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大马》2014年11月13日 下午4点30分
过去至今，恶名昭彰的大丑闻涉及大企业和大计划，如大马土著金融、国家银行外汇交易、巴贡水坝和巴生港口自由贸易区等计划，除了造成大量公帑损失，它们也缺乏监督和透明度，鲜少有人须负上责任。
许多丑闻都与政府、资深政治人物或官联公司有关，就连闻名国际的国油公司也难以幸免。
政府与政治牵扯在大型计划里面，是不是马来西亚频频发生大型丑闻的问题核心？
对此，曾经担任国油公司首任主席和财政部长的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在今年初发表的言论看来就呼应这点，并透露国油也曾受到政治干预。
“虽然（国油）是一个运作良好的专业企业，但它一直受到政治干预。当政府紧急需要钱时，国油就遭滥用，被当作扑满。从1985年起，政府依靠国油，协助建立强大的关系，以从财务危机中脱困。”
目前是巫统话望生国会议员的东姑拉沙里也列出，政府利用国油注资或拯救问题计划的例子。
“1985年，（政府用国油）25亿令吉拯救土著银行，到了1991年再挹注额外10亿令吉。1997年，国油以20亿令吉拯救了陷入财困危机的船务集团公司（Konsortium Perkapalan Bhd）。”
“国油也以60亿令吉在吉隆坡金三角兴建双峰塔，并以220亿令吉打造奢侈的布城。”
从1974年至2011年这37年间，政府从国油所获得的股息、税收、石油收益和出口税，大约是5290亿令吉。
政府涉商手法应时而变
行动党沙登国会议员王建民接受《KiniBiz》访问时表示，大马政府涉及大生意的手法，随着时间而快速变化。
“之前，政府只是颁发工程合约。现在，政府可以任意使用更多方式来影响，或涉足生意。”
他举例，政府逐渐利用很多“公私联营计划”（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来推行发展计划，而如此就不会被看成制造更多的政府债务。
“像捷运计划这种工程，就是不属于政府投资或贷款，被视为财政预算案外的计划。”
“其他例子包括，日益利用财长公司介入私人界，如一个大马发展公司涉足发电厂，日益利用官联公司推动‘朋党’计划，如通过巴生港务局推动巴生自贸区计划，还有利用政府资金投资私人股权来掌控特定领域，如国家股权公司进入教育领域和饮食业。”
投资者长期恐失去信心
“大马民众不确定要为这些丑闻付出多少代价。举例，大马政府为了从马航拯救达祖丁蓝利，共掏出多少钱？柏华惹钢铁丑闻共耗掉政府多少钱？政府的财政报告仍注明，柏华惹钢铁还有多达30亿令吉的债务仍未摊还。”
“巴生自贸区会耗掉纳税人多少钱？巴生港务局在获得低息贷款来偿还巴生自贸区债券后，目前仍拖欠政府逾30亿令吉。”
“目前和未来还有多少波及纳税人金钱的丑闻，也无法肯定。举例，若政府最终需要拯救一马公司，那将用掉多少纳税人金钱？”
王建民补充，由于这些大型计划丑闻的合约基础结构没变，因此它们在过了数十年仍持续不断发生。
“没有公开招标，没有公开辩论需求建议书。大多数是通过直接谈判完成。它仍允许首相和财政部长在颁发工程合约时滥权。”
政府软弱施政执法不彰
大马科学与工艺大学商学院院长姚金龙也认同王建民。他告诉《KiniBiz》，这些大丑闻不绝于耳，主要是因为政府施政软弱，还有执法不彰。
“对朋友‘闭一只眼’的态度，再加上‘如果我不做，其他人也会做’和‘我搔你背，你搔我背’等信念，可能鼓吹这种丑闻。”
姚金龙补充，虽然在一些例子，政府有理由利用公帑或国油等官联公司，来拯救陷入财务危机的公司，但这种做法有明显的坏处。
“坏处是，这种拯救行为将制造一种隐性担保和道德风险，一些公司知道即使失败也有政府介入打救的情况下，就会继续冒险行事。”
“另一个负面后果是延续‘软性反贪环境’，如果利益相关者被发现从事非法活动，他们期望执法当局会‘视而不见’或从宽处罚。”
大马肃贪排名跌至第53
“这个排名下滑符合丑闻爆发的趋势，由于有超过170个国家，因此目前的排名可能不太令人感到担忧。相比起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这些大丑闻微不足道。”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因为贪污问题而错失的机会，以及引发的高成本、负面效应和长远损害。投资者转向，放弃生意，国内资本出走，是贪污所造成，难以评估和发现的后果。”
“但得赞扬政府的是，反贪是7个关键绩效领域的其中一个。”
“解放”反贪会无畏查案
姚金龙认为，大马必须解开对反贪污委员会的束缚，以防止大型丑闻继续涌现。
“成立反贪会是必要条件，但显然那并不足够。它必须获得‘解放’，完全独立和无畏无私地调查贪污案件。”
“对整个社会同样重要的是，价值系统和商业奖掖，监督者和政治人物必须倾向‘好操守和廉洁会获得奖励’，而非‘只要没被抓到就继续行贿’。”
相同的，东姑拉沙里也点出，贪污是问题根源。
“政治和财富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我国的文化）倾向是抢夺更大块的馅饼，而非将馅饼做得更大。最终受害的是消费者。”
贪污代价由老百姓承担
“很多钱被白白浪费掉。我们在承担着代价。所有东西都涨价。工程和办事的成本现在太昂贵。由于太高昂，所以都转嫁给消费者。”
“底层的人必须承担额外成本。政府必须鼓起勇气迎困而上，打击贪污。这没有其他方法。”