，压制、篡夺了其他可能形式。隔代关系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家长—孩子关系的烙印(以至于老师也要像家长那样照顾他们的学生)，同代友谊则被视为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所有的另类亲缘结构，无论是否基于性别关系，都要受到禁止或被纳入家庭的统治之下。家庭模式的排斥性特征，不可避免地导致内部的等级制、性别规范和异性恋原则，这不仅是社会缺乏理解其他亲密和团结关系的表现，也是缺乏创造并实验另类社会关系和非家庭亲属结构自由的表现。(12)
第三，尽管家庭表面上在欲望和利益方面，超越个人并走向共同体，但是它却导致了自恋和个人主义的最为极端的形式。事实上，人们居然都相信，当他们为了家庭的利益而行动时，他们是出于利他主义。这实在很奇怪，因为这些行为不过是最为盲目的自我中心主义。例如，当学校的决定对他们的孩子不利，而对其他学生或共同体有利的时候，很多家长就打着德性的旗号，以他们孩子的名义无所不用其极，去进行最为凶猛的反社会抗议，这些家长都有着奇怪的自恋感，将孩子视为自己生命的延伸。那种因为家庭延续性的逻辑，而让未来利益正当化政治话语——例如我们无数次听到，某项公共政策对孩子的利益必不可少——就将共同性化约为一种投射性的个人主义，无法用更为广阔的社会视野去思考未来。(13)
最后，家庭因为成为积累和转移私有财产的核心机构，而腐化了共同性。如果没有基于家庭之上的继承法，那么私有财产的积累在每一代结束都会被打断。打倒家庭!——不过，这不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孤立的个人，而是去实现家庭所承诺、但又时刻在否定和腐化的对共同性平等与自由的参与。
企业是共同性既被生成和又被腐化的另外一种形式。总体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是这样一种巨大装置：它发展了社会协作的共同网络，同时又将其作为私人积累进行占有。当然，对许多工人来说，工作场所是他们外在于家庭，能够与其他人进行协作的唯一场所，是他们逃脱当代社会中个人主义和隔离感的唯一场所。正如马克思所说，以规划好的方式进行共同生产激发了“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14)，因此在工作场所产生了社会性和生产性交换的奖励和快乐。可以预计的是，企业鼓励工人全心全意地将他们在工作中所经历的激励和满足贡献给企业，然后他们就会有付出和忠诚的感觉。意识形态告诉我们说，对企业好，就是对每个人好。的确如此，我们不应该否认事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作的确涉及共同性，并且是以不同的程度，为社会和生产性协作提供了场所，而为劳动力底层所提供的协作就要少些。在当代社会的荒漠中，这两个机构看起来很像是共同性的绿洲。在工作场所，就像在家庭中那样，协作关系也必须听命于严格的内部等级制和外部制约。结果就是，很多试图逃脱家庭恐怖的人，误闯进了企业敞开的怀抱，而有些人则逃避企业，在家庭中寻找安慰。人们一直谈论的家庭和工作间的“平衡”，不过是在两者间选择更小的恶，在共同性的两个腐化形式之间进行选择，但是对我们社会中的很多人来说，不论如何被扭曲，这些是他们能够利用的仅有的社会空间。(15)
最后，国家也是一种共同性在其中得以组织并受到腐化的社会机构。很多人当然能够感受到归属于国家这样一个共同领域的感觉，其中包含整个人口集体性的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表达。在危机和战争期间，当国家呼吁其国民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将个人利益置于一边时，国家作为社会生活中心领域的地位就得到强化。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名的说法，国家不只意味着共同的历史，或者一系列语言和文化传统，而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其实这是组织共同性的另一种说法。我们的政治想象是多么贫乏，以至于国家成了我们唯一可以想象的共同体，表达社会团结和逃脱个人主义的唯一形式!当政治只能以国家的名义进行时，这是多么可悲!当然，在国家内，就像在家庭和企业一样，共同性要屈服于各种制约：国家在内外关系上，都受到等级制和排斥机制的规定。国家通过建构和强化“人民”这个国民身份，而进行运作，这就排斥或者压制了那些不同的身份。当然，国家及其人民，同时还有那些统合社会领域的向心机制，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可能成为解放斗争的一部分;但即便如此，如法农所说，国家和民族意识也可能是个陷阱，这只有在战争之后才能得到充分的认识。那些号召人民为了国家与人民的统一和光荣而进行斗争的宣传，在我们听来总是具有法西斯主义的意味，不论是在主导国家还是在边缘国家，我们总是能够听到，这是权威主义、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回响。这些都是在国家范围内共同性被腐化的案例。(16)
尽管有所反感，但我们还是应该记住，家庭，企业和国家关涉并动员共同性——尽管是以腐化的形式——因此为大众的出走提供了关键资源。所有这些机构提供了生产性协作的网络，开放的财富资源以及交往圈，这些既激发了共同性的欲望，同时又摧毁了后者。大众必须逃离家庭、企业和国家，但同时必须要在他们所激发的共同性承诺的基础上重新建造。记住，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下，扩大利用共同性的权限就意味着夺取生产和再生产的资料;同时这也是从资本抽身并构建诸众自主性的基础;这个出走的策略就是当下阶级斗争所采取的首要形式。
我们具有斗争意识的读者可能不会接受下面的看法：将出走视为阶级斗争，因为这没有足够的对抗。别担心。摩西很早以前就认识到，那些当权者不会让你轻易离开。更为重要的是，出走并不意味着作为赤裸的生命离开，赤身裸体，身无分文。不，我们需要拿走我们的果实，这就意味着对共同性——我们过去劳动的成果，以及未来的自主生产和再生产的资料——进行再占有。这就是战场。
(本文经授权发表，节选自《大同世界》(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Commonwealth,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第3章第2节，本书中文版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为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王行坤。)
