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观察者网专栏作者，《东方早报》首席评论员
发表时间：2015-01-24 09:26:01
1月19日央视《午间新闻30分》节目播报称，在国新办在当天上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介绍：“2014年我国实际引进外资1196亿美元，同比增幅1.7%。与此同时，去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大约为1029亿美元，同比增幅14.1%。如果计入我国海外企业利润再投入，以及通过第三国或地区的合作投资的中资数量，去年我国已从资本净引进国转身为资本净输出国。”由是，2014年成为我国30余年对外开放历史中具有标杆意义的转折之年。
投资“走出去”首超“引进来”
标杆何指？按国际上的约定成俗，一个国家若实现了从资本净引进国到资本净输出国的转身，乃一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身的转折点。
一个国家若实现了从资本净引进国到资本净输出国的转身，乃一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身的转折点
1月16日，在国务院首次举行的政策吹风会上，商务部部长钟山曾略为“保守”的介绍：“2014年对外投资规模与吸收外资基本持平，按照目前发展的趋势，我国对外投资增速将继续快于吸收外资，预计很快我国对外投资会超过吸引外资，这对我国来说是个历史性的转折。”既在预料之外又在预料之中的是，钟山部长所说的“预计很快”仅事隔3天就得到了确认。
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2002年成为我国规模化对外投资元年。拿当年的对外直投数量与去年1029亿美元的直投数量作一直观对比，13年间我国对外直投数量整整增长了40倍。
2003年起，商务部联手国家外管局等每年定期发布上一年度的对外直投统计报告。2014年的对外直投报告尚待公布，援引《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有下列变化值得人们予以思考：对外直投年度总量首破千亿美元大关，连续两年位列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3年全球对外直投同比增幅仅1.4%，我国增幅22.8%；2013年我国对外存量直投资本全球排名递进两位，由第13位上升至第11位，对外直投存量资本累计达到6606.8亿美元；截止2013年底，我国共有1.53万家境内企业累计在境外开设2.54万家对外直投企业，分布于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2013年我国对拉美、大洋洲、非洲、亚洲的对外直投分别实现132.7%、51.6%、33.9%、16.7%的增长。
截至2013年底，我国对外直投已覆盖世界经济的所有行业类别，其中制造、服务、金融、采矿、批发零售等五大行业累计对外投资存量5486亿美元，占对外直投存量总额的83%；境外资产并收购已覆盖16个行业大类，2013年我国企业共实施对外直投并购收购项目424个，实际交易金额529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337.9亿美元，境外融资191.1亿美元，占36.1%；我国地方企业对外直投稳步增长，2013年，地方企业非金融类对外直投达364亿美元，截止2013年底地方企业非金融类对外直累计存量1649美元，总占比达到30.3%；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投占比达到全部对外直投的六成。
为何会误解“对外直资”
对外直投本身不是目的，赚钱包括扩大我国经济影响力、渗透力、融合力，继而提升我国在全球政经领域的话语权才是根本目的。由是，国内民众最在意的就是对外直投产生的实际经济效益和综合收益究竟几何？多年来，民众见惯了我国对外直投屡屡“偷鸡不成蚀把米”的渲染性报道，以至于许多民众误以为，我国的对外直投简直就在浪费国家的宝贵发展资源当“烧包”。
客观地讲，在我国资本“走出去”之试水初期，由于“新媳妇上轿头一回”，支付一定的学费，面临种种不适乃至遭遇困境，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时至今日，它早已不是我国对外直投的基本面，否则就无法解释短短十几年时间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投占比会从“零”增加到占全部对外直投之六成？事实的确如是，截止2013年底，我国境外企业中盈利或持平的企业占比超过八层，这一指标在全球已颇具可比性。2013年当年，我国非金融类境外直投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4268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4.5%；2013年我国境外直投企业向所在国缴纳的各种税金370亿美元，同比增长67%；2013年我国境外直投企业直接雇用外方员工96.7万人，占全部员工的49.2%。
还有一个误解有必要作一客观辨析——缘于部分媒体长期热衷于“选择性传播”，国内部分民众一直误以为，我国对外直投主要用于“掠夺“它国尤其是欠发达家国家的矿产资源。实际情形是，对外直投刚起步时，资金较多集中于海外资源开发是事实，可对外直投一路走到2014年，我国对外直投用于采矿采油的投资，已降至全部对外直投的18.8%，用于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资产的并收购渐成对外直投的主色调。眼下，仅对境外服务直投一项，去年每直投10美元，服务业直投就占到6.46美元。可见，许多根深蒂固之误解，用动态和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经不住推敲。
然而，站在“资本净输出国”的新起点上，回首我国30余年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所经历过的欣喜、艰难、困惑、成绩、教训着实令人感慨连连。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大幕，对外开放成为改革前置动力和主力推手。1979年邓小平首提“让中国过剩劳动力与国际过剩资本相结合”的引进外资政策。当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颁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截止于1991年，我国初步构建起引进外资及开办外资企业的成套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当年底，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总额799亿美元，其中对外借款是大头，占527亿美元；外商直投233亿美元，尚不到我国同期所借外债之一半，是为对外开放初始阶段。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打破政治风波造成的“沉闷”状况，利用外资在更广层面和更大范围推进。一度，笔者在基层采访招商引资状况时，有多个地方政府或政府的招商局，邀请笔者担任“招商引资牵线人”或“招商引资信息员”，并许诺只要能介绍来外商投资或项目，可按引资额的一定百分比直接提取“介绍费”。由于“介绍费”皆以地方红头文件作为发放凭据，在当时普遍被认为是“合法”的。当时在东部沿海地区，不但市与市、县与县、区与区、乡镇与乡镇在互相比拼招商引资，甚至不少行政村都由所在乡镇下达招商引资任务，对村官进行考核。此轮“全民招商”截止于1999年底，全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3799亿美元，其中我国向外借款846亿美元，外商在我国境内直投2825亿美元，是为招商引资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外商直投比第一阶段就增加了10倍还多。
在以上两个阶段，尽管利远大于弊，但也伴生出一系列后遗症。一方面全社会看到了光鲜的GDP增幅，以及持续20余年宏观经济逼近10%的超常规增长。而不易为常人所察的发展代价同样令人痛心：
一是土地资源被普遍滥用，以至于进入新世纪后，各地不得不支付不菲代价实施由“亩产量”（每亩工业用地产出）为牵引的“腾笼换鸟”新政，大量的财政资金，被用于“腾笼”过程中对原有占地企业被强制淘汰时的补贴；
二是“引进来”最初从引进港澳资金起步，由于各地片面理解“发展就是硬道理”，导致招商引资普遍采取了“装进篮子都是菜”的急功近利，港澳地区大量从日后看压根就不具备投资资质的不法中小商人，纷纷成了地方政府的“财神爷”在大陆“一夜暴富”，然后找个借口“撤资走人”。在此过程中，商业贿赂开始大行其道，社会风气加剧败坏，“坑害”了一大批大陆的干部；
三是优惠政策远远超越了民意可容忍的底线和国际惯例，从“零地价”到“五减五免”甚至发展到“七减七免”都难以填平外商的胃口，最终，当外商找借口开溜时，土地、环境、社会风气皆成了“一地鸡毛”；
四是由于许多地方政府实施辖地“全民招商”，公开推出“以票子换帽子”的官员考核标准，又致使官场风气进一步败坏，招商引资过程腐败与造假双双伴生；
五是对外商的迁就发展为不同程度之放纵，从生态环境破坏始逐步发展到对外商克扣劳工权利视而不见，引发一系列的劳资冲突；
六是有相当数量的基层干部因无法完成招商引资任务而失去正常晋升机会，进一步恶化官场生态。
以上六个方面的问题和后遗症，有许多地方迄今仍有擦不净的屁股待擦。然而，世上不付学费就赚大钱的好事是不存在的。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01年12月11日入世之后，我国对外开放进入第三阶段。从这一阶段起，我国对外开放步入“引进来”与“走出去”双轮驱动之新格局。“引进来”开始“挑挑捡捡”，“走出去”则逐步与大国战略布局相契合。过程之中，得益于“天照应加人努力”，我国“三外”（外贸、外经、外资）工作迎来四次大的历史契机：一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是2011年由前者引爆的欧债危机，三是始于“十一五”后期延续至今的我国外贸结构包括指导思想的调整，四是习大大在2013年审时度势推出的“一带一路”大战略。与第三阶段同步，我国经济总量从新世纪初年的10万亿元人民币翻倍至去年的63万亿元人民币，外汇亦积累至近4万亿美元的庞大规模。由是，体量成为我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外汇总量成为中国资本“走出去”的底气。在此过程中，我国“引进来”与“走出去”双轮驱动的“三外”发展战略之实施，正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递进。
以“资本净输出国”为新起点，我国未来十年对外开放能否顺利走好第四阶段，我们不妨继续据实观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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