【注释】：
①经济外部性是经济主体(包括厂商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译者注
②在巴西，最初的奴隶制时期由一小群成功逃跑的原住民们所组成的抵抗团体。——译者注
③詹姆逊在建筑和金融资本的语境下为地租提供了精彩的分析，见Fredric Jameson,”The Brick and the Balloon:Architecture,Idealism,and Land Speculation,” in The Cultural Turn: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Postmodern,1983-1998,Verso,1998,pp.162-190。
④请参考诸多文献中的一个例子，Edward Glaeser,”Market and Policy Failure in Urban Economics,” in Chile: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Development,ed.Glaeser and John R.Meyer,Harvard School of Government,2002,pp.13-26。
⑤Antonio Negri and Carlo Vercellone,”Le rapport capital/travail dans le capitalisme cognitif,” Multitudes,No.32,March 2008.
⑥关于城市空间中的共同性，见Henri Lefeh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3 vols.,trans.John Moore,Verso,1991。
⑦Georg Simmel,”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in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ed.Kurt Wolff,Free Press,1950,pp.409-424.
⑧就货币作为等价物，作为流通手段和资本的精彩分析，见Michel Aglietta,Macroeconomie financiere,La decouverte,2002; Aglietta and Andre Orlean,La monnaie:Entre violence et confiance,Odile Jacob,2002。
⑨Christian Marazzi,E il denaro va.Esodo e rivoluzione dei mercatifinanziari,Bollati Boringhieri,1998; Capital and Language:From the New Economy to the War Economy,trans.Gregory Conti,Semiotext(e),2008.
⑩Giovanni Arrighi,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Verso,1994.
(11)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3rd ed.,ed.David Frisby,trans.Tom Bottomore and David Frisby,Routledge,2004,p.129.
(12)朱迪斯·巴特勒创造性地解读安提戈涅反对克瑞翁的话，试图在异性恋规范家庭的规则之外，去思考建构另类亲缘关系的方式。参见Judith Butler,Antigone’s Claim:Kinship between,Life and Death,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 Valerie Lehr,Queer Family Values,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9。
(13)Lee Edelman,No Future:Queer Theory and the Death Drive,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
(14)此处的“animal spirits”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中并没有对应的翻译，与之有关的中文译文段落为：“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是由于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振奋他们的精力。”在这里，animal spirits被译成“精力”，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82页。——译者注
(15)关于美国平衡工作与家庭的斗争，参见Arlie Russell Hochschild,The Time Bind:When Work Becomes Home and Home Becomes Work,2nd ed.,Holt,2001; Kathi Weeks,”Hours for What We Will:Work,Family,and the Movement for Shorter Hours,” Feminist Studies 35,No.1,Spring 2009。
(16)Pheng Cheah将国家视为思想和政治的核心，是自由的场所，并为此提供了最为一贯的分析，见Pheng Cheah,Spectral Nationality:Passages of Freedom from Kant to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of Libera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 Inhuman Conditions:On Cosmopolitanism and Human Righ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